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危機之中，明朝，依舊如此。
李自成攻打北京城的時候，情況已經萬分危急，上天也絕不會再派來一個袁崇煥誓死保衛了，崇禎皇帝身邊的大臣們都勸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如請皇上帶著諸位皇子出京避難。
北京雖然一直是明朝的首都，但是作為前首都的南京，一直都很繁華，並不次於北京，如果逃到南京去，不僅能夠緩解大明朝的危機，同時還能有資本做到東山再起，可是崇禎堅決不同意，或許在那一刻，他心裏想到的正是那條流傳了幾百年的明朝祖訓。
當李自成攻進北京城之後，擺在崇禎皇帝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自殺或者被殺，於是他走上了煤山，用一條白緞殉國而死。在臨死之前，他曾經給李自成寫過一封信，信裏隻有短短數字：“朕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崇禎皇帝用自己的性命成全了李自成的名氣，也挽救了北京城內的數萬百姓，這也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的最後一絲尊嚴。
亡國之君，能夠這般從容赴死的不多，能夠這樣不留戀生命和權力的更不多，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後和鹹豐皇帝曾經兩次不顧百姓安危，倉皇逃跑；而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曾經在自己的著作《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寫道：“我不管日本人在東北殺多少人，運走多少糧食和煤，隻要不讓我當大清的皇帝我就不會心甘。”相較之下，崇禎皇帝的氣節、乃至整個明朝的氣節，就在這樣短短幾句話中表露無遺。
明朝的君主有氣節，大臣們同樣如此，他們的氣節不僅僅表現在自己的忠誠之上，還有剛強不屈的信念，比如說方孝孺。
想當年，如願坐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皇位的朱棣，立刻就開始了一係列被稱之為殘酷的暴力行為，最悲慘的就屬被滅十族的方孝孺。自古以來，皇帝下達的最大限度的懲罰就是株連九族，一般來說，如果被判定為誅九族的話，若和犯人有一丁點血緣關係，那就隻好洗幹淨了脖子等死了。方孝孺則更是悽慘，除了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之外，他的朋友和學生也沒有逃脫被處死的下場。
正如那句話所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那麽這個方孝孺的死，確實稱得上重於泰山，他用自己的姓名證明了中國文人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氣節。其實在朱棣的心中，他一直希望能夠讓方孝孺臣服於自己，似乎隻有這樣，他才能夠真正坐得穩這個皇位，所以在他準備昭告天下，現在的江山屬於朱棣的時候，他就找來了方孝孺，希望這份重要的詔書出自這個曾經忠實於朱允炆的大臣之手。但是朱棣卻萬萬沒有想到，這方孝孺的骨頭竟然這麽硬。
據說當時進宮麵聖的方孝孺似乎是抱著去死的決心，剛一進入大殿，他就開始大哭，絲毫不看坐在龍椅上的朱棣，這讓新皇帝多多少少會感到有些尷尬，好在朱棣是見過世麵的，他隻好說：“先生，你不要這樣。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你想想周公輔政，我這就是在效仿他啊！”
這世上最讓人苦惱的是什麽，就是和知識分子吵架，朱棣現在就麵臨這樣的局麵，聽他這樣說，方孝孺立刻反擊道：“建文帝在哪裏？他的兒子呢？他的弟弟呢？”
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說，朱棣你沒有資格坐這個皇位，就算是朱允炆死了，也輪不到你朱棣！
果然，這番連續逼問終於惹火了朱棣，想他也是稱霸一方的人物，現在又剛剛篡位成功，正處於心虛的時刻，哪裏禁得住這番連連追問，於是他拿出紙筆，逼迫方孝孺給他寫詔書。方孝孺恨恨地看著他，如果眼睛能夠殺人的話，他朱棣或許就死在了方孝孺憤怒的目光之中，隻可惜，方孝孺就算把眼睛瞪瞎，朱棣就裝作沒有看到，他隻在乎這個結果，至於是怎麽得來的，他並不在乎。
片刻之後，方孝孺說寫好了，朱棣一看，差點沒把鼻子氣歪了，原來方孝孺寫下了四個大字——“燕賊篡位”，說朱棣篡位，或許他並不在意，可是這個“賊”字，卻直接戳痛了他內心中最敏感的地方。於是，強悍的朱棣終於爆發了，他這一爆發，直接創下了中國封建社會刑法史的一個紀錄，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這也不能完全怪罪朱棣，當時他隻是威脅地說：“方孝孺，你就不怕我滅你九族嗎？”
誰成想這個方孝孺也是一個倔脾氣，直接回了句：“有本事你滅我十族！”
唉，這就好比遞給了朱棣一把劍來殺自己一樣，於是乎，一場滅門的慘案上演，方孝孺自己被淩遲處死，和他有關的眾人也都是被施以極刑。
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對關外的國土自始至終沒有放棄“全遼可復”的願望。從明英宗到崇禎帝的幾次北京保衛戰中，明朝更是堅定，兵臨城下仍然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抗清比南宋抗元更加激烈，全家投井、自縊殉國、立戰而死的官員誌士無數，光後來被追諡有據可考的就多達八千六百多人。他們大義凜然、壯烈殉國、從容就義，就義前每每慷慨賦詩，歷史上管這樣的詩作，叫做“絕命詩”，明朝亡國之後，絕命詩在數量上是空前的多。
李自成攻打北京城的時候，情況已經萬分危急，上天也絕不會再派來一個袁崇煥誓死保衛了，崇禎皇帝身邊的大臣們都勸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如請皇上帶著諸位皇子出京避難。
北京雖然一直是明朝的首都，但是作為前首都的南京，一直都很繁華，並不次於北京，如果逃到南京去，不僅能夠緩解大明朝的危機，同時還能有資本做到東山再起，可是崇禎堅決不同意，或許在那一刻，他心裏想到的正是那條流傳了幾百年的明朝祖訓。
當李自成攻進北京城之後，擺在崇禎皇帝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自殺或者被殺，於是他走上了煤山，用一條白緞殉國而死。在臨死之前，他曾經給李自成寫過一封信，信裏隻有短短數字：“朕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崇禎皇帝用自己的性命成全了李自成的名氣，也挽救了北京城內的數萬百姓，這也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的最後一絲尊嚴。
亡國之君，能夠這般從容赴死的不多，能夠這樣不留戀生命和權力的更不多，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後和鹹豐皇帝曾經兩次不顧百姓安危，倉皇逃跑；而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曾經在自己的著作《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寫道：“我不管日本人在東北殺多少人，運走多少糧食和煤，隻要不讓我當大清的皇帝我就不會心甘。”相較之下，崇禎皇帝的氣節、乃至整個明朝的氣節，就在這樣短短幾句話中表露無遺。
明朝的君主有氣節，大臣們同樣如此，他們的氣節不僅僅表現在自己的忠誠之上，還有剛強不屈的信念，比如說方孝孺。
想當年，如願坐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皇位的朱棣，立刻就開始了一係列被稱之為殘酷的暴力行為，最悲慘的就屬被滅十族的方孝孺。自古以來，皇帝下達的最大限度的懲罰就是株連九族，一般來說，如果被判定為誅九族的話，若和犯人有一丁點血緣關係，那就隻好洗幹淨了脖子等死了。方孝孺則更是悽慘，除了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之外，他的朋友和學生也沒有逃脫被處死的下場。
正如那句話所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那麽這個方孝孺的死，確實稱得上重於泰山，他用自己的姓名證明了中國文人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氣節。其實在朱棣的心中，他一直希望能夠讓方孝孺臣服於自己，似乎隻有這樣，他才能夠真正坐得穩這個皇位，所以在他準備昭告天下，現在的江山屬於朱棣的時候，他就找來了方孝孺，希望這份重要的詔書出自這個曾經忠實於朱允炆的大臣之手。但是朱棣卻萬萬沒有想到，這方孝孺的骨頭竟然這麽硬。
據說當時進宮麵聖的方孝孺似乎是抱著去死的決心，剛一進入大殿，他就開始大哭，絲毫不看坐在龍椅上的朱棣，這讓新皇帝多多少少會感到有些尷尬，好在朱棣是見過世麵的，他隻好說：“先生，你不要這樣。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你想想周公輔政，我這就是在效仿他啊！”
這世上最讓人苦惱的是什麽，就是和知識分子吵架，朱棣現在就麵臨這樣的局麵，聽他這樣說，方孝孺立刻反擊道：“建文帝在哪裏？他的兒子呢？他的弟弟呢？”
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說，朱棣你沒有資格坐這個皇位，就算是朱允炆死了，也輪不到你朱棣！
果然，這番連續逼問終於惹火了朱棣，想他也是稱霸一方的人物，現在又剛剛篡位成功，正處於心虛的時刻，哪裏禁得住這番連連追問，於是他拿出紙筆，逼迫方孝孺給他寫詔書。方孝孺恨恨地看著他，如果眼睛能夠殺人的話，他朱棣或許就死在了方孝孺憤怒的目光之中，隻可惜，方孝孺就算把眼睛瞪瞎，朱棣就裝作沒有看到，他隻在乎這個結果，至於是怎麽得來的，他並不在乎。
片刻之後，方孝孺說寫好了，朱棣一看，差點沒把鼻子氣歪了，原來方孝孺寫下了四個大字——“燕賊篡位”，說朱棣篡位，或許他並不在意，可是這個“賊”字，卻直接戳痛了他內心中最敏感的地方。於是，強悍的朱棣終於爆發了，他這一爆發，直接創下了中國封建社會刑法史的一個紀錄，不過實事求是地說，這也不能完全怪罪朱棣，當時他隻是威脅地說：“方孝孺，你就不怕我滅你九族嗎？”
誰成想這個方孝孺也是一個倔脾氣，直接回了句：“有本事你滅我十族！”
唉，這就好比遞給了朱棣一把劍來殺自己一樣，於是乎，一場滅門的慘案上演，方孝孺自己被淩遲處死，和他有關的眾人也都是被施以極刑。
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對關外的國土自始至終沒有放棄“全遼可復”的願望。從明英宗到崇禎帝的幾次北京保衛戰中，明朝更是堅定，兵臨城下仍然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抗清比南宋抗元更加激烈，全家投井、自縊殉國、立戰而死的官員誌士無數，光後來被追諡有據可考的就多達八千六百多人。他們大義凜然、壯烈殉國、從容就義，就義前每每慷慨賦詩，歷史上管這樣的詩作，叫做“絕命詩”，明朝亡國之後，絕命詩在數量上是空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