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再回過頭去看看春秋戰國時代那段思想解放、學術自由、令後世人嚮往的歷史吧。
每一次思想解放興起前，必定是有禁錮思想的對象存在。而以我們慣用的思維來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爭鳴正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西周王朝對其子子孫孫的傳承和分級都有一套完整的製度，那就是周禮。這套製度不僅約束全國上下的階級分配，還約束民眾的道德行為，雖然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就這麽一個粗陋的周禮卻稱霸數百年，與尊崇周禮的孔家思想相比，前者好比一個柵欄，而後者卻是“石磨”兼蒙在眾人眼睛上的黑紗。
春秋後期，禮樂征伐的發號施令者逐漸從天子手中分散至下一級的諸侯國君。諸侯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和較量，戰爭就不可避免。而頻繁的戰爭就會刺激國君們想方設法地變強大，隻有這樣，才會得以生存，進而才有稱霸的希望。離經叛道的諸侯國首先反對的就是封建製周禮。顧名思義，所謂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歷史發展的需求以及人類思想長期禁錮下的期盼，百家爭鳴在華麗的歷史舞台上登場。春秋諸強和戰國七雄的產生，早就宣告周禮的滅亡了。“亂臣賊子”都可以建邦立國，逐鹿天下，哪裏還有“禮”存在的位置？直到秦國的崛起和其後步步滅六國的歷史演變，中國的第一個王朝應運而生。至此，周禮原有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與戰亂並存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終究要在秦王朝的手裏告一段落。
諸侯國之間的角逐，實際上也是思想界的激烈鬥爭。曾經讓小小的秦國一躍成為統一天下的帝國的法家思想勝出，成為所有思想學派中最大的贏家。但是戎狄出身的秦始皇並不像周禮裏成長起來的其他國君那樣善於擺弄柔性的製度，而是採取強硬的手段治國，與法家的“嚴苛”不謀而合。此時，用武力和法製根本成就不了秦始皇所希望的民眾思想道德建設，於是丞相李斯跳出來獻策，那就是把法家推向獨一無二的地位，這樣一來，從理論上講，人們的思想行為規範也就會遵從法家了。可是事與願違，法家思想不像其他學派，例如儒家那樣溫柔，而是像高壓電網一樣危險，稍有不慎，人人都會成為“刑徒”，不是被發配到邊疆，就是去搬磚頭。從政治體製上講，秦王朝標誌著中國從原本的封建社會進步成為君主專製社會，邁入了中央集權的門檻。
但是法家思想終究對百姓不夠溫柔，以至於連一介草民都指著朝廷大罵：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並沒有迅速地平息，從秦王朝這一看似平靜的湖麵上，卻暗藏著洶湧的力量。秦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這力量的爆發。一時間，諸子百家思想又一次衝破法家尚不堅固的牢籠，奔向全國的各個角落。
新王朝的建立者非常的清楚，前車之鑑就在隔壁不遠，此時若要再施行高壓管理，剛剛平息的暗湧勢必再次崛起，最好的辦法就是放任自流。於是，道家的“無為而治”被選中了。人們在寬鬆自由的政策下，療戰火帶來的傷，休養生息，甚至在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而到了漢武帝時候，思想解放和鬆散的管理策略已經不是當朝所希望的了。漢武帝對於禁錮思想更感興趣，因為他想採取的一些措施需要一種思想作為前鋒。這時候，董仲舒“獨尊儒術”的主張跳了出來，正合漢武帝心意。就這樣，孔家的明燈照耀著普天之下。中國人真正的“被洗腦”也從此拉開了帷幕。
盡管董仲舒和李斯在前期都相當高調，而後來又識時務地順應潮流，但是董仲舒比李斯確實要聰明，不僅僅是手段高明。按照中國人“惻隱之心”大多傾向於同情弱者，所以近年來為李斯翻案的都叫好，而為董仲舒翻案的都被罵得狗血淋頭。
說董仲舒聰明，是因為他在培養人才上比李斯做得到位。李斯當時也提出“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但這對於縱深橫遠地讓法家思想紮根於民眾顯然是不夠的。董仲舒就不一樣了。我們來看歷史。建元五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製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當我們一談古代思想，那就是封建思想，而封建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不管是孔子的儒，還是董仲舒的儒，總之，儒家思想就成了封建思想的實質內核。可是，法家思想卻沒有在李斯的主張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此外，還有一係列為確保儒家獨尊而採取的措施。
一、設五經博士
戰國時就有博士，秦漢承襲此製，也設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冊的谘政議政官員，諸子、術數、方技等都立博士。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後，博士的職位就隻有被官方認可的儒家五經大師才能擔任，其他學派雖然沒有像秦代那樣被明令取締，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學術的地位了。這一措施是“獨尊儒術”的集中體現。
每一次思想解放興起前，必定是有禁錮思想的對象存在。而以我們慣用的思維來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爭鳴正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西周王朝對其子子孫孫的傳承和分級都有一套完整的製度，那就是周禮。這套製度不僅約束全國上下的階級分配，還約束民眾的道德行為，雖然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就這麽一個粗陋的周禮卻稱霸數百年，與尊崇周禮的孔家思想相比，前者好比一個柵欄，而後者卻是“石磨”兼蒙在眾人眼睛上的黑紗。
春秋後期，禮樂征伐的發號施令者逐漸從天子手中分散至下一級的諸侯國君。諸侯國的崛起必然導致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和較量，戰爭就不可避免。而頻繁的戰爭就會刺激國君們想方設法地變強大，隻有這樣，才會得以生存，進而才有稱霸的希望。離經叛道的諸侯國首先反對的就是封建製周禮。顧名思義，所謂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歷史發展的需求以及人類思想長期禁錮下的期盼，百家爭鳴在華麗的歷史舞台上登場。春秋諸強和戰國七雄的產生，早就宣告周禮的滅亡了。“亂臣賊子”都可以建邦立國，逐鹿天下，哪裏還有“禮”存在的位置？直到秦國的崛起和其後步步滅六國的歷史演變，中國的第一個王朝應運而生。至此，周禮原有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與戰亂並存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終究要在秦王朝的手裏告一段落。
諸侯國之間的角逐，實際上也是思想界的激烈鬥爭。曾經讓小小的秦國一躍成為統一天下的帝國的法家思想勝出，成為所有思想學派中最大的贏家。但是戎狄出身的秦始皇並不像周禮裏成長起來的其他國君那樣善於擺弄柔性的製度，而是採取強硬的手段治國，與法家的“嚴苛”不謀而合。此時，用武力和法製根本成就不了秦始皇所希望的民眾思想道德建設，於是丞相李斯跳出來獻策，那就是把法家推向獨一無二的地位，這樣一來，從理論上講，人們的思想行為規範也就會遵從法家了。可是事與願違，法家思想不像其他學派，例如儒家那樣溫柔，而是像高壓電網一樣危險，稍有不慎，人人都會成為“刑徒”，不是被發配到邊疆，就是去搬磚頭。從政治體製上講，秦王朝標誌著中國從原本的封建社會進步成為君主專製社會，邁入了中央集權的門檻。
但是法家思想終究對百姓不夠溫柔，以至於連一介草民都指著朝廷大罵：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並沒有迅速地平息，從秦王朝這一看似平靜的湖麵上，卻暗藏著洶湧的力量。秦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這力量的爆發。一時間，諸子百家思想又一次衝破法家尚不堅固的牢籠，奔向全國的各個角落。
新王朝的建立者非常的清楚，前車之鑑就在隔壁不遠，此時若要再施行高壓管理，剛剛平息的暗湧勢必再次崛起，最好的辦法就是放任自流。於是，道家的“無為而治”被選中了。人們在寬鬆自由的政策下，療戰火帶來的傷，休養生息，甚至在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而到了漢武帝時候，思想解放和鬆散的管理策略已經不是當朝所希望的了。漢武帝對於禁錮思想更感興趣，因為他想採取的一些措施需要一種思想作為前鋒。這時候，董仲舒“獨尊儒術”的主張跳了出來，正合漢武帝心意。就這樣，孔家的明燈照耀著普天之下。中國人真正的“被洗腦”也從此拉開了帷幕。
盡管董仲舒和李斯在前期都相當高調，而後來又識時務地順應潮流，但是董仲舒比李斯確實要聰明，不僅僅是手段高明。按照中國人“惻隱之心”大多傾向於同情弱者，所以近年來為李斯翻案的都叫好，而為董仲舒翻案的都被罵得狗血淋頭。
說董仲舒聰明，是因為他在培養人才上比李斯做得到位。李斯當時也提出“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但這對於縱深橫遠地讓法家思想紮根於民眾顯然是不夠的。董仲舒就不一樣了。我們來看歷史。建元五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製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當我們一談古代思想，那就是封建思想，而封建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不管是孔子的儒，還是董仲舒的儒，總之，儒家思想就成了封建思想的實質內核。可是，法家思想卻沒有在李斯的主張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此外，還有一係列為確保儒家獨尊而採取的措施。
一、設五經博士
戰國時就有博士，秦漢承襲此製，也設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冊的谘政議政官員，諸子、術數、方技等都立博士。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後，博士的職位就隻有被官方認可的儒家五經大師才能擔任，其他學派雖然沒有像秦代那樣被明令取締，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學術的地位了。這一措施是“獨尊儒術”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