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著《蔣介石評傳》，有一句好玩的話，說蔣介石「意淫大陸，手淫台灣」。什麽叫「意淫」？就是心由餘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隻好靠「想像」來獲得滿足。而「想像」越是離譜，越說明目的的荒謬可笑。
韓少功在文章中說：「我贊成過文化『尋根』，但不願意當『尋根派』；我贊成過文學『先鋒』，但不願意當『先鋒派』；我一直贊成『民主』，但總覺得『民主派』的說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贊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沒有『人文精神』，但總覺得『人文精神』如果成為口號張揚和串通糾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從不懷疑，一旦人們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別的整齊製服開始檢閱的齊步走，人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就會成為我們的盲區，這樣的派別檢閱隻能走向膚淺而危險的歷史偽造。」
這種「贊成什麽，但不願意當什麽派」的句式，本來並不說明特別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贊成穿西裝，但不願意當西裝派；我贊成數學，但不願意當數學派；我贊成性交，但不願意當性交派。不過，當你把「民主」、「人文精神」這一類詞嫁接了進來，問題就陡然變得嚴肅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成為口號張揚和串通糾合」，以至於讓他覺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據前麵韓少功的「想像」機製，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想像」一下，大約又有某個他不喜歡的人私下或公開說過關於「人文精神」之類的話讓他不受用，於是他又開始「想像」了。「想像」它「如果」成為口號和串通糾合，「想像」人們喜滋滋地穿上派別的整齊製服開始檢閱的齊步走。——這是在幹什麽？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麽？要別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隻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兩撥千斤」。不知這算是「強姦的學術」，還是「學術的強姦」，準確些應該叫做「學術的意淫」吧。
贊成文化「尋根」，但他不願意當尋根派；贊成文學「先鋒」，但他不願意當先鋒派；贊成「民主」，但他不願意當民主派；贊成共產主義，他卻當了多年的共產黨員。黨派黨派，黨難道就不是派？這樣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麽意義呢。
1998年11月9日於河溪屯子
文學的獨立與兼容
什麽是官方文學？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北京之春》，發表了記者亞衣採訪詩人貝嶺的訪談錄《為了中國獨立的文學活動》。近幾年來，貝嶺一直以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身份從事文學活動。所謂"異議作家"大致有兩類。一類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即"持不同政見者"；一類是文學上的反對派，即"持不同文見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見，又持不同文見，那也隻說明他是這兩類的綜合。前一類很好理解，中國作家與外國作家我們都能數出不少名字來。後一類則需要特別講一下，"持不同文見"當然是相對於"主流文學"而言的，在文化極權的國家，主流文學也就是官方文學。但這種說法還是很模糊，因為它並沒有界定什麽是"官方文學"。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的文學，就是官方文學嗎？--不見得。
如果我們承認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的文學就是官方文學，那我們就等於承認，包括許多異議作家在內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學"。如前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詩人帕斯捷爾那克，……等等，他們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過，豈不都成了"官方文學"？這是站不住腳的。
即使異議作家們由地下和國外出版作品，事實上差不多也總是被"官方"認可和出版了，索忍尼辛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島》，茨維塔耶娃的詩集，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生》，布羅斯基的詩，昆德拉幾乎全部的小說，都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們都不是中國或者別國的"官方文學"。用是否上過官方出版物來劃分文學的際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國這樣的文化極權國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與"非主流"文學，"官方"與"非官方"文學的分野、它們各自所占據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與排斥，是很明顯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代表官方意誌的"新時期"文學主流，前期是"傷痕文學"，後期是"改革文學"。至於其他雜色紛呈的各種文學流派，包括尋根文學、朦朧詩、新感覺派、新寫實主義、結構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之類，至少在一開始總是與主流文學、與官方提倡的"時代精神"唱著不一致的反調。它們中間的一部份，尤其是寫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學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納，但不能因此抹殺它們在文學上曾經扮演的反對派的作用，不能將它們等同於"官方文學"一棍子打死。文學與極權製度
貝嶺基本上應算作後一類，即"持不同文見"的異議作家。他參加過民主運動，也批評過民主運動，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對"官方文學"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中國獨立的文學活動"。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稱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但作為一個異議作家主要表達"異議"的方麵，仍是不同的"文見"而非政見。
貝嶺認為，他是一個從未獲得官方承認的作家。原因很簡單，他的"生活方式、美學、語言、乃至寫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極權製度對文學的毀滅。……我如何能夠同毀滅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認？"
韓少功在文章中說：「我贊成過文化『尋根』，但不願意當『尋根派』；我贊成過文學『先鋒』，但不願意當『先鋒派』；我一直贊成『民主』，但總覺得『民主派』的說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贊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沒有『人文精神』，但總覺得『人文精神』如果成為口號張揚和串通糾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從不懷疑，一旦人們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別的整齊製服開始檢閱的齊步走，人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就會成為我們的盲區，這樣的派別檢閱隻能走向膚淺而危險的歷史偽造。」
這種「贊成什麽，但不願意當什麽派」的句式，本來並不說明特別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贊成穿西裝，但不願意當西裝派；我贊成數學，但不願意當數學派；我贊成性交，但不願意當性交派。不過，當你把「民主」、「人文精神」這一類詞嫁接了進來，問題就陡然變得嚴肅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成為口號張揚和串通糾合」，以至於讓他覺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據前麵韓少功的「想像」機製，我們可以合乎情理地「想像」一下，大約又有某個他不喜歡的人私下或公開說過關於「人文精神」之類的話讓他不受用，於是他又開始「想像」了。「想像」它「如果」成為口號和串通糾合，「想像」人們喜滋滋地穿上派別的整齊製服開始檢閱的齊步走。——這是在幹什麽？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麽？要別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隻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兩撥千斤」。不知這算是「強姦的學術」，還是「學術的強姦」，準確些應該叫做「學術的意淫」吧。
贊成文化「尋根」，但他不願意當尋根派；贊成文學「先鋒」，但他不願意當先鋒派；贊成「民主」，但他不願意當民主派；贊成共產主義，他卻當了多年的共產黨員。黨派黨派，黨難道就不是派？這樣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麽意義呢。
1998年11月9日於河溪屯子
文學的獨立與兼容
什麽是官方文學？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北京之春》，發表了記者亞衣採訪詩人貝嶺的訪談錄《為了中國獨立的文學活動》。近幾年來，貝嶺一直以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身份從事文學活動。所謂"異議作家"大致有兩類。一類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即"持不同政見者"；一類是文學上的反對派，即"持不同文見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見，又持不同文見，那也隻說明他是這兩類的綜合。前一類很好理解，中國作家與外國作家我們都能數出不少名字來。後一類則需要特別講一下，"持不同文見"當然是相對於"主流文學"而言的，在文化極權的國家，主流文學也就是官方文學。但這種說法還是很模糊，因為它並沒有界定什麽是"官方文學"。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的文學，就是官方文學嗎？--不見得。
如果我們承認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的文學就是官方文學，那我們就等於承認，包括許多異議作家在內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學"。如前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詩人帕斯捷爾那克，……等等，他們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發表過，豈不都成了"官方文學"？這是站不住腳的。
即使異議作家們由地下和國外出版作品，事實上差不多也總是被"官方"認可和出版了，索忍尼辛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島》，茨維塔耶娃的詩集，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生》，布羅斯基的詩，昆德拉幾乎全部的小說，都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們都不是中國或者別國的"官方文學"。用是否上過官方出版物來劃分文學的際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國這樣的文化極權國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與"非主流"文學，"官方"與"非官方"文學的分野、它們各自所占據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與排斥，是很明顯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代表官方意誌的"新時期"文學主流，前期是"傷痕文學"，後期是"改革文學"。至於其他雜色紛呈的各種文學流派，包括尋根文學、朦朧詩、新感覺派、新寫實主義、結構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之類，至少在一開始總是與主流文學、與官方提倡的"時代精神"唱著不一致的反調。它們中間的一部份，尤其是寫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學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納，但不能因此抹殺它們在文學上曾經扮演的反對派的作用，不能將它們等同於"官方文學"一棍子打死。文學與極權製度
貝嶺基本上應算作後一類，即"持不同文見"的異議作家。他參加過民主運動，也批評過民主運動，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對"官方文學"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中國獨立的文學活動"。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稱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但作為一個異議作家主要表達"異議"的方麵，仍是不同的"文見"而非政見。
貝嶺認為，他是一個從未獲得官方承認的作家。原因很簡單，他的"生活方式、美學、語言、乃至寫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極權製度對文學的毀滅。……我如何能夠同毀滅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