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說始皇嗜權成癡應該不為過,加上他統治欲望極強的人格力量,與“嚴而少恩”的法家理論相符。法家崇尚統一,即“法令由一統”、“政令皆出於上”。這種大一統的思想與秦始皇的宏偉理想不謀而合。在法家理論合法化的指導下,秦始皇統一了天下,統一了貨幣,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文字。
在統一國家草創之初,基於六國初定、人心未穩的局麵,為確保大一統局麵而嚴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誅叛逆,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法家思想主張“法治”重刑罰,這與秦始皇“治亂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與其說秦始皇利用了法家,不如說,法家首先選擇了秦始皇。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法家與秦始皇的結合是時代造就的。
但是,為什麽說,法家選擇的其實隻是秦始皇而不是秦國呢?
商鞅變法之前,在戰國七雄中,秦是最沒有條件統一天下的,而最有資格的是齊國。齊乃武王親封,當時位列功臣封國之首,號稱“首封”。以後,齊國又吞併了周圍的一些鄰國,憑藉東海之濱的豐產物饒,走上了富強的道路。在春秋時期,適逢齊桓公這等明君,又有管仲等賢才相助,齊國對內尊王,對外攘夷,事業如火如荼,達到了頂峰,成為了老牌的“霸權主義者”。後來,雖一度敗落,但瘦死的駱駝終比馬大,何況齊威王時又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國力得到了復甦。戰國時期,齊國稱王稱霸,威風不可一世。沒有相當的實力作後盾,齊國是不敢如此折騰的。秦國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最後一個滅齊,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原因。
而排行第二的就是楚國。雖然楚國的“資歷”不如其他國家,但是論實戰經驗,楚國絕對不亞於齊國。春秋時期,楚吞併的諸侯國,大大小小有四五十個,終於異軍突起,成為了南方之強。到了春秋末年,更是繼晉國之後而稱霸。到了戰國時期,楚的疆域,東至海濱(因為消滅了魯國),北至中原(與魏國鄰接),西有黔中,南有蒼梧,差不多占了當時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後滅六國,楚最不服,以至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
再與燕和趙韓魏(原先的晉國)相比,秦國的國力並不占據優勢。秦建國之時,東方的這些列強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了近三百年。談到秦的分封,按照現代人的思維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周王室利用秦對付西戎的。當齊楚二霸隔江對峙的時候,秦還在和西戎爭地盤呢!
直到秦統一之前,對各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戰爭。而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富國強兵。這時,各國的王室已經意識到氏族貴族專政阻礙了國家經濟的發展。於是,各國都進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這種改革,在秦國進行得最徹底,為什麽按照法家理論採取的改革措施更徹底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於氏族貴族特權的剝奪上,商鞅變法做得是最幹脆利落的。相對東方六國而言,秦國在變法前是落後國家,正因為這種落後,秦國的氏族貴族的力量就相對弱小。所以,在剝奪其特權的過程中就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就逐漸發展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國家,各地官僚由中央委任,而不再由氏族貴族世襲;在經濟上,井田製被破壞,自由經濟逐步代替了國有經濟。氏族貴族的力量在秦國逐漸就衰微了。商鞅剝奪了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建立了“軍功爵製度”。這是一種新的等級製,它不是像“禮”依照血緣決定人的社會等級,而是以“勤耕戰力者顯榮”為原則,也就是獎勵耕戰。“農戶努力耕織,向國家交納糧食布匹多的,可以成為半自由農民(大小戮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即氏族貴族)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商鞅變法另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初步建立起戶籍製度(別的國家還沒有),到秦始皇十六年,戶籍製度在秦國固定下來。戶籍製度是和行政區劃上的郡縣製結合在一起的。秦國郡下設縣,縣下設鄉,鄉下設亭,亭下是一個個按姓氏聚居的村落自治體。老百姓按十戶為“什”、五戶為“伍”編為什伍,一戶有人犯法,其他各戶都要受罰(“為什伍而相司連坐”)。縣設縣令長,鄉設三老,有秩,遊徼,還有嗇夫一職,專管訴訟收賦稅。亭設亭長(劉邦就是亭長出身)。村落中,族長地位最高。
戶籍製度的建立,使國家的稅收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這種製度把全國民眾組織了起來。而國家組織民眾的能力對於戰爭來說是最重要的。在這一方麵,東方六國是遠遠落後於秦了。
另外,秦國通過建設水利設施,如鄭國渠、都江堰等,農業獲得了大發展。同時,秦國耕地充足,人均占有土地麵積大。為了發展生產,還誘使三晉(即韓趙魏三國)之民到秦國種地。
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國家組織能力大大提高,中央和地方、國家與民眾組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而相對而言,東方六國由於氏族貴族力量巨大,雖然也進行了變法,但很不徹底(比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以失敗告終)。這樣,王室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就導致國家力量的分散。民眾各依附於對自己有利的貴族,眼中隻有自己的依附者,而沒有國家。這樣,國家的組織能力就遠遠不如秦國了。所以說,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來看,法家作為思想支撐的強秦能夠統一六國是必然的。
在統一國家草創之初,基於六國初定、人心未穩的局麵,為確保大一統局麵而嚴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誅叛逆,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法家思想主張“法治”重刑罰,這與秦始皇“治亂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與其說秦始皇利用了法家,不如說,法家首先選擇了秦始皇。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法家與秦始皇的結合是時代造就的。
但是,為什麽說,法家選擇的其實隻是秦始皇而不是秦國呢?
商鞅變法之前,在戰國七雄中,秦是最沒有條件統一天下的,而最有資格的是齊國。齊乃武王親封,當時位列功臣封國之首,號稱“首封”。以後,齊國又吞併了周圍的一些鄰國,憑藉東海之濱的豐產物饒,走上了富強的道路。在春秋時期,適逢齊桓公這等明君,又有管仲等賢才相助,齊國對內尊王,對外攘夷,事業如火如荼,達到了頂峰,成為了老牌的“霸權主義者”。後來,雖一度敗落,但瘦死的駱駝終比馬大,何況齊威王時又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國力得到了復甦。戰國時期,齊國稱王稱霸,威風不可一世。沒有相當的實力作後盾,齊國是不敢如此折騰的。秦國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最後一個滅齊,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原因。
而排行第二的就是楚國。雖然楚國的“資歷”不如其他國家,但是論實戰經驗,楚國絕對不亞於齊國。春秋時期,楚吞併的諸侯國,大大小小有四五十個,終於異軍突起,成為了南方之強。到了春秋末年,更是繼晉國之後而稱霸。到了戰國時期,楚的疆域,東至海濱(因為消滅了魯國),北至中原(與魏國鄰接),西有黔中,南有蒼梧,差不多占了當時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後滅六國,楚最不服,以至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
再與燕和趙韓魏(原先的晉國)相比,秦國的國力並不占據優勢。秦建國之時,東方的這些列強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了近三百年。談到秦的分封,按照現代人的思維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周王室利用秦對付西戎的。當齊楚二霸隔江對峙的時候,秦還在和西戎爭地盤呢!
直到秦統一之前,對各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戰爭。而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富國強兵。這時,各國的王室已經意識到氏族貴族專政阻礙了國家經濟的發展。於是,各國都進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這種改革,在秦國進行得最徹底,為什麽按照法家理論採取的改革措施更徹底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於氏族貴族特權的剝奪上,商鞅變法做得是最幹脆利落的。相對東方六國而言,秦國在變法前是落後國家,正因為這種落後,秦國的氏族貴族的力量就相對弱小。所以,在剝奪其特權的過程中就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經過商鞅變法,秦國就逐漸發展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國家,各地官僚由中央委任,而不再由氏族貴族世襲;在經濟上,井田製被破壞,自由經濟逐步代替了國有經濟。氏族貴族的力量在秦國逐漸就衰微了。商鞅剝奪了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建立了“軍功爵製度”。這是一種新的等級製,它不是像“禮”依照血緣決定人的社會等級,而是以“勤耕戰力者顯榮”為原則,也就是獎勵耕戰。“農戶努力耕織,向國家交納糧食布匹多的,可以成為半自由農民(大小戮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即氏族貴族)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商鞅變法另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初步建立起戶籍製度(別的國家還沒有),到秦始皇十六年,戶籍製度在秦國固定下來。戶籍製度是和行政區劃上的郡縣製結合在一起的。秦國郡下設縣,縣下設鄉,鄉下設亭,亭下是一個個按姓氏聚居的村落自治體。老百姓按十戶為“什”、五戶為“伍”編為什伍,一戶有人犯法,其他各戶都要受罰(“為什伍而相司連坐”)。縣設縣令長,鄉設三老,有秩,遊徼,還有嗇夫一職,專管訴訟收賦稅。亭設亭長(劉邦就是亭長出身)。村落中,族長地位最高。
戶籍製度的建立,使國家的稅收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這種製度把全國民眾組織了起來。而國家組織民眾的能力對於戰爭來說是最重要的。在這一方麵,東方六國是遠遠落後於秦了。
另外,秦國通過建設水利設施,如鄭國渠、都江堰等,農業獲得了大發展。同時,秦國耕地充足,人均占有土地麵積大。為了發展生產,還誘使三晉(即韓趙魏三國)之民到秦國種地。
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國家組織能力大大提高,中央和地方、國家與民眾組成了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而相對而言,東方六國由於氏族貴族力量巨大,雖然也進行了變法,但很不徹底(比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就以失敗告終)。這樣,王室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就導致國家力量的分散。民眾各依附於對自己有利的貴族,眼中隻有自己的依附者,而沒有國家。這樣,國家的組織能力就遠遠不如秦國了。所以說,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來看,法家作為思想支撐的強秦能夠統一六國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