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人現在處於全麵的衰落中，蘇丹們麵對歐洲列強的種種要求疲於應付。列強們紛紛表態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當信奉天主教的奧地利和法國為方濟各修會贏得“最高守護者”的地位後，俄國這個在歐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興強國，開始遊說、賄賂奧斯曼人，直到他們再次為東正教得到“最高守護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濟會又搶回來，如此三次後，一場血戰在聖墓大教堂爆發了。[7]1699年，奧斯曼帝國戰敗，簽訂了《卡爾洛夫奇條約》，條約允許列強保護他們在耶路撒冷的教友——這是個異常糟糕的妥協。
這一時期，伊斯坦堡的官吏壓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總督平息了造反，並下令用死難者的頭顱裝點城牆。但當總督夷平了一個由耶路撒冷宗教領袖穆夫提掌管的村莊後，星期五的祈禱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薩清真寺對其進行了嚴厲斥責，並向起義者打開了城門。
* * *
注釋
[1] 同年，當克裏斯多福·哥倫布踏上遠航美洲的征程時，他給最熱誠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寫信說：“我向陛下建議，這項事業的所有收益用於耶路撒冷的重建。”兩位君主的兒子、皇帝查理五世繼承了他父母的十字軍東征傳統，他也是蘇萊曼的對手和名義上的耶路撒冷國王。查理五世關於發起十字軍東征、對抗耶路撒冷的談話也是蘇萊曼重建城牆的一個原因。
[2] 喬治亞人不得不將他們的聖救世主修道院賣給了方濟各會，而這僅僅是個開始。1685年，一貧如洗的喬治亞人失去了他們的大本營，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穌受難十字架上的木頭據說就是來自這所修道院，他們將修道院給了東正教會。1187年，十字軍被逐出耶路撒冷後，喬治亞女王塔瑪拉派了一位官員去裝點十字架修道院，這名官員名叫紹塔·魯斯塔韋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敘事詩《豹皮騎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兒，他的肖像也出現在修道院的壁畫上。但在2004年，正當喬治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抵達這裏開始國事訪問並進行參觀時，穿著袍子、長著白鬍子、戴著高帽子的魯斯塔韋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壞。人們懷疑是俄羅斯東正教會所為，但並無證據。塞爾維亞人在17世紀時將他們手上的最後一座修道院轉送給了希臘教友。天主教馬龍派仍在雅法門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盡管喬治亞人、天主教馬龍派和塞爾維亞人早已失去對教堂的所有權。
[3]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論的影響。1523年，一個叫大衛·盧溫尼的年輕猶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發了一場震動。他宣稱自己是一個阿拉伯王子，要帶領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錫安，但伊斯蘭的卡迪當他是瘋子，饒恕了他。隨後，盧溫尼渡海去了羅馬，教皇接見了他，但事實最終證明基督教世界沒有伊斯蘭寬容，盧溫尼於16世紀30年代初死於西班牙一個地牢中。1534年，激進的新教派別再洗禮派奪取了德國城鎮明斯特，他們宣稱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們的領袖是萊頓的約翰，一個裁縫的私生子。約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國王，大衛王的繼承人。十八個月後，這座新錫安被重新奪回，再洗禮派領袖也被處死。
[4] 在聖墓大教堂的院子裏架設火刑並不鮮見。1557年，一個叫布拉澤·朱尼珀的西西裏修士兩次私闖阿克薩清真寺，後被卡迪親手殺死——隨後屍體在聖墓大教堂前被焚燒。有個西班牙方濟各會修士在阿克薩清真寺內斥責伊斯蘭，結果在聖殿山被砍頭，後被焚屍。然而正如盧溫尼的事例所顯示的，死亡並不總是故事的結局，歐洲的基督教一點兒也不文明：16世紀，英格蘭有將近四百名犯異端罪者被燒死。
[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隨者把這看作終極的神聖的悖論——他們的沙巴泰猶太伊斯蘭教派，即東馬派（意為“叛徒”“變節者”，盡管他們自稱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薩洛尼卡的很多追隨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發揮了作用，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6] 在特蘭西瓦尼亞與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戰鬥中，愛維亞離開戰場去上廁所，不巧碰到一個埋伏的奧地利士兵，他“就勢撲倒在自己排泄的汙物上”。他們扭打著，“橫七豎八”地滾在我們這位英雄的糞便上，最後愛維亞“幾乎變成了麵目全非的烈士”。愛維亞最後殺死了這個異教徒，他艱難地捲起自己的褲子，“鮮血和穢物浸濕了我全身，看到此時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齊（伊斯蘭武士），我忍不住笑起來”。後來，他將奧地利士兵的首級獻給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說道：“我的愛維亞，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糞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來”，而帕夏給了他五十個金幣和一頂銀質帶頂飾的頭巾。
[7] 亨利·毛歇爾（henry maundrell）是英國黎凡特公司的牧師，他於1697年來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們正在聖墓大教堂血戰。他還描述了人們看到希臘聖火時的狂熱情緒，這種狂熱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來訪時看到的還要厲害：朝聖者們“開始做著下流的動作，赤身裸體，玩雜耍的在台上點著他們的鬍子後，人們在聖墓大教堂裏蹦蹦跳跳”——看起來聖墓大教堂“就像是瘋人院”。至於那些神父們，毛歇爾管他們叫“製造奇蹟的人”。
這一時期，伊斯坦堡的官吏壓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總督平息了造反，並下令用死難者的頭顱裝點城牆。但當總督夷平了一個由耶路撒冷宗教領袖穆夫提掌管的村莊後，星期五的祈禱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薩清真寺對其進行了嚴厲斥責，並向起義者打開了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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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同年，當克裏斯多福·哥倫布踏上遠航美洲的征程時，他給最熱誠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寫信說：“我向陛下建議，這項事業的所有收益用於耶路撒冷的重建。”兩位君主的兒子、皇帝查理五世繼承了他父母的十字軍東征傳統，他也是蘇萊曼的對手和名義上的耶路撒冷國王。查理五世關於發起十字軍東征、對抗耶路撒冷的談話也是蘇萊曼重建城牆的一個原因。
[2] 喬治亞人不得不將他們的聖救世主修道院賣給了方濟各會，而這僅僅是個開始。1685年，一貧如洗的喬治亞人失去了他們的大本營，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穌受難十字架上的木頭據說就是來自這所修道院，他們將修道院給了東正教會。1187年，十字軍被逐出耶路撒冷後，喬治亞女王塔瑪拉派了一位官員去裝點十字架修道院，這名官員名叫紹塔·魯斯塔韋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敘事詩《豹皮騎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兒，他的肖像也出現在修道院的壁畫上。但在2004年，正當喬治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抵達這裏開始國事訪問並進行參觀時，穿著袍子、長著白鬍子、戴著高帽子的魯斯塔韋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壞。人們懷疑是俄羅斯東正教會所為，但並無證據。塞爾維亞人在17世紀時將他們手上的最後一座修道院轉送給了希臘教友。天主教馬龍派仍在雅法門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盡管喬治亞人、天主教馬龍派和塞爾維亞人早已失去對教堂的所有權。
[3]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論的影響。1523年，一個叫大衛·盧溫尼的年輕猶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發了一場震動。他宣稱自己是一個阿拉伯王子，要帶領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錫安，但伊斯蘭的卡迪當他是瘋子，饒恕了他。隨後，盧溫尼渡海去了羅馬，教皇接見了他，但事實最終證明基督教世界沒有伊斯蘭寬容，盧溫尼於16世紀30年代初死於西班牙一個地牢中。1534年，激進的新教派別再洗禮派奪取了德國城鎮明斯特，他們宣稱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們的領袖是萊頓的約翰，一個裁縫的私生子。約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國王，大衛王的繼承人。十八個月後，這座新錫安被重新奪回，再洗禮派領袖也被處死。
[4] 在聖墓大教堂的院子裏架設火刑並不鮮見。1557年，一個叫布拉澤·朱尼珀的西西裏修士兩次私闖阿克薩清真寺，後被卡迪親手殺死——隨後屍體在聖墓大教堂前被焚燒。有個西班牙方濟各會修士在阿克薩清真寺內斥責伊斯蘭，結果在聖殿山被砍頭，後被焚屍。然而正如盧溫尼的事例所顯示的，死亡並不總是故事的結局，歐洲的基督教一點兒也不文明：16世紀，英格蘭有將近四百名犯異端罪者被燒死。
[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隨者把這看作終極的神聖的悖論——他們的沙巴泰猶太伊斯蘭教派，即東馬派（意為“叛徒”“變節者”，盡管他們自稱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薩洛尼卡的很多追隨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發揮了作用，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6] 在特蘭西瓦尼亞與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戰鬥中，愛維亞離開戰場去上廁所，不巧碰到一個埋伏的奧地利士兵，他“就勢撲倒在自己排泄的汙物上”。他們扭打著，“橫七豎八”地滾在我們這位英雄的糞便上，最後愛維亞“幾乎變成了麵目全非的烈士”。愛維亞最後殺死了這個異教徒，他艱難地捲起自己的褲子，“鮮血和穢物浸濕了我全身，看到此時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齊（伊斯蘭武士），我忍不住笑起來”。後來，他將奧地利士兵的首級獻給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說道：“我的愛維亞，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糞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來”，而帕夏給了他五十個金幣和一頂銀質帶頂飾的頭巾。
[7] 亨利·毛歇爾（henry maundrell）是英國黎凡特公司的牧師，他於1697年來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們正在聖墓大教堂血戰。他還描述了人們看到希臘聖火時的狂熱情緒，這種狂熱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來訪時看到的還要厲害：朝聖者們“開始做著下流的動作，赤身裸體，玩雜耍的在台上點著他們的鬍子後，人們在聖墓大教堂裏蹦蹦跳跳”——看起來聖墓大教堂“就像是瘋人院”。至於那些神父們，毛歇爾管他們叫“製造奇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