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停止戰爭在那個時代顯然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是一個被拋出去的球，正沿著拋物線上升的時候喊停，是停不了的。戰國時代的戰爭就好比是一條拋物線的前半段，正處於白熱化的上升階段。如果哪個國家採取了墨家的主張，依照當時劍拔弩張、個個摩拳擦掌的形勢來看，被滅掉倒是很有可能的。
那麽，最有可能勝出的兩家就是法家與儒家了。儒家主張“仁”、“仁政”。孔子尚周禮，渴望那個以“禮”為重的和平年代，於是挖掘人性中最為普通卻被人忽視的一些美好品德，來教化世人，遊說統治者。到了孟子，他對於現實的抨擊更為激烈，而且把對周禮的破壞看做是歷史的倒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也就是說，春秋五霸，是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的罪人。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春秋五霸，沒有權利討伐其他諸侯，這種權利隻有天子才有，所以說，五霸是天子的罪人。春秋五霸，雖然在某些方麵破壞了周禮，但和其他諸侯訂立盟約的時候，同時在另一些方麵也維護周禮，而現在的諸侯又破壞了這些盟約，所以說，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不能幫助諸侯遵守周禮，反而促使諸侯破壞周禮，所以說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
孟子還說：“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之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意思是：不通過實行仁政而使人獲得財富，這違背了孔子的教義。何況是通過戰爭獲得財富（包括土地）呢？這叫做為了土地而去殺人，罪不容於死。所以，善於打仗的人，應該受到重刑，像吳起、孫臏；通過外交為國君謀利的人，應該受到次一級的刑，像蘇秦、張儀；破壞井田、鼓勵人開荒的人，也要受刑，像李悝、商鞅等人。
孟子施行仁政的基礎就是恢復井田製。但在封建製經濟的發展下，井田製顯然是束縛生產力的，而且是恢復不了的。所以，儒家思想也不會被亂世中的統治者拿來用。但有一點，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是值得統治者參考的。
而法家思想是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麵出現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氏族宗法製的“禮”，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則是棄禮立法。私有製造就的顯族貴族的出現，以及自由經濟的發展，使得“禮”成了落後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力量。在自由經濟之下，必須有一種對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約束力的社會規則出現，使人們可以有序競爭，以推動生產的發展。這就是“法”。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法家思想是進取的。儒家思想宣揚“無變古，無異常”，法家思想宣揚“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儒家主張“親親”，法家主張“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儒家主張“仁政”“德治”（實質上還是要維護禮），法家講“禮墮而修耕戰”，後來的韓非子更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完全否定了“仁政”、“德治”。
按照戰國時期的狀況，各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隻有不顧現實的唯心主義者才會認為可以通過什麽“仁政”、“德治”達到天下太平。
法家的思想家們敏銳地看到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自由經濟與氏族貴族的國有經濟之間的矛盾”。這種經濟上的矛盾在階級關係上表現為顯族貴族（新興的國民階級的代表）與氏族貴族的矛盾。經濟要向前發展，不可能止步不前，更不可能倒退，所以，顯族貴族與氏族貴族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並且由於顯族貴族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其最終的勝利也是必然。但是這種鬥爭是複雜曲折的，往往暫時還會有失敗。秦的統一六國，就是法家思想的勝利。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代替了氏族宗法政治，自由經濟代替了國有經濟。
儒家在政治觀點上表現為唯心主義的形上學，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看問題，而法家的思想家們則是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他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他們認清了歷史的發展趨勢，並以大無畏的精神去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吳起因變法遭射殺，商鞅因變法遭車裂。
法家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富國強兵”四個字。富國，就是剝奪氏族貴族的特權，發展自由經濟；強兵，就是以武力統一天下。我們都知道，法家一直在尋求可以將理論付諸於實踐的推助力量，與其說，法家選擇的是秦國，倒不如說，選擇的是秦始皇。在法家看來，一個平易近人、感情豐富，或者一個慈悲為懷、懦弱無能的君王，根本無從承擔起推行“法治”的重任。他們要尋找一個具有“法治”思想的鐵血君王，讓他去收拾天下的殘局。這位鐵血君王應是這樣的英雄：他能夠用最強力的手段去奴役民眾，然後使民眾獲得解放。據法家說，寰宇要想“大定”，海內要想“清一”，蒼生要想“獲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這位“救世主”的奴役。顯然秦始皇是最合適的、最理想不過的甚至是唯一的人選。秦始皇從年輕時代起就接受秦國的特殊的文化環境薰陶從而表現出極強的“法治主義”精神，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家理論，對法家大師韓非子欽佩得五體投地，四處網羅各國的法家人物，堅決按照法家的“君主極權論”和“暴力萬能論”來建構新國家的模型，堅決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鐵血政策。
那麽，最有可能勝出的兩家就是法家與儒家了。儒家主張“仁”、“仁政”。孔子尚周禮，渴望那個以“禮”為重的和平年代，於是挖掘人性中最為普通卻被人忽視的一些美好品德，來教化世人，遊說統治者。到了孟子，他對於現實的抨擊更為激烈，而且把對周禮的破壞看做是歷史的倒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也就是說，春秋五霸，是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的罪人。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春秋五霸，沒有權利討伐其他諸侯，這種權利隻有天子才有，所以說，五霸是天子的罪人。春秋五霸，雖然在某些方麵破壞了周禮，但和其他諸侯訂立盟約的時候，同時在另一些方麵也維護周禮，而現在的諸侯又破壞了這些盟約，所以說，現在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現在的大夫不能幫助諸侯遵守周禮，反而促使諸侯破壞周禮，所以說現在的大夫是諸侯的罪人。
孟子還說：“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之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意思是：不通過實行仁政而使人獲得財富，這違背了孔子的教義。何況是通過戰爭獲得財富（包括土地）呢？這叫做為了土地而去殺人，罪不容於死。所以，善於打仗的人，應該受到重刑，像吳起、孫臏；通過外交為國君謀利的人，應該受到次一級的刑，像蘇秦、張儀；破壞井田、鼓勵人開荒的人，也要受刑，像李悝、商鞅等人。
孟子施行仁政的基礎就是恢復井田製。但在封建製經濟的發展下，井田製顯然是束縛生產力的，而且是恢復不了的。所以，儒家思想也不會被亂世中的統治者拿來用。但有一點，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是值得統治者參考的。
而法家思想是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麵出現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氏族宗法製的“禮”，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則是棄禮立法。私有製造就的顯族貴族的出現，以及自由經濟的發展，使得“禮”成了落後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力量。在自由經濟之下，必須有一種對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約束力的社會規則出現，使人們可以有序競爭，以推動生產的發展。這就是“法”。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法家思想是進取的。儒家思想宣揚“無變古，無異常”，法家思想宣揚“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儒家主張“親親”，法家主張“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儒家主張“仁政”“德治”（實質上還是要維護禮），法家講“禮墮而修耕戰”，後來的韓非子更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完全否定了“仁政”、“德治”。
按照戰國時期的狀況，各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隻有不顧現實的唯心主義者才會認為可以通過什麽“仁政”、“德治”達到天下太平。
法家的思想家們敏銳地看到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自由經濟與氏族貴族的國有經濟之間的矛盾”。這種經濟上的矛盾在階級關係上表現為顯族貴族（新興的國民階級的代表）與氏族貴族的矛盾。經濟要向前發展，不可能止步不前，更不可能倒退，所以，顯族貴族與氏族貴族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並且由於顯族貴族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其最終的勝利也是必然。但是這種鬥爭是複雜曲折的，往往暫時還會有失敗。秦的統一六國，就是法家思想的勝利。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代替了氏族宗法政治，自由經濟代替了國有經濟。
儒家在政治觀點上表現為唯心主義的形上學，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看問題，而法家的思想家們則是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他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他們認清了歷史的發展趨勢，並以大無畏的精神去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吳起因變法遭射殺，商鞅因變法遭車裂。
法家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富國強兵”四個字。富國，就是剝奪氏族貴族的特權，發展自由經濟；強兵，就是以武力統一天下。我們都知道，法家一直在尋求可以將理論付諸於實踐的推助力量，與其說，法家選擇的是秦國，倒不如說，選擇的是秦始皇。在法家看來，一個平易近人、感情豐富，或者一個慈悲為懷、懦弱無能的君王，根本無從承擔起推行“法治”的重任。他們要尋找一個具有“法治”思想的鐵血君王，讓他去收拾天下的殘局。這位鐵血君王應是這樣的英雄：他能夠用最強力的手段去奴役民眾，然後使民眾獲得解放。據法家說，寰宇要想“大定”，海內要想“清一”，蒼生要想“獲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這位“救世主”的奴役。顯然秦始皇是最合適的、最理想不過的甚至是唯一的人選。秦始皇從年輕時代起就接受秦國的特殊的文化環境薰陶從而表現出極強的“法治主義”精神，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家理論，對法家大師韓非子欽佩得五體投地，四處網羅各國的法家人物，堅決按照法家的“君主極權論”和“暴力萬能論”來建構新國家的模型，堅決推行武力統一中國的鐵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