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東村要西村？
達賴喇嘛可能會說﹕印度比中國好，我寧願成為印度而非成為中國一部分。這話有道理，因為他嚐到過做「中國人」的苦頭﹔不過他不會不記得，尚未做成一個印度人，印度總理尼赫魯就是怎麽對待他的﹕
「還沒有輪到我時，他似乎非常和藹，跟每個到他麵前人都能說上幾句話。然而，輪到我時，我和他握手，他卻木然不動，眼睛直視正前方，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很窘，我說了一些『能見到你，我好高興』以及『雖然西藏是個邊遠國家，但是我曾聽說過許多您的事跡』之類的話，想打破僵局。最後他終於說話了，不過卻是敷衍了事的態度。」﹙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
「起初他禮貌地聆聽﹑點頭。但是我猜想這篇感情豐富的演講對他來說是太長了。隔了一會，他顯得分心，就好象快要打瞌睡了。最後他注視我說，他了解我所說的。『但是你必須知道，』他有點不耐煩地繼續說﹕『印度不能支持你。』」﹙一九五六年，印度﹚
「到了這時候，尼赫魯變得更加生氣，『即使你已經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會承認它。』他說。我開始認為，尼赫魯把我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在我們會談的其它時間，尼赫魯捶打桌子﹕這怎麽會這樣﹖他輕蔑地一次﹑二次逼問。雖然他愈來愈像是一個恃強淩弱的人，但我仍然繼續說。最後我非常堅定地告訴他，我關切的主要有兩點﹕我決定贏得西藏的獨立，但是眼前當務之急是停止流血。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控製自己。『這是不可能﹗』他以充滿情緒的聲調對我說﹕『你說你要獨立，同時你又說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說話時，下唇憤怒地顫動著。」﹙一九五九年，印度﹚
這位新的「施主」，看來不會比前一個村的「村長」更為友善和平等。至少，無論是順治﹑慈禧，還是蔣介石﹑毛澤東，都沒有誰曾把達賴喇嘛「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那樣拍桌子打椅地和他講話。但他既已走到了這一步，隻好都接受了。幾十年來，對於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而言，最重要的對外關係還不是同中國打交道，而是十萬藏人借住棲身的印度。今年五月，印度連續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引發鄰國巴基斯坦緊跟其後進行核試驗，遭到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除了伊拉克總統薩達姆? 海珊拍來賀電，隻有達賴喇嘛公開向印度政府表示祝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反暴力爭取自由為己任﹑主張不殺生不流血的喇嘛，怎麽去讚賞鄰國試製和擁有大規模殺人武器呢﹖隻有一種解釋﹕以原則換取利益，寄人籬下，不得已而為之。
清朝直接介入西藏事務
我認為，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是「兩權」問題，一為主權問題，一為人權問題。這兩個問題常常被論者糾纏在一起，以人權強化主權問題的悲壯性，以主權強化人權問題的嚴重性。雖說都是「權」，但一個是權力，一個是權利。本文主要從歷史角度，思考西藏的主權問題。目的並非為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探討西藏不被世界各國當做一個獨立國家的原因。
國家的概念，本來就是模糊不清﹑可以這樣說又可以那樣說的。如果有誰給出一個明確定義，我們一定可以舉出一個反例來推翻它。即使是國際法理專家協會提出的報告，也隻能是含含糊糊的，如「因之可以如此主張」之類帶偏向性的說辭，從邏輯上並不反對「也可以那樣主張」。
附屬國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一般認為，宗主國隻對附屬國負有外交﹑國防的義務，無權過問附屬國的內部事務，附屬國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清朝對於西藏，顯然已經超出宗主國的權限。即以六次出兵而論，隻有第四﹑第五兩次是出於「國防」原因，其餘四次都是平定內亂，也就是直接介入西藏的內部事務。第二和第四次用兵，更是由朝廷來廢立西藏領袖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的地位也隻與駐藏大臣平等，豈有一國之元首，地位與另一國的國使平等之理﹖駐藏大臣固然不便直接對西藏僧俗事務直接插手，禮儀上還要處處表示對達賴喇嘛的尊重，但實際上其權限是相當大的，前麵提到一九○九年駐藏大臣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發生的衝突，便足以說明。這次衝突，朝廷是堅決站在駐藏大臣一邊的，導致對西藏用兵，達賴外逃並被革去名號。這都不是宗主國對一般附屬國應該擁有的權力。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宗主國常常「忘了」自己的名分，對附屬國做出侵權行為。一旦這樣，附屬國的國家地位實際上就已經開始喪失。這裏不討論宗主國的對錯﹑是否正義，隻討論附屬國憑哪些條件定位。當附屬國的主權一點點被宗主國拿完，這個國家也就不復存在。美國第五十個州的的前身夏威夷王國就是一個例子，它原為美國的保護國，一八九八年被美國吞併，一九四○年正式加入聯邦。錫金王國也是一例。清代時的西藏也是如此。
從另一角度分析，西藏疆域遼闊，天然自成一體的地理環境，單一民族，獨特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高度自治的事實，又可以看做一個完整的國家。我想西方人，在接觸到這種國家形態時，也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該怎麽對待的。1904 年英國軍隊打進西藏﹑占領了拉薩，達賴喇嘛逃亡外蒙，隻剩下尚不知情的駐藏大臣有泰前來拜訪英軍統帥榮赫鵬。榮赫鵬以戰勝國的姿態提出各項要求，遭噶廈政府拒絕。倒是駐藏大臣幫英方說話，斥責噶廈政府不妥，又奏請清政府﹙第一次﹚革去十三世達賴名號，欲迎班禪代為西藏領袖，迫使藏方與英方簽訂《拉薩條約》。但這一條約「因損害中國主權太甚」而沒有被清朝政府承認，條約規定的120 餘萬兩也由中國政府代付。為搭成協議，1906 年由清政府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後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與英方在北京簽訂第二次條約，而將前次條約作為該約的附約。
達賴喇嘛可能會說﹕印度比中國好，我寧願成為印度而非成為中國一部分。這話有道理，因為他嚐到過做「中國人」的苦頭﹔不過他不會不記得，尚未做成一個印度人，印度總理尼赫魯就是怎麽對待他的﹕
「還沒有輪到我時，他似乎非常和藹，跟每個到他麵前人都能說上幾句話。然而，輪到我時，我和他握手，他卻木然不動，眼睛直視正前方，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很窘，我說了一些『能見到你，我好高興』以及『雖然西藏是個邊遠國家，但是我曾聽說過許多您的事跡』之類的話，想打破僵局。最後他終於說話了，不過卻是敷衍了事的態度。」﹙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
「起初他禮貌地聆聽﹑點頭。但是我猜想這篇感情豐富的演講對他來說是太長了。隔了一會，他顯得分心，就好象快要打瞌睡了。最後他注視我說，他了解我所說的。『但是你必須知道，』他有點不耐煩地繼續說﹕『印度不能支持你。』」﹙一九五六年，印度﹚
「到了這時候，尼赫魯變得更加生氣，『即使你已經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會承認它。』他說。我開始認為，尼赫魯把我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在我們會談的其它時間，尼赫魯捶打桌子﹕這怎麽會這樣﹖他輕蔑地一次﹑二次逼問。雖然他愈來愈像是一個恃強淩弱的人，但我仍然繼續說。最後我非常堅定地告訴他，我關切的主要有兩點﹕我決定贏得西藏的獨立，但是眼前當務之急是停止流血。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控製自己。『這是不可能﹗』他以充滿情緒的聲調對我說﹕『你說你要獨立，同時你又說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說話時，下唇憤怒地顫動著。」﹙一九五九年，印度﹚
這位新的「施主」，看來不會比前一個村的「村長」更為友善和平等。至少，無論是順治﹑慈禧，還是蔣介石﹑毛澤東，都沒有誰曾把達賴喇嘛「當成一個需要常常叱責的年輕人」，那樣拍桌子打椅地和他講話。但他既已走到了這一步，隻好都接受了。幾十年來，對於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而言，最重要的對外關係還不是同中國打交道，而是十萬藏人借住棲身的印度。今年五月，印度連續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引發鄰國巴基斯坦緊跟其後進行核試驗，遭到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除了伊拉克總統薩達姆? 海珊拍來賀電，隻有達賴喇嘛公開向印度政府表示祝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反暴力爭取自由為己任﹑主張不殺生不流血的喇嘛，怎麽去讚賞鄰國試製和擁有大規模殺人武器呢﹖隻有一種解釋﹕以原則換取利益，寄人籬下，不得已而為之。
清朝直接介入西藏事務
我認為，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是「兩權」問題，一為主權問題，一為人權問題。這兩個問題常常被論者糾纏在一起，以人權強化主權問題的悲壯性，以主權強化人權問題的嚴重性。雖說都是「權」，但一個是權力，一個是權利。本文主要從歷史角度，思考西藏的主權問題。目的並非為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探討西藏不被世界各國當做一個獨立國家的原因。
國家的概念，本來就是模糊不清﹑可以這樣說又可以那樣說的。如果有誰給出一個明確定義，我們一定可以舉出一個反例來推翻它。即使是國際法理專家協會提出的報告，也隻能是含含糊糊的，如「因之可以如此主張」之類帶偏向性的說辭，從邏輯上並不反對「也可以那樣主張」。
附屬國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一般認為，宗主國隻對附屬國負有外交﹑國防的義務，無權過問附屬國的內部事務，附屬國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清朝對於西藏，顯然已經超出宗主國的權限。即以六次出兵而論，隻有第四﹑第五兩次是出於「國防」原因，其餘四次都是平定內亂，也就是直接介入西藏的內部事務。第二和第四次用兵，更是由朝廷來廢立西藏領袖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的地位也隻與駐藏大臣平等，豈有一國之元首，地位與另一國的國使平等之理﹖駐藏大臣固然不便直接對西藏僧俗事務直接插手，禮儀上還要處處表示對達賴喇嘛的尊重，但實際上其權限是相當大的，前麵提到一九○九年駐藏大臣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發生的衝突，便足以說明。這次衝突，朝廷是堅決站在駐藏大臣一邊的，導致對西藏用兵，達賴外逃並被革去名號。這都不是宗主國對一般附屬國應該擁有的權力。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宗主國常常「忘了」自己的名分，對附屬國做出侵權行為。一旦這樣，附屬國的國家地位實際上就已經開始喪失。這裏不討論宗主國的對錯﹑是否正義，隻討論附屬國憑哪些條件定位。當附屬國的主權一點點被宗主國拿完，這個國家也就不復存在。美國第五十個州的的前身夏威夷王國就是一個例子，它原為美國的保護國，一八九八年被美國吞併，一九四○年正式加入聯邦。錫金王國也是一例。清代時的西藏也是如此。
從另一角度分析，西藏疆域遼闊，天然自成一體的地理環境，單一民族，獨特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高度自治的事實，又可以看做一個完整的國家。我想西方人，在接觸到這種國家形態時，也是拿不定主意到底該怎麽對待的。1904 年英國軍隊打進西藏﹑占領了拉薩，達賴喇嘛逃亡外蒙，隻剩下尚不知情的駐藏大臣有泰前來拜訪英軍統帥榮赫鵬。榮赫鵬以戰勝國的姿態提出各項要求，遭噶廈政府拒絕。倒是駐藏大臣幫英方說話，斥責噶廈政府不妥，又奏請清政府﹙第一次﹚革去十三世達賴名號，欲迎班禪代為西藏領袖，迫使藏方與英方簽訂《拉薩條約》。但這一條約「因損害中國主權太甚」而沒有被清朝政府承認，條約規定的120 餘萬兩也由中國政府代付。為搭成協議，1906 年由清政府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後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與英方在北京簽訂第二次條約，而將前次條約作為該約的附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