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成三年（838年）正月，李石騎馬上朝，中途遭到刺客射殺，馬受驚後馱其回府。不料府門外也埋伏著刺客，刺客揮刀來砍李石，砍斷馬尾，李石倖免。文宗知道後大驚，命神策遣兵護衛李石，並下詔追捕刺客，未得。百官驚懼，甚至有人不敢上朝了。
為了免遭殺身之禍，李石向文宗上表請求辭去相位。文宗無奈，隻好讓李石掛相銜出任荊南節度使，這時朝中再沒有一個敢直麵仇士良的人了。
掌握了國家大權的仇士良，其全部心機都用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上。他不許皇帝過多地接觸讀書人，也不許皇帝過問國家大事。一旦皇帝稍有不從，他就會琢磨著是不是再換一個人當——這種事情他做得駕輕就熟，沒有什麽心理負擔。
朝中百官經歷多次政變之後，為之一空，甚至連朝廷日常的運作都已經難以維持。在這個時候，仇士良保持了對大臣的一貫不信任，他甚至都不願意自己的親信去填補這些空缺，寧可讓這些位置就這麽空著。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神仙也無法治理好國家。他所做的隻是牢牢控製住神策軍（禁軍），以此保持住自己對皇帝的優勢地位。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他詔令敬宗子太子李成美繼位。仇士良因為太子不是他立的，就殺了太子，另立文宗弟李炎為皇帝，即唐武宗，年號會昌。因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對武宗指手畫腳，凡武宗所寵的人，無論樂工，還是內侍，皆誅殺貶謫。武宗剛毅果斷，喜怒不形於色，對於仇士良採取“內實嫌之，陽示尊寵”的辦法，接著任用李德裕為相來排斥仇士良。
仇士良已感覺出自己被武宗疏遠，於是就用鼓動禁軍鬧事的陰謀妄圖擠走李德裕，奪回自己的地位。
會昌二年（842年）十月，李德裕起草赦書，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仇士良便鼓動禁軍譁變，圍攻李德裕，藉此剷除他。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陰謀，急速求見武宗，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對神策軍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於是風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至此後，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惡多端，說不定哪天就大禍臨頭。不久，武宗就把他削為內侍監，知省事。
會昌三年（843年），他請求告老還鄉，宦官送他走，他還對黨羽們傳授駕馭皇帝的經驗：“不要讓天子閑著，應該常常以奢靡來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於宴樂中，沒工夫管別的事情，然後我輩才能得誌。千萬不要讓他讀書，不讓他接近讀書人，否則，他就會知道前朝的興亡，內心有所憂懼，便要疏斥我輩了。”
武宗並沒有放過他，第二年，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僅留下他一條性命。不久，仇士良病死。可惜，這隻是武宗針對仇士良一人的反擊，卻不是麵向整個宦官群體。雖然沒有引起什麽反彈，但是對於皇權的鞏固卻是毫無用處。
所以，唐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第四節衰落，不可避免
唐朝的興盛與衰落其實都有一種匆忙的感覺，開國沒多久，忽然就進入了前所未見的盛世；盛世沒多久，忽然就開始衰落，而且一蹶不振再無迴旋餘地。我們可以說唐朝的盛世是因為隋朝的遺產以及開國前幾代賢明君臣的共同作用，但對於衰落，就不能這麽簡單地認為——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卻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套用過來就是，興盛的帝國總是相似的，衰落的帝國卻各有各的原因。
唐玄宗改元天寶後，誌得意滿，決意放縱享樂，從此不問國事。在納楊玉環為貴妃後，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劍”惡名的李林甫為宰相長達19年，使得朝政敗壞。李林甫死後又以楊國忠為相，此時期又開始出現了宦官幹政的局麵，高力士的權勢炙手可熱。
唐玄宗好大喜功，為此邊將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又由於當時兵製由府兵製改為募兵製，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邊將專軍的局麵。其中以胡人安祿山最著。安祿山掌握重兵，在天寶十四載（755年）趁唐朝政治腐敗、軍事空虛之際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是為唐肅宗，奉玄宗為太上皇。安祿山則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經過8年時間，這場叛亂才被平定。
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此時唐初所確立的均田製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現象日趨嚴重，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藩鎮割據的形勢已經形成。
唐代宗時，劉晏改革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唐德宗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唐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亂，發生奉天之難。這場戰爭又持續了5年，最後朱泚和李希烈等敗死，但是唐朝無力擴大戰果，隻好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從此，割據局麵進一步深化。
而唐朝最終滅亡的根源，卻並不在藏龍臥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處於嶺南一隅之地的桂林。
事情要從唐代後期的懿宗鹹通年間說起。當時雲南有一個稱為南詔的地方割據勢力，趁李唐王朝對嶺南的統治鞭長莫及之際大搞武力侵吞，使得與南詔相鄰的嶺南地區深受其害。為了平息南方的兵戈，徐州節度使孟球奉命在徐州一帶招募2000人到南方充當駐軍，其中有800人就駐紮在桂林，擔負守禦城池的任務。
為了免遭殺身之禍，李石向文宗上表請求辭去相位。文宗無奈，隻好讓李石掛相銜出任荊南節度使，這時朝中再沒有一個敢直麵仇士良的人了。
掌握了國家大權的仇士良，其全部心機都用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上。他不許皇帝過多地接觸讀書人，也不許皇帝過問國家大事。一旦皇帝稍有不從，他就會琢磨著是不是再換一個人當——這種事情他做得駕輕就熟，沒有什麽心理負擔。
朝中百官經歷多次政變之後，為之一空，甚至連朝廷日常的運作都已經難以維持。在這個時候，仇士良保持了對大臣的一貫不信任，他甚至都不願意自己的親信去填補這些空缺，寧可讓這些位置就這麽空著。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神仙也無法治理好國家。他所做的隻是牢牢控製住神策軍（禁軍），以此保持住自己對皇帝的優勢地位。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他詔令敬宗子太子李成美繼位。仇士良因為太子不是他立的，就殺了太子，另立文宗弟李炎為皇帝，即唐武宗，年號會昌。因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對武宗指手畫腳，凡武宗所寵的人，無論樂工，還是內侍，皆誅殺貶謫。武宗剛毅果斷，喜怒不形於色，對於仇士良採取“內實嫌之，陽示尊寵”的辦法，接著任用李德裕為相來排斥仇士良。
仇士良已感覺出自己被武宗疏遠，於是就用鼓動禁軍鬧事的陰謀妄圖擠走李德裕，奪回自己的地位。
會昌二年（842年）十月，李德裕起草赦書，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仇士良便鼓動禁軍譁變，圍攻李德裕，藉此剷除他。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陰謀，急速求見武宗，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對神策軍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於是風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至此後，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惡多端，說不定哪天就大禍臨頭。不久，武宗就把他削為內侍監，知省事。
會昌三年（843年），他請求告老還鄉，宦官送他走，他還對黨羽們傳授駕馭皇帝的經驗：“不要讓天子閑著，應該常常以奢靡來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於宴樂中，沒工夫管別的事情，然後我輩才能得誌。千萬不要讓他讀書，不讓他接近讀書人，否則，他就會知道前朝的興亡，內心有所憂懼，便要疏斥我輩了。”
武宗並沒有放過他，第二年，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僅留下他一條性命。不久，仇士良病死。可惜，這隻是武宗針對仇士良一人的反擊，卻不是麵向整個宦官群體。雖然沒有引起什麽反彈，但是對於皇權的鞏固卻是毫無用處。
所以，唐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第四節衰落，不可避免
唐朝的興盛與衰落其實都有一種匆忙的感覺，開國沒多久，忽然就進入了前所未見的盛世；盛世沒多久，忽然就開始衰落，而且一蹶不振再無迴旋餘地。我們可以說唐朝的盛世是因為隋朝的遺產以及開國前幾代賢明君臣的共同作用，但對於衰落，就不能這麽簡單地認為——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卻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套用過來就是，興盛的帝國總是相似的，衰落的帝國卻各有各的原因。
唐玄宗改元天寶後，誌得意滿，決意放縱享樂，從此不問國事。在納楊玉環為貴妃後，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劍”惡名的李林甫為宰相長達19年，使得朝政敗壞。李林甫死後又以楊國忠為相，此時期又開始出現了宦官幹政的局麵，高力士的權勢炙手可熱。
唐玄宗好大喜功，為此邊將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又由於當時兵製由府兵製改為募兵製，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結合在一起，就出現了邊將專軍的局麵。其中以胡人安祿山最著。安祿山掌握重兵，在天寶十四載（755年）趁唐朝政治腐敗、軍事空虛之際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是為唐肅宗，奉玄宗為太上皇。安祿山則自稱大燕皇帝，年號聖武。經過8年時間，這場叛亂才被平定。
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此時唐初所確立的均田製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現象日趨嚴重，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藩鎮割據的形勢已經形成。
唐代宗時，劉晏改革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唐德宗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唐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亂，發生奉天之難。這場戰爭又持續了5年，最後朱泚和李希烈等敗死，但是唐朝無力擴大戰果，隻好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從此，割據局麵進一步深化。
而唐朝最終滅亡的根源，卻並不在藏龍臥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處於嶺南一隅之地的桂林。
事情要從唐代後期的懿宗鹹通年間說起。當時雲南有一個稱為南詔的地方割據勢力，趁李唐王朝對嶺南的統治鞭長莫及之際大搞武力侵吞，使得與南詔相鄰的嶺南地區深受其害。為了平息南方的兵戈，徐州節度使孟球奉命在徐州一帶招募2000人到南方充當駐軍，其中有800人就駐紮在桂林，擔負守禦城池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