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一認為絕對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敵對勢力“挾以為質”，鐵路、電報也不可行，至於鑄錢、造船、軍火、練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則在日記中將這兩份建議書記載為“英夷又屢有要挾”，而北京知識界“相與談夷務，悲懷慷慨，莫能伸也”；
曾國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說：“聞洋人在京陳說多端，詞意激切，有所謂局外旁觀論者，新議略論者，呈辨尋釁，咄咄逼人。”繼而，在提交給中央的心得體會中，曾認為大清應該謝絕這種“勸告”，“如果洋人爭辯不休，盡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這等於是要中央向威妥瑪、赫德等發出“反威脅”；曾國藩最親信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記載道：“見示洋人在總理衙門所遞議論二篇，均言中國政治之不綱，不日將為萬國之役，盡情醜低，而托為友朋勸諫之語，欲中國改從其國之法，庶可自立，否則至危險之際，彼國各有難棄之事在中國（通商、傳教等），隻得自己護持，不能由中國作主。又力言欲行輪車電器諸事，中國若不聽從，彼當自行……閱之令人髮指。窺其意旨，蓋以中國撚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為此恫喝，從之則墮其計中，不從則將來起釁之端，隨時皆有。”
趙烈文對恭親王評價一向很低，這次更是認為恭親王讓地方督撫討論兩個洋人的建議是其驚慌失措的表現，他感慨道：“嗟乎！自強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設法乎？枋國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淪異域，其事不遠，如何可言！”
在這次小範圍、高規格的大討論中，呈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真正在第一線身體力行進行改革的漢臣們，卻在言辭上激烈批評這兩份力陳改革的建議書，高調地強凋自己對傳統和中央的認可；而那些對兩份建議主張寬容接納的滿臣們，則多數並非改革的先行者。從日後的歷史走勢來看，漢臣們對兩份建議的“批判”，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表態的需要，這與之後改革過程中，中央的所謂“保守派”往往以漢人居多，言辭也較滿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場利益調整，本就錯綜複雜，而漢巨們因為血統的關係，往往擔心會被扣上一個“以改革的名義反對現政權”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幟高高舉向左邊，腳步卻實實在在地踩在了右邊。這種體製內改革者的無奈，卻往往難以被時人及後人諒解。
一台“雙簧”？
洋人們並沒看錯的一點是：大清國的最大隱憂，的確是中央權威的淪喪和政權的失控。利用威妥瑪和赫德的兩份建議，組織地方督撫大討論，也是恭親王“以夷製藩”的手法：強化危機感，強調改革的緊迫性，在救亡圖存的名義下，加強政權的凝聚力建設，確切地說，要爭取將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貫徹和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
剛剛平定了太平天國動亂的大清國，勝利的喜悅並沒有維持多久，一麵是列強要求在剛剛收復的南方加快落實各項條約，另一麵是長達十年的內戰所造成的地方諸侯的實際割據。在大清國的政治棋盤上，力量過於強大的地方諸侯已經取代了太平天國，形成了列強、中央與地方的新的三角關係，“強枝弱千”成為中央必須首先解決的主要問題。那些手握重兵的諸侯們，並非沒有乘時而起、黃袍加身的機會與誘惑。
與此同時，中外關係進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在總理衙門的全力支持下，美國人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一書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貶官十年的徐繼畬，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他那曾經被冷凍的舊作《瀛寰誌略》，也獲得公費印刷出版，成為省部級官員的學習資料，美國總統還專門給徐繼畬送來了國禮。
地方諸侯們卻挾勝利之威和傳統的天下觀，對於中央業已確定的對外條約體係，實行抗拒和抵製，這實際上威脅到了以恭親王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在赫德與威妥瑪建議書中提到的一些具體事件，如廣東潮州拒絕洋人進城、貴州教案等，都不僅是“對抗列強”的“愛國”表現，也是“對抗中英”的“離心”表現。
“削藩”實際上已經成為大清中央與列強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當英國公使提交照會後，恭親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張旗鼓地強化了這兩份建議背後的英國官方色彩，拉響了警報，從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國人“製造”的危機感，發起了一場特殊的改革大討論和動員。
盡管被掛上了“批判”的標籤，赫德和威妥瑪建議中的絕大多數內容，都還是被融匯進了恭親王日後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聲譴責洋鬼子的漢臣們，則成為改革的中堅。喧天的鑼鼓聲中，赫德和威妥瑪高唱的，究竟是誰家的主旋律呢？
第十七章 華盛頓的定情信物
【 大清“右派”對華盛頓的評價令美國人大為感動：華盛頓率眾起義，堪比陳勝、吳廣；割據一方，堪比曹操、劉備；等到功成名就時，卻“不僭位號，不傳子孫”，這種“天下為公”的高風亮節，堪比堯、舜、禹……】
翁同龢則在日記中將這兩份建議書記載為“英夷又屢有要挾”，而北京知識界“相與談夷務，悲懷慷慨，莫能伸也”；
曾國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說：“聞洋人在京陳說多端，詞意激切，有所謂局外旁觀論者，新議略論者，呈辨尋釁，咄咄逼人。”繼而，在提交給中央的心得體會中，曾認為大清應該謝絕這種“勸告”，“如果洋人爭辯不休，盡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這等於是要中央向威妥瑪、赫德等發出“反威脅”；曾國藩最親信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記載道：“見示洋人在總理衙門所遞議論二篇，均言中國政治之不綱，不日將為萬國之役，盡情醜低，而托為友朋勸諫之語，欲中國改從其國之法，庶可自立，否則至危險之際，彼國各有難棄之事在中國（通商、傳教等），隻得自己護持，不能由中國作主。又力言欲行輪車電器諸事，中國若不聽從，彼當自行……閱之令人髮指。窺其意旨，蓋以中國撚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為此恫喝，從之則墮其計中，不從則將來起釁之端，隨時皆有。”
趙烈文對恭親王評價一向很低，這次更是認為恭親王讓地方督撫討論兩個洋人的建議是其驚慌失措的表現，他感慨道：“嗟乎！自強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設法乎？枋國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淪異域，其事不遠，如何可言！”
在這次小範圍、高規格的大討論中，呈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真正在第一線身體力行進行改革的漢臣們，卻在言辭上激烈批評這兩份力陳改革的建議書，高調地強凋自己對傳統和中央的認可；而那些對兩份建議主張寬容接納的滿臣們，則多數並非改革的先行者。從日後的歷史走勢來看，漢臣們對兩份建議的“批判”，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表態的需要，這與之後改革過程中，中央的所謂“保守派”往往以漢人居多，言辭也較滿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場利益調整，本就錯綜複雜，而漢巨們因為血統的關係，往往擔心會被扣上一個“以改革的名義反對現政權”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幟高高舉向左邊，腳步卻實實在在地踩在了右邊。這種體製內改革者的無奈，卻往往難以被時人及後人諒解。
一台“雙簧”？
洋人們並沒看錯的一點是：大清國的最大隱憂，的確是中央權威的淪喪和政權的失控。利用威妥瑪和赫德的兩份建議，組織地方督撫大討論，也是恭親王“以夷製藩”的手法：強化危機感，強調改革的緊迫性，在救亡圖存的名義下，加強政權的凝聚力建設，確切地說，要爭取將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貫徹和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
剛剛平定了太平天國動亂的大清國，勝利的喜悅並沒有維持多久，一麵是列強要求在剛剛收復的南方加快落實各項條約，另一麵是長達十年的內戰所造成的地方諸侯的實際割據。在大清國的政治棋盤上，力量過於強大的地方諸侯已經取代了太平天國，形成了列強、中央與地方的新的三角關係，“強枝弱千”成為中央必須首先解決的主要問題。那些手握重兵的諸侯們，並非沒有乘時而起、黃袍加身的機會與誘惑。
與此同時，中外關係進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國人赫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在總理衙門的全力支持下，美國人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一書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貶官十年的徐繼畬，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他那曾經被冷凍的舊作《瀛寰誌略》，也獲得公費印刷出版，成為省部級官員的學習資料，美國總統還專門給徐繼畬送來了國禮。
地方諸侯們卻挾勝利之威和傳統的天下觀，對於中央業已確定的對外條約體係，實行抗拒和抵製，這實際上威脅到了以恭親王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在赫德與威妥瑪建議書中提到的一些具體事件，如廣東潮州拒絕洋人進城、貴州教案等，都不僅是“對抗列強”的“愛國”表現，也是“對抗中英”的“離心”表現。
“削藩”實際上已經成為大清中央與列強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當英國公使提交照會後，恭親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張旗鼓地強化了這兩份建議背後的英國官方色彩，拉響了警報，從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國人“製造”的危機感，發起了一場特殊的改革大討論和動員。
盡管被掛上了“批判”的標籤，赫德和威妥瑪建議中的絕大多數內容，都還是被融匯進了恭親王日後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聲譴責洋鬼子的漢臣們，則成為改革的中堅。喧天的鑼鼓聲中，赫德和威妥瑪高唱的，究竟是誰家的主旋律呢？
第十七章 華盛頓的定情信物
【 大清“右派”對華盛頓的評價令美國人大為感動：華盛頓率眾起義，堪比陳勝、吳廣；割據一方，堪比曹操、劉備；等到功成名就時，卻“不僭位號，不傳子孫”，這種“天下為公”的高風亮節，堪比堯、舜、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