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當道的中國封建社會，父子也好、母子也好、師生也罷，都自成體係，帶有非常鮮明的人倫道德色彩，學生狀告老師絕對成為當時最為轟動的新聞。當時劉台在奏章上列舉了老師數條罪狀——藉助權位之便以權謀私、假借祖訓為自己的變法開道、打壓存有意見的官員等等，盡管劉台作為張居正的學生，他這樣貿然彈劾是否穩妥，我們暫且不說，這條條罪狀到底有沒有？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身為內閣首輔，他的權力達到了大明王朝列位首輔的頂峰，此時的萬曆皇帝還是個毛頭小子，這台國家機器指著他正常運轉，這種成就感和滿足感足以讓張居正有所迷失，這很正常，人性使然。礙於張居正的權位，或許有很多官員都是敢怒不敢言，或者有勇敢者站出來，卻沒有好下場，這讓其他官員如何信服？
張居正在世的時候，準確地說，是張居正掌權的時候，他們隻能夠隱藏下自己的不滿，可是當張居正死後，這些人就跳了出來，紛紛指責萬曆新政。
這些大臣，其中有很多並非是奸臣，可是能夠讓這樣多的同事都如此憤怒，張居正生前的做法的確有很多時候都是欠考慮的。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充滿了權貴的環境之中，張居正的這種做法無疑是作繭自縛。
想想看，萬曆皇帝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曾經太過嚴厲的教導；
貴族們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他的改革觸犯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
同僚們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他們都活在張居正光芒之下，長達十年的時間。
這不僅僅是張居正一個人的悲哀，也不僅僅是張居正一個家族的悲哀，更是整個大明王朝的悲哀。所以當萬曆皇帝下令抄張居正家的時候，滿朝文武百官之中，很少有人站出來替張居正說些什麽。
就是這位曾經被張居正看做是最好的接班人、三好學生萬曆，在此後的幾十年裏，將累積起來的財富消耗一空，並且創下了明朝之最——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裏沒有上過一次早朝，而所有的國家大事全部都交給內閣來處理。
就這樣，張居正和他的萬曆新政，以最讓人遺憾的形式，成為了歷史的塵埃，在萬曆年間，沒有人再提及曾經風光一時的首輔大人張居正，似乎在萬曆心中，他已然忘記了曾經和他情如父子的張居正……
直到公元1622 年，明熹宗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張家的冤案得以平反。隻可惜啊，老天爺再也不會賜予明朝一個張居正了！
4.歷史給了我們機會
明朝作為漢人統治的最後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最後一次領先於西方世界的朝代，在此之後，中國就走了下坡路，甚至在清朝末年跌到了穀底。曾經有很多歷史學家都在研究，為什麽明朝到清朝，僅僅一個朝代的過渡，就能夠讓原先強大的國家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有一些人認為，按照中國封建製度的發展軌跡，勢必會落後於西方各國，這樣的論調是否能夠成立？
既然說到這裏，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大明王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這樣就能找到那些能夠讓我們強大起來的機會。
明朝的第一個機會——在海洋上獲得了先機。
鄭和下西洋，這是明成祖朱棣留給後人的一個巨大的財富，通過海洋，中國能夠和西方各國達成一種和諧的、平穩的貿易往來，這種貿易並不僅僅局限在朝廷與朝廷之間，應該是民間商業貿易占有更大的比重。
假設這樣的貿易能夠在明朝初期就能夠得以形成，旁的不說，至少民間的商業巨頭能夠再多出一倍，甚至更多。就如同現在的局勢一樣，有了商機，自然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那麽由此引發的一係列連鎖效應也應該提前一百年吧，資本主義萌芽提前誕生，更多的人加入到民間商貿之中，封建製度受到衝擊，或許大明王朝早就能夠進入資本主義。
然而一張禁海令禁錮住了這樣的機會，直到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迅速發展壯大，明朝的皇帝才醒過神來。這是第二次機會，我們前麵說過，即便是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但是他們無論是造船業，還是航海技術，甚至是與之相匹配的天文學、地理學都沒有大明王朝發達，可是為什麽東方巨龍又錯過了這一次騰飛的機會呢？
有人說，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對待外國人，總是保持著儒家風采，或許在當時皇帝的心中，保持風度的比例應該很小，更多的是一種心態上的自大。從他們接收到的訊息來看，除了中國之外的地方，都是荒涼的、愚昧的蠻夷之地，所以才會保持著一種所謂的高姿態。
歷史的第二個機會——政治體製的改革。
在前文中我們說過，和歷朝歷代相比，明朝的政治格局有了一個全新的突破，那就是內閣的形成，以及自成體係的文官集團。在明朝之前，中國封建製度是皇權獨大，但是到了明朝，皇權受到了內閣的限製，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駁回他們看似不太穩妥的“聖旨”，這對於一個封建製度的朝代來說，絕對稱得上是先進的、開明的。
明朝的氣節決定了在朝廷之中，有這樣一群人的存在，這就是文官集團。文官集團中的官員大都沒有太高的官職，但是他們擁有一項權利——議政權，就是可以隨便寫奏章彈劾某人，哪怕是內閣首輔，他們依舊如此。
張居正在世的時候，準確地說，是張居正掌權的時候，他們隻能夠隱藏下自己的不滿，可是當張居正死後，這些人就跳了出來，紛紛指責萬曆新政。
這些大臣，其中有很多並非是奸臣，可是能夠讓這樣多的同事都如此憤怒，張居正生前的做法的確有很多時候都是欠考慮的。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充滿了權貴的環境之中，張居正的這種做法無疑是作繭自縛。
想想看，萬曆皇帝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曾經太過嚴厲的教導；
貴族們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他的改革觸犯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
同僚們心裏怨恨張居正，因為他們都活在張居正光芒之下，長達十年的時間。
這不僅僅是張居正一個人的悲哀，也不僅僅是張居正一個家族的悲哀，更是整個大明王朝的悲哀。所以當萬曆皇帝下令抄張居正家的時候，滿朝文武百官之中，很少有人站出來替張居正說些什麽。
就是這位曾經被張居正看做是最好的接班人、三好學生萬曆，在此後的幾十年裏，將累積起來的財富消耗一空，並且創下了明朝之最——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裏沒有上過一次早朝，而所有的國家大事全部都交給內閣來處理。
就這樣，張居正和他的萬曆新政，以最讓人遺憾的形式，成為了歷史的塵埃，在萬曆年間，沒有人再提及曾經風光一時的首輔大人張居正，似乎在萬曆心中，他已然忘記了曾經和他情如父子的張居正……
直到公元1622 年，明熹宗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張家的冤案得以平反。隻可惜啊，老天爺再也不會賜予明朝一個張居正了！
4.歷史給了我們機會
明朝作為漢人統治的最後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最後一次領先於西方世界的朝代，在此之後，中國就走了下坡路，甚至在清朝末年跌到了穀底。曾經有很多歷史學家都在研究，為什麽明朝到清朝，僅僅一個朝代的過渡，就能夠讓原先強大的國家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有一些人認為，按照中國封建製度的發展軌跡，勢必會落後於西方各國，這樣的論調是否能夠成立？
既然說到這裏，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大明王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這樣就能找到那些能夠讓我們強大起來的機會。
明朝的第一個機會——在海洋上獲得了先機。
鄭和下西洋，這是明成祖朱棣留給後人的一個巨大的財富，通過海洋，中國能夠和西方各國達成一種和諧的、平穩的貿易往來，這種貿易並不僅僅局限在朝廷與朝廷之間，應該是民間商業貿易占有更大的比重。
假設這樣的貿易能夠在明朝初期就能夠得以形成，旁的不說，至少民間的商業巨頭能夠再多出一倍，甚至更多。就如同現在的局勢一樣，有了商機，自然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那麽由此引發的一係列連鎖效應也應該提前一百年吧，資本主義萌芽提前誕生，更多的人加入到民間商貿之中，封建製度受到衝擊，或許大明王朝早就能夠進入資本主義。
然而一張禁海令禁錮住了這樣的機會，直到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迅速發展壯大，明朝的皇帝才醒過神來。這是第二次機會，我們前麵說過，即便是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但是他們無論是造船業，還是航海技術，甚至是與之相匹配的天文學、地理學都沒有大明王朝發達，可是為什麽東方巨龍又錯過了這一次騰飛的機會呢？
有人說，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對待外國人，總是保持著儒家風采，或許在當時皇帝的心中，保持風度的比例應該很小，更多的是一種心態上的自大。從他們接收到的訊息來看，除了中國之外的地方，都是荒涼的、愚昧的蠻夷之地，所以才會保持著一種所謂的高姿態。
歷史的第二個機會——政治體製的改革。
在前文中我們說過，和歷朝歷代相比，明朝的政治格局有了一個全新的突破，那就是內閣的形成，以及自成體係的文官集團。在明朝之前，中國封建製度是皇權獨大，但是到了明朝，皇權受到了內閣的限製，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駁回他們看似不太穩妥的“聖旨”，這對於一個封建製度的朝代來說，絕對稱得上是先進的、開明的。
明朝的氣節決定了在朝廷之中，有這樣一群人的存在，這就是文官集團。文官集團中的官員大都沒有太高的官職，但是他們擁有一項權利——議政權，就是可以隨便寫奏章彈劾某人，哪怕是內閣首輔，他們依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