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巴林頓·摩爾在其名著《民主與專製的社會起源》中指出：中國近代的現代化努力之所以總是失敗，原因就在於中央政府太過軟弱，而無法製定有效的國家工業化計劃。
美國學者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中認為，如中國這般的國家，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有助於力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徵用，從而得以支持現代化的進程。而薩繆爾·亨廷頓認為，隻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才能擁有足夠的資源動員能力，克服市場機製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保證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需的政治穩定。
恭親王主導的改革，從地方上先入手，繞開更為艱難的中央改革，先易後難，這自然是一種策略上的考量。但改革實際上的成本，就是犧牲了中央集權的權威資源。
英國駐漢口領事傅磊斯曾在1901年寫信給《泰晤士報》記者莫裏循：“現在還有誰人將總理衙門蓋章的護照看得像某個總督簽署的護照那樣有效呢？你大概還記得兩廣總督曾經告訴我，總理衙門隻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實上，除了皇帝外，連軍機處也不能對一個總督下命令。在緊急情況下，像我們去年夏天見到的那樣，如果皇帝依照錯誤的奏章發下聖旨，總督也可以不服從。”
軍機大臣也公開承認：“今日之督撫，即前代之藩鎮。責任固不可不專，事權亦不可過重。”《東方雜誌》則描摹了地方坐大後中央的尷尬：“觀於吾國政府，朝發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顧也；夕下一諭曰，宜以此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詢事件，則延遲不復；提撥款項，則藉詞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請於政府，不聞為之一籌畫也；有困難之交涉於政府，不聞為之一擔任也。”
恭親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權威，但改革的結果卻是權威渙散，號令不出中南海，威儀隻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對地方的財政、組織人事，乃至軍隊的控製，這埋下了日後武昌城頭一夫作亂而江山變色的禍根……
第三十一章 改革的陽謀
【 專攻裱糊的改革，令韜晦之術成為改革者的必修課，以確保自己成為先
驅，而非先烈。恭親王就是韜光養晦、綿裏藏針的箇中高手。改革的大幕在
東亞升起，恭親王一己之陽謀及手腕，能敵得過人家一國的陽謀兼陰謀嗎？】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為大清中央的一場路線鬥爭畫上了句號：副總理級別的老幹部倭仁從馬上摔下來了，而且據說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同時還兼著工部尚書銜，一人執掌著大清國中央的宣傳、文教、建設等大權。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師。盡管他是蒙古人，卻成為（或表現得如同）一名堅定的“傳統文化”的衛道者，在內憂外患激發出來的改革聲浪中，逆流而上，抵禦著從科學技術到製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這一年（1867年），倭仁已經64歲，究競是什麽促使這樣一位老邁龍鍾的高級領導幹部，不惜自殘呢？
西學根源於中國？
這場交通事故的背後，是一場起因於“北京外國語學校”（京師同文館）擴大招生的改革大辯論，就是在這場辯論中，恭親王提出了一個雷人的論點，大大震懾了保守者們：西學根源於中國，學習西方就是學習古代中國。
幾個月前（1866年12月i1日），恭親王上奏，建議同文館在講授外文之外，添設一館，專門講授天文、算學等西方科學知識，而且擴大招生對象，從以往隻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歲的少年，改為麵向所有滿漢舉人及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這一建議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後的批準。一個月後，恭親王再度遞交了報告，建議將官方學術機構翰林院中的學者（庶吉士、編修、檢討等）納入招生對象，因為這些人“學問素優，差使較簡，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成功必易”。
成立於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是大清“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直屬機構，也是大清國首家近代化幹部學校，待遇十分優厚，遠超之後的各級各類軍校等。所有學生每月都能領取10兩月薪，而月夥食、住宿、書本文具等，一律免費，每月考試合格者獎金就高達32兩。學校還專門配了廚師，學生甚至可以隨時點菜送到寢室內。更為重要的是，根據規定，對於優秀學員，在幹部任用、提拔等方麵一律從優。這樣的待遇，對於翰林院這個清水衙門中坐冷板凳的窮幹部們來說，當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對於那些還未進入仕途的舉人們，更是充滿了現實誘惑。
但是，這一舉措卻隨即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首先提出反對的是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他高舉政治掛帥的大旗，認為“氣節”才是“自強之道”，而不是輪船和槍炮，隻要有“氣節”，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平”。他認為，科舉正途人員是政權的接班人、幹部的預備隊，關鍵是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思想道德教育，“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而完全不必去學習天文、算學之類的“機巧”，否則就是“重名利而輕氣節”。至於天文、算學，隻需將它們劃歸欽天監、工部等相關部門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
美國學者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中認為，如中國這般的國家，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有助於力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徵用，從而得以支持現代化的進程。而薩繆爾·亨廷頓認為，隻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才能擁有足夠的資源動員能力，克服市場機製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保證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需的政治穩定。
恭親王主導的改革，從地方上先入手，繞開更為艱難的中央改革，先易後難，這自然是一種策略上的考量。但改革實際上的成本，就是犧牲了中央集權的權威資源。
英國駐漢口領事傅磊斯曾在1901年寫信給《泰晤士報》記者莫裏循：“現在還有誰人將總理衙門蓋章的護照看得像某個總督簽署的護照那樣有效呢？你大概還記得兩廣總督曾經告訴我，總理衙門隻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實上，除了皇帝外，連軍機處也不能對一個總督下命令。在緊急情況下，像我們去年夏天見到的那樣，如果皇帝依照錯誤的奏章發下聖旨，總督也可以不服從。”
軍機大臣也公開承認：“今日之督撫，即前代之藩鎮。責任固不可不專，事權亦不可過重。”《東方雜誌》則描摹了地方坐大後中央的尷尬：“觀於吾國政府，朝發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顧也；夕下一諭曰，宜以此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詢事件，則延遲不復；提撥款項，則藉詞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請於政府，不聞為之一籌畫也；有困難之交涉於政府，不聞為之一擔任也。”
恭親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權威，但改革的結果卻是權威渙散，號令不出中南海，威儀隻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對地方的財政、組織人事，乃至軍隊的控製，這埋下了日後武昌城頭一夫作亂而江山變色的禍根……
第三十一章 改革的陽謀
【 專攻裱糊的改革，令韜晦之術成為改革者的必修課，以確保自己成為先
驅，而非先烈。恭親王就是韜光養晦、綿裏藏針的箇中高手。改革的大幕在
東亞升起，恭親王一己之陽謀及手腕，能敵得過人家一國的陽謀兼陰謀嗎？】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為大清中央的一場路線鬥爭畫上了句號：副總理級別的老幹部倭仁從馬上摔下來了，而且據說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同時還兼著工部尚書銜，一人執掌著大清國中央的宣傳、文教、建設等大權。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師。盡管他是蒙古人，卻成為（或表現得如同）一名堅定的“傳統文化”的衛道者，在內憂外患激發出來的改革聲浪中，逆流而上，抵禦著從科學技術到製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這一年（1867年），倭仁已經64歲，究競是什麽促使這樣一位老邁龍鍾的高級領導幹部，不惜自殘呢？
西學根源於中國？
這場交通事故的背後，是一場起因於“北京外國語學校”（京師同文館）擴大招生的改革大辯論，就是在這場辯論中，恭親王提出了一個雷人的論點，大大震懾了保守者們：西學根源於中國，學習西方就是學習古代中國。
幾個月前（1866年12月i1日），恭親王上奏，建議同文館在講授外文之外，添設一館，專門講授天文、算學等西方科學知識，而且擴大招生對象，從以往隻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歲的少年，改為麵向所有滿漢舉人及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這一建議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後的批準。一個月後，恭親王再度遞交了報告，建議將官方學術機構翰林院中的學者（庶吉士、編修、檢討等）納入招生對象，因為這些人“學問素優，差使較簡，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成功必易”。
成立於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是大清“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直屬機構，也是大清國首家近代化幹部學校，待遇十分優厚，遠超之後的各級各類軍校等。所有學生每月都能領取10兩月薪，而月夥食、住宿、書本文具等，一律免費，每月考試合格者獎金就高達32兩。學校還專門配了廚師，學生甚至可以隨時點菜送到寢室內。更為重要的是，根據規定，對於優秀學員，在幹部任用、提拔等方麵一律從優。這樣的待遇，對於翰林院這個清水衙門中坐冷板凳的窮幹部們來說，當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對於那些還未進入仕途的舉人們，更是充滿了現實誘惑。
但是，這一舉措卻隨即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首先提出反對的是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他高舉政治掛帥的大旗，認為“氣節”才是“自強之道”，而不是輪船和槍炮，隻要有“氣節”，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平”。他認為，科舉正途人員是政權的接班人、幹部的預備隊，關鍵是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思想道德教育，“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而完全不必去學習天文、算學之類的“機巧”，否則就是“重名利而輕氣節”。至於天文、算學，隻需將它們劃歸欽天監、工部等相關部門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