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博士弟子製
博士官因學識淵博，也常常以私人名義授徒講學。元朔五年漢武帝採納丞相公孫弘的建議，由朝廷為五經博士選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額和選拔標準，並享有官方給予的待遇。這就是博士弟子製，這一製度的實行，標誌著漢代太學的建立。自此，學習儒經者日益增多，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三、以儒術取士
漢代自高祖始，就重視選賢任能。武帝時逐步確立了以察舉為主的取士製度。在取士的標準上，則突出強調精通儒術和具有儒家倫理道德修養。察舉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選取具備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經科則是專取通曉一門儒經的學者。太學生通過考課，通一經者即補為官。以儒術取士，不僅為“獨尊儒術”的推行和落實提供了保證，而且對士子進德修業具有鮮明的導向作用。
四、視學製度
君主視學自古有之。漢代帝王對其最高學府太學非常重視，有時親臨太學視察或指令要員視察太學。東漢時皇帝視學成為一種製度。視學時要舉行各種隆重的儀式，要召集博士講論五經，有時還要考察學生的學業，還要與師生歡聚。為了弘揚儒學，每次視學，皇帝還要聚眾宣講。以上諸項措施都為“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證和促進作用。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他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麵，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製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幹預思想學術，抑製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背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標誌著封建統治階級樹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一文教政策一直維繫了兩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終結。其對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響，一是確立了教育為治國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禮教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漢代的官方學校體製就是伴隨獨尊儒術而建立的。重教興學成為漢以後歷代的一項基本國策。二是儒家經學成為教育的主體內容。精通儒經的就可以通過選士而做官，取得榮華富貴，從而大大激勵起士人的學習積極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動力。漢代流傳諺語“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王充曾感嘆說：“儒者學，學，儒也。”儒與學已合為一體，從而使儒學絕對控製了教育事業。而，儒家對大眾的“洗腦”工作也維持了兩千多年。
董仲舒的儒學，幹脆說儒家思想吧，因為董仲舒確實是為了適應國情而對儒家思想的創新發展（當然，維護儒家思想的，就說這是竄改）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但是，正是被統治階級握在手裏不肯放鬆的這種思想，成了國人思想上的一座監牢。我們深感悲哀的同時，或許也該慶幸，幸好漢武帝沒有對周禮感興趣，要不然，中國的思想界，中國社會的發展史將是怎麽樣的一番景象呢？
4.思想，再無建樹
在思想上，我們中國範圍內，最讓人懷念的時期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期。而致命的恰恰就是順應當時歷史發展需求的“獨尊”。從漢朝獨尊儒術到近代西方民主自由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思想進入了真正的嚴寒冰封時期。無論是哪個朝代，除了啃老本之外，鮮有新的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思想理論誕生。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經歷了三變。先是儒學轉入玄學，再有玄學轉入佛學。儒學自不必多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就是傳承漢儒。值得一提的是，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於打破漢代煩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對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其所謂“自然”，不是近代所謂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種狀態，即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天然而然的。
玄學家郭象在《莊子注》中對老莊的自然之義有進一步的發揮。老莊認為有一個先天地萬物而生的道，郭象則認為連這樣一個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萬物，萬物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由道產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們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決於任何什麽，也不依賴於任何什麽，因而完全獨立。隻要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無所待，無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進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見於《論語》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學範疇。老子把“真”視為道的精髓、修身的極致。《莊子》對“真”有一個界定：“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漁父》）這就是說：“真”是一種至淳至誠的精神境界，這境界是受之於天的，性分之內的，自然而然的。聖人不過是謹慎地守住這個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幹擾而已。不受禮教約束的、沒有世俗偽飾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這樣看來，“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不僅屬於抽象理念的範疇，又屬於道德的範疇。玄學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響所及就是進一步確立了以“自然”與“真”為上的審美理想。
博士官因學識淵博，也常常以私人名義授徒講學。元朔五年漢武帝採納丞相公孫弘的建議，由朝廷為五經博士選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額和選拔標準，並享有官方給予的待遇。這就是博士弟子製，這一製度的實行，標誌著漢代太學的建立。自此，學習儒經者日益增多，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三、以儒術取士
漢代自高祖始，就重視選賢任能。武帝時逐步確立了以察舉為主的取士製度。在取士的標準上，則突出強調精通儒術和具有儒家倫理道德修養。察舉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選取具備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經科則是專取通曉一門儒經的學者。太學生通過考課，通一經者即補為官。以儒術取士，不僅為“獨尊儒術”的推行和落實提供了保證，而且對士子進德修業具有鮮明的導向作用。
四、視學製度
君主視學自古有之。漢代帝王對其最高學府太學非常重視，有時親臨太學視察或指令要員視察太學。東漢時皇帝視學成為一種製度。視學時要舉行各種隆重的儀式，要召集博士講論五經，有時還要考察學生的學業，還要與師生歡聚。為了弘揚儒學，每次視學，皇帝還要聚眾宣講。以上諸項措施都為“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證和促進作用。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他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麵，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製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幹預思想學術，抑製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背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標誌著封建統治階級樹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一文教政策一直維繫了兩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終結。其對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響，一是確立了教育為治國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禮教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漢代的官方學校體製就是伴隨獨尊儒術而建立的。重教興學成為漢以後歷代的一項基本國策。二是儒家經學成為教育的主體內容。精通儒經的就可以通過選士而做官，取得榮華富貴，從而大大激勵起士人的學習積極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動力。漢代流傳諺語“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王充曾感嘆說：“儒者學，學，儒也。”儒與學已合為一體，從而使儒學絕對控製了教育事業。而，儒家對大眾的“洗腦”工作也維持了兩千多年。
董仲舒的儒學，幹脆說儒家思想吧，因為董仲舒確實是為了適應國情而對儒家思想的創新發展（當然，維護儒家思想的，就說這是竄改）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但是，正是被統治階級握在手裏不肯放鬆的這種思想，成了國人思想上的一座監牢。我們深感悲哀的同時，或許也該慶幸，幸好漢武帝沒有對周禮感興趣，要不然，中國的思想界，中國社會的發展史將是怎麽樣的一番景象呢？
4.思想，再無建樹
在思想上，我們中國範圍內，最讓人懷念的時期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期。而致命的恰恰就是順應當時歷史發展需求的“獨尊”。從漢朝獨尊儒術到近代西方民主自由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思想進入了真正的嚴寒冰封時期。無論是哪個朝代，除了啃老本之外，鮮有新的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思想理論誕生。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經歷了三變。先是儒學轉入玄學，再有玄學轉入佛學。儒學自不必多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就是傳承漢儒。值得一提的是，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於打破漢代煩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對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其所謂“自然”，不是近代所謂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種狀態，即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天然而然的。
玄學家郭象在《莊子注》中對老莊的自然之義有進一步的發揮。老莊認為有一個先天地萬物而生的道，郭象則認為連這樣一個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萬物，萬物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由道產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們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決於任何什麽，也不依賴於任何什麽，因而完全獨立。隻要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無所待，無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進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見於《論語》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學範疇。老子把“真”視為道的精髓、修身的極致。《莊子》對“真”有一個界定：“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漁父》）這就是說：“真”是一種至淳至誠的精神境界，這境界是受之於天的，性分之內的，自然而然的。聖人不過是謹慎地守住這個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幹擾而已。不受禮教約束的、沒有世俗偽飾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這樣看來，“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們不僅屬於抽象理念的範疇，又屬於道德的範疇。玄學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響所及就是進一步確立了以“自然”與“真”為上的審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