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家世耕讀，從幼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惡食，唯以吟諷為事。當官以後，為人刻苦自勵，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與隨從人員共用瓢勺碗盞，一個鍋裏吃飯。父死歸鄉丁憂，他親自耕田砍柴，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這樣體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間疾苦。唐明宗問他治術，他說：「陛下以至德承天，當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問農事，他說：「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接著背了一首唐詩給明宗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天下君，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明宗聽得眼睛一亮，說此詩甚好，叫身邊的秘書錄下來，經常念誦自省。
對君王如此，對下麵的人如何呢？一次，一個軍士跑到衙門前指名辱罵馮道，馮道聽了說：「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請進來，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時馮道第一次為官的後唐還沒有亡，也就是說，他還從未當過貳臣、漢奸、叛徒，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當街辱罵的，那軍士多半是無理取鬧。馮道不惱，還請人家吃喝，盡歡而散，中國歷史上恐怕難得再找到幾個這樣有風度的大官了。他的賢名，外國人也佩服和敬重。後晉時他出使契丹，契丹主準備親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無親迎宰相之理」，乃罷。天子為什麽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國」的天子，郊迎「兒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兩個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國人的自豪；馮道反來反去，卻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幸。事實上，反來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馮道倒是以不變應萬變。誰來做皇帝他都歡迎，都樂於為之辦事，並以其德高望重給最高當局盡可能以善的影響，讓民眾休養生息，使動盪混亂的社會盡可能維繫一種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維繫這個民族細若遊絲的命脈。沒有人說他是英雄，他手無縛雞之力，無法鎮壓反叛的軍閥或禦敵於國門之外；他隻有等你們來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讓你們喜歡他，尊重他，把權力交給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亂中求治。老實說，這個朝那個代，這個黨那個派，對於老百姓有什麽意義呢？就老百姓而言，讓咱們過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後人怎樣評說，馮道自己是挺達觀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觀和人生態度，曾著書述其歷事五朝的經過，自命為「長樂老」：「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父為母，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
馮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馮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於河溪屯子（原載《書屋》2000年第1期）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兇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註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飢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歷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體《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姦日本少女，心裏頭又像聽到鄰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對君王如此，對下麵的人如何呢？一次，一個軍士跑到衙門前指名辱罵馮道，馮道聽了說：「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請進來，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時馮道第一次為官的後唐還沒有亡，也就是說，他還從未當過貳臣、漢奸、叛徒，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當街辱罵的，那軍士多半是無理取鬧。馮道不惱，還請人家吃喝，盡歡而散，中國歷史上恐怕難得再找到幾個這樣有風度的大官了。他的賢名，外國人也佩服和敬重。後晉時他出使契丹，契丹主準備親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無親迎宰相之理」，乃罷。天子為什麽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國」的天子，郊迎「兒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兩個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國人的自豪；馮道反來反去，卻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幸。事實上，反來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馮道倒是以不變應萬變。誰來做皇帝他都歡迎，都樂於為之辦事，並以其德高望重給最高當局盡可能以善的影響，讓民眾休養生息，使動盪混亂的社會盡可能維繫一種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維繫這個民族細若遊絲的命脈。沒有人說他是英雄，他手無縛雞之力，無法鎮壓反叛的軍閥或禦敵於國門之外；他隻有等你們來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讓你們喜歡他，尊重他，把權力交給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亂中求治。老實說，這個朝那個代，這個黨那個派，對於老百姓有什麽意義呢？就老百姓而言，讓咱們過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後人怎樣評說，馮道自己是挺達觀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觀和人生態度，曾著書述其歷事五朝的經過，自命為「長樂老」：「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父為母，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
馮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馮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於河溪屯子（原載《書屋》2000年第1期）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兇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註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飢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歷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體《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姦日本少女，心裏頭又像聽到鄰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