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外交關係，赫德指責中國官員“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試圖對抗通商、傳教自由以及條約體製，而兩度陷於戰敗（指兩次鴉片戰爭），“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服人”。“外國所請，以力可得”，如果建立條約體製，“某事當行，某事不當行，已有條約可憑，一經背約即有問故之患……茲仍貿貿而行必啟外多進一步之釁”，“無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勝之勢”。這話當然刺耳，卻是實情，正因為西方“有必勝之勢”，條約才是對作為弱者的中國的保護。他認為，中國必須與世界融合，才能逐漸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實行革新，則“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他提出中國應該信守條約，嚴格按照條約辦事，並且應與列強互派外交官，打開大門，引進外資，建設合資企業。
穩定壓倒一切
赫德畢竟是客卿，畢竟是高薪聘請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銳的建議書，恭親王隻得暫時壓著，不能報給中央，“未敢上瀆宸聰”。但恭親王對他的認真態度給予了表揚：“於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恭親王此舉，被後世不少人解釋為大清中央對改革缺乏誠信，或解釋為大清中央對“帝國主義急先鋒”的猖狂進攻十分不滿。而其時，恭親王剛剛因規勸同治皇帝減少娛樂活動，多關注本職工作，而被這位輕狂的少年天子下詔“雙開”，後經兩宮太後親自幹預才罷休。這對於自信“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恭親王，打擊是十分巨大的。他絕對不想在這個時候再轉奏一個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個更合適的時機，利用老外們的“危言”，令中央“聳聽”，從而得到振聾發聵的效果。
這個機會迅速到來。1866年3月s日，剛“進京三月有餘”的英國公使阿禮國，要求威妥瑪向總理衙門提交改革建議。這份改革建議以威妥瑪個人身份所寫，字裏行間威妥瑪都謙稱自己為“弟”，但卻通過官方的正式管道遞交，阿禮國為此還發出了外交照會。這是一個十分怪異的安排，內中大有幹坤。
盡管稱兄道弟，盡管本身學養深厚，威妥瑪卻與受到大清官場熱烈歡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兒乎很少有人喜歡他。大臣崇厚曾經說：“威妥瑪的話是不能當真的––一會這個，一會那個—今天說是，明天又說否……暴怒、憤恨、咆哮、任性而發，使我們隻好不理他。”
在這份名為《新議略論》的建議中，威妥瑪提出了與赫德的《局外旁觀淪》相似的觀點，批評中國的改革步子太慢，“緩不濟急”，如果中國無法“借法自強，改革振興”，那必然將招致列強更大的幹預。
赫德在他的建議中，隻提出違約啟釁將引發中外衝突，威妥瑪則幹脆指出，中國內部的各種腐敗現象本身，就足以對英國利益造成損害：“因中外諸務較之從前頗為膠漆之至，內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華所有諸病，亦為我國嗣後受害之漸。”“蓋中華果至終衰之時，諸國各有要務，見必受險，難免幹預保全，一國幹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各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為直接而且透徹的是，威妥瑪認為“中華日後能否保其自主”的關鍵，在於大清政府對內政的控製能力，西方本來並不想幹預中國，但如果中國內政改革再不展開，則情況就難以樂觀。
地方激烈反彈
收到了英國的正式照會，恭親王隻能向中央匯報，並將威妥瑪與赫德的兩份建議同時提交。報告中，恭親王指責這兩份建議“措詞激切”、“恫詞挾持”，“窺其立意，似目前無可尋釁，特先發此議論，以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這等於是否定了這兩份建議的任何正麵意義，而日後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親王的口氣，將這兩份文件看做是“帝國主義急先鋒”的傑作。
耐人尋味的是，恭親王同時認為，既然人家發出了言辭威脅，“若不通盤籌劃，事先圖維，恐將來設有決裂，倉卒更難籌措”。他建議中央，將這兩份充滿敏感詞的文件，下發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撫們“供批判用”，令這兩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擴大。
恭親王確定的討論主題是，“如何設法自強，使中國有備無患”。弔詭的是，各省的表態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壘清晰的兩個陣營：幾乎所有的滿族幹部，都認為這兩份報告是列強“求媚於中國”的表現，對此不必抱持敵對心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張“借法自強”，認為英國人“所言類多要求，其所論不無可采”；湖廣總督官文則認為，兩份建議“若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謬妄，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中外臣工自當隨事隨時，力圖整傷”，對西方“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而可以“推誠相與”……
而幾乎所有的漢族幹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線的實踐者，都對這兩份充滿“危詞恫嚇”、“傲慢之談”的建議，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左宗棠痛罵赫德與威妥瑪，甚至認為英國根本不值得效仿，他舉例說連英國產的來復槍都比不上廣東土產的無殼抬槍；
穩定壓倒一切
赫德畢竟是客卿，畢竟是高薪聘請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銳的建議書，恭親王隻得暫時壓著，不能報給中央，“未敢上瀆宸聰”。但恭親王對他的認真態度給予了表揚：“於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恭親王此舉，被後世不少人解釋為大清中央對改革缺乏誠信，或解釋為大清中央對“帝國主義急先鋒”的猖狂進攻十分不滿。而其時，恭親王剛剛因規勸同治皇帝減少娛樂活動，多關注本職工作，而被這位輕狂的少年天子下詔“雙開”，後經兩宮太後親自幹預才罷休。這對於自信“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恭親王，打擊是十分巨大的。他絕對不想在這個時候再轉奏一個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個更合適的時機，利用老外們的“危言”，令中央“聳聽”，從而得到振聾發聵的效果。
這個機會迅速到來。1866年3月s日，剛“進京三月有餘”的英國公使阿禮國，要求威妥瑪向總理衙門提交改革建議。這份改革建議以威妥瑪個人身份所寫，字裏行間威妥瑪都謙稱自己為“弟”，但卻通過官方的正式管道遞交，阿禮國為此還發出了外交照會。這是一個十分怪異的安排，內中大有幹坤。
盡管稱兄道弟，盡管本身學養深厚，威妥瑪卻與受到大清官場熱烈歡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兒乎很少有人喜歡他。大臣崇厚曾經說：“威妥瑪的話是不能當真的––一會這個，一會那個—今天說是，明天又說否……暴怒、憤恨、咆哮、任性而發，使我們隻好不理他。”
在這份名為《新議略論》的建議中，威妥瑪提出了與赫德的《局外旁觀淪》相似的觀點，批評中國的改革步子太慢，“緩不濟急”，如果中國無法“借法自強，改革振興”，那必然將招致列強更大的幹預。
赫德在他的建議中，隻提出違約啟釁將引發中外衝突，威妥瑪則幹脆指出，中國內部的各種腐敗現象本身，就足以對英國利益造成損害：“因中外諸務較之從前頗為膠漆之至，內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華所有諸病，亦為我國嗣後受害之漸。”“蓋中華果至終衰之時，諸國各有要務，見必受險，難免幹預保全，一國幹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各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為直接而且透徹的是，威妥瑪認為“中華日後能否保其自主”的關鍵，在於大清政府對內政的控製能力，西方本來並不想幹預中國，但如果中國內政改革再不展開，則情況就難以樂觀。
地方激烈反彈
收到了英國的正式照會，恭親王隻能向中央匯報，並將威妥瑪與赫德的兩份建議同時提交。報告中，恭親王指責這兩份建議“措詞激切”、“恫詞挾持”，“窺其立意，似目前無可尋釁，特先發此議論，以為日後藉端生事地步”。這等於是否定了這兩份建議的任何正麵意義，而日後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親王的口氣，將這兩份文件看做是“帝國主義急先鋒”的傑作。
耐人尋味的是，恭親王同時認為，既然人家發出了言辭威脅，“若不通盤籌劃，事先圖維，恐將來設有決裂，倉卒更難籌措”。他建議中央，將這兩份充滿敏感詞的文件，下發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撫們“供批判用”，令這兩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擴大。
恭親王確定的討論主題是，“如何設法自強，使中國有備無患”。弔詭的是，各省的表態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壘清晰的兩個陣營：幾乎所有的滿族幹部，都認為這兩份報告是列強“求媚於中國”的表現，對此不必抱持敵對心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張“借法自強”，認為英國人“所言類多要求，其所論不無可采”；湖廣總督官文則認為，兩份建議“若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謬妄，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中外臣工自當隨事隨時，力圖整傷”，對西方“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而可以“推誠相與”……
而幾乎所有的漢族幹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線的實踐者，都對這兩份充滿“危詞恫嚇”、“傲慢之談”的建議，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左宗棠痛罵赫德與威妥瑪，甚至認為英國根本不值得效仿，他舉例說連英國產的來復槍都比不上廣東土產的無殼抬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