如果我們以“裱糊匠”來作比方，裱糊匠的工作也是循序漸進的，從上房換瓦開始到更換房梁，有個漫長的過程。“裱糊”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固地基，隨時監測，尤其是不能因“裱糊”工作而掏空了地基。清末新政中，自1906年開始的政治體製改革，動作猛，幅度大，其實就是毀壞了地基，最後造成整體的坍塌。
恭親王這樣的體製內改革者，當然是有機會成功的，但需要他們隨時注意對自己要害部位的保護。恭親王在臨終前叮囑光緒皇帝小心康梁等“小人”，其實正是老成謀國之言。那種認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就需要放開放開再放開，寧右勿左的極端想法，如果不是出於天真，就是出於某種別有用心了。改革從來不應是極端語言的遊戲，執行力在其過程中至為關鍵。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為政權的最終覆滅，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僅及於當時的政權，更及於整個民族。發韌於恭親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種族的界限，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具有深遠的意義。自恭親王之後，隻要有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統治者，也會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實行類似的改革，張作霖的東北、閻錫山的山西、馬家軍的甘肅，莫不如此。
【《中國經營報》記者】你通過對恭親王及清末改革成敗的回溯，一直在強調權威性是推動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對現有利益權力格局的調整，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權威性呢？
【雪珥】改革是一種牽涉麵很廣的政治和經濟實踐，不是坐在書齋中做點沙盤遊戲就能做到的，不是在領導講話中多用幾個排比句，在中央文件中多加幾個感嘆號，就能達成的。它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調整，它既會產生受益人，但也會產生受損人。最鬱悶的是，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受益人也都在不斷抱怨，無人喝彩，改革完全可能出現這樣的結局。中國歷史上從商鞅開始，幾乎都是在大多數人群享受著改革的成果時，其倡導者卻被押上了改革的刑場，他們的作用要過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紀後才能被歷史所認同。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霧中行駛，沒有權威性資源作保障，不僅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難以落實，會被官僚體係在執行中走樣，而且在麵對激烈的利益衝突時，改革將嚴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治大國如烹小鮮”，改革者最艱難的就是把握火候。戊戌變法之所以成為一場兒戲，就是因為動機不純，而分寸又太亂。幾個年輕幹部剛剛摸到權力的邊兒，就貿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幹部的飯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幾乎整個幹部隊伍都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麵。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夠圓潤，缺乏技巧，也說明自稱“改革者”的那些人對自己的目標定位及達成途徑的盲目。恭親王臨終遺言，並非反對改革，而是提醒光緒皇帝要慎重，欲速則不達。戊戌變法失敗帶來的最大影響，不是那個兒戲般的政治體製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緒皇帝及整個中央的能力和權威受到嚴重損害。為了保住光緒的皇位，慈禧太後出麵和稀泥，並且以冊立“大阿哥”的方式，來安撫憤怒的既得利益者們，從而導致了“極左派們”的全麵回潮，一路往左飛馳，直到釀成義和團的大動亂。國家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就由戊戌的“極右”轉向庚子的“極左”，直到辛酉變法開始才回到正軌上來。但在這一大折騰中，帝國僅存的元氣即中央權威資源幾乎耗盡，從而點燃了十年後分崩離析的導火線。
如何維持和不斷增加權威資源，是對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驗。這方麵，以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為代表的學者們，有不少精彩的闡述，也在中國得到無數人的關注，當然也引起了很多爭議。我不是個政治學學者，沒有能力提供藥方，我隻是個努力回到歷史現場的“記者”，希望通過自己的發掘，給大家提供一些細節而已。
【《中國經營報》記者】以恭親王為代表的王朝勢力推動的改革一定是一種漸進模式，以清末各種勢力的博弈態勢為例，在這種漸進改革路徑中，如何不斷地化解集聚起來的風險呢？
【雪珥】有利益整蔡，就必然有利益衝突。
有的衝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幹部下崗分流，被分流的人，當然不高興了，而這恰恰是晚清改革遲遲難以涉及政治體製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動、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權、讓權，而是那些寄生在舊體製上的官僚們難以安置。精簡政府機構，這自始至終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恭親王時代不敢涉及，因為國家剛剛從內憂（太平天國動亂）外患（英法聯軍入侵及中法戰爭等）中復甦，需要一大批幹部，哪怕是貪官汙吏或不稱職者。思想觀念不一致，這比較容易解決，恭親王就常將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們，直接安排到總理衙門工作，讓他們嚐嚐當家人的感覺，其中大多數人幾乎都成了徹頭徹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衝突，那就不是“換位思考”能解決的。
恭親王一死，戊戊變法就先拿公務員開刀，結果反彈力最大到差點端掉了光緒的皇位，這可不是什麽加強對領導十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決的。直到1906年哀世凱主持幹部人事體製改革，他這麽強勢的人物，最後也隻能草草收場。實行憲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後徵詢出洋考察的載澤和端方等的意見，他們提出政治體製改革必須立即進行，因為它不僅利國、利民，而且利君，因為可以保障皇帝“世襲罔替”，但就是不利官，這是很精闢的見解。
恭親王這樣的體製內改革者，當然是有機會成功的，但需要他們隨時注意對自己要害部位的保護。恭親王在臨終前叮囑光緒皇帝小心康梁等“小人”，其實正是老成謀國之言。那種認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就需要放開放開再放開，寧右勿左的極端想法，如果不是出於天真，就是出於某種別有用心了。改革從來不應是極端語言的遊戲，執行力在其過程中至為關鍵。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為政權的最終覆滅，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僅及於當時的政權，更及於整個民族。發韌於恭親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種族的界限，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具有深遠的意義。自恭親王之後，隻要有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統治者，也會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實行類似的改革，張作霖的東北、閻錫山的山西、馬家軍的甘肅，莫不如此。
【《中國經營報》記者】你通過對恭親王及清末改革成敗的回溯，一直在強調權威性是推動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對現有利益權力格局的調整，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權威性呢？
【雪珥】改革是一種牽涉麵很廣的政治和經濟實踐，不是坐在書齋中做點沙盤遊戲就能做到的，不是在領導講話中多用幾個排比句，在中央文件中多加幾個感嘆號，就能達成的。它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調整，它既會產生受益人，但也會產生受損人。最鬱悶的是，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受益人也都在不斷抱怨，無人喝彩，改革完全可能出現這樣的結局。中國歷史上從商鞅開始，幾乎都是在大多數人群享受著改革的成果時，其倡導者卻被押上了改革的刑場，他們的作用要過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紀後才能被歷史所認同。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霧中行駛，沒有權威性資源作保障，不僅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難以落實，會被官僚體係在執行中走樣，而且在麵對激烈的利益衝突時，改革將嚴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治大國如烹小鮮”，改革者最艱難的就是把握火候。戊戌變法之所以成為一場兒戲，就是因為動機不純，而分寸又太亂。幾個年輕幹部剛剛摸到權力的邊兒，就貿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幹部的飯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幾乎整個幹部隊伍都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麵。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夠圓潤，缺乏技巧，也說明自稱“改革者”的那些人對自己的目標定位及達成途徑的盲目。恭親王臨終遺言，並非反對改革，而是提醒光緒皇帝要慎重，欲速則不達。戊戌變法失敗帶來的最大影響，不是那個兒戲般的政治體製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緒皇帝及整個中央的能力和權威受到嚴重損害。為了保住光緒的皇位，慈禧太後出麵和稀泥，並且以冊立“大阿哥”的方式，來安撫憤怒的既得利益者們，從而導致了“極左派們”的全麵回潮，一路往左飛馳，直到釀成義和團的大動亂。國家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就由戊戌的“極右”轉向庚子的“極左”，直到辛酉變法開始才回到正軌上來。但在這一大折騰中，帝國僅存的元氣即中央權威資源幾乎耗盡，從而點燃了十年後分崩離析的導火線。
如何維持和不斷增加權威資源，是對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驗。這方麵，以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為代表的學者們，有不少精彩的闡述，也在中國得到無數人的關注，當然也引起了很多爭議。我不是個政治學學者，沒有能力提供藥方，我隻是個努力回到歷史現場的“記者”，希望通過自己的發掘，給大家提供一些細節而已。
【《中國經營報》記者】以恭親王為代表的王朝勢力推動的改革一定是一種漸進模式，以清末各種勢力的博弈態勢為例，在這種漸進改革路徑中，如何不斷地化解集聚起來的風險呢？
【雪珥】有利益整蔡，就必然有利益衝突。
有的衝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幹部下崗分流，被分流的人，當然不高興了，而這恰恰是晚清改革遲遲難以涉及政治體製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動、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權、讓權，而是那些寄生在舊體製上的官僚們難以安置。精簡政府機構，這自始至終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恭親王時代不敢涉及，因為國家剛剛從內憂（太平天國動亂）外患（英法聯軍入侵及中法戰爭等）中復甦，需要一大批幹部，哪怕是貪官汙吏或不稱職者。思想觀念不一致，這比較容易解決，恭親王就常將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們，直接安排到總理衙門工作，讓他們嚐嚐當家人的感覺，其中大多數人幾乎都成了徹頭徹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衝突，那就不是“換位思考”能解決的。
恭親王一死，戊戊變法就先拿公務員開刀，結果反彈力最大到差點端掉了光緒的皇位，這可不是什麽加強對領導十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決的。直到1906年哀世凱主持幹部人事體製改革，他這麽強勢的人物，最後也隻能草草收場。實行憲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後徵詢出洋考察的載澤和端方等的意見，他們提出政治體製改革必須立即進行，因為它不僅利國、利民，而且利君，因為可以保障皇帝“世襲罔替”，但就是不利官，這是很精闢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