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繼承了克雷洛夫、格裏鮑耶陀夫、果戈裏的諷刺文學傳統，他的作品語言生動而又富於個性，藝術形象真實且具有極強的典型意義，不僅為俄國人民所喜聞樂見，而且在國外也聲名遠揚。他是馬克思所特別讚賞的俄國作家之一。
小說：對社會運動的理性思考
最深刻地反映了社會運動的作家當首推屠格涅夫。作為最先享譽歐洲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繼1862年發表反映俄國知識界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之後，又以敏銳的眼光捕捉著改革後俄國生活、尤其是知識分子中發生的變動，先後創作了《煙》和《處女地》這兩部名著。
1861年後，屠格涅夫有很長一段時間僑居巴登。這裏的生活使他接觸到許多在國外的俄國人，並為他的新作《煙》提供了素材。《煙》的內容與《貴族之家》相似。一個名叫李特維諾夫的青年和未婚妻塔吉亞娜來到巴登，遇到了他大學時代的戀人伊列娜及其丈夫——一位將軍。伊列娜重溫舊好的欲望使李特維諾夫背叛了未婚妻。但當他要求伊列娜同他私奔時，伊列娜卻決定留在將軍身邊。這部小說的背景是改革時期的俄國。屠格涅夫把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社會為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比作煙霧和蒸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變化，但一切事實上都維持原樣，煙霧和蒸汽過去之後，俄羅斯依舊故我。在小說中，他對改革年代的俄國知識分子運動進行了理性的思考，並對上流社會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抨擊。作為一個西方派分子、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現實主義者，他在《煙》中透露了一線希望之光，通過對李特維諾夫和塔吉亞娜在農村中踏踏實實從事具體工作的描寫，表達了這樣的信念：生活的蓬勃生氣將驅散感情上的煙霧。這是同《父與子》完全不同的結局。
70年代，民粹派知識分子開始了“到民間去”運動。當時回到俄國的屠格涅夫目睹這些純真青年的理想主義行動，很快就構思並完成了一部反映這個革命的俄羅斯的新小說，這就是1877 年出版的《處女地》。這部小說是“到民間去”運動的真實寫照。在自由主義的官僚西皮亞金家當家庭教師的大學生涅日達諾夫與西皮亞金的外甥女瑪麗安娜一起被捲入了那股時代的潮流，但他們無法跨越那條由俄國的歷史和社會在他們和農民之間造成的鴻溝。小說的結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絕對真實的：農民們讓政府抓走了那些想為他們的解放出力的知識青年，涅日達諾夫因精神崩潰而自殺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創造了一個精神的依託：工廠經理索羅明。這是一個改革後出現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進步，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認為“到民間去”運動根本不會成功，也不相信俄國就會發生革命。在他看來，俄國農民對知識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們覺醒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不可能通過涅日達諾夫這樣的人所採取的辦法來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對他們的運動持觀望態度。
索羅明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達諾夫隻能以悲劇告終。這種描寫實際上也是屠格涅夫對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為他本人也多少是屬於幻想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於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類型的人物，他總是像對待病友一樣給予溫柔的、詩意的愛，但這種愛沒有妨礙他對他們的精神和行為作外科醫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這視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當時風靡歐洲，他那以“詩意的現實主義”而聞名的風格贏得了許多歐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筆下，不僅自然景色詩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心世界也都充滿著詩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說，他隻對人類麵目的真實性感興趣，而對一切超自然的東西漠不關心，對一切絕對化的東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條是“藝術就是人加自然”，“應該把現實提到詩的高度”。現實主義和詩意的結合是屠格涅夫創作的特點。他的作品文字洗鍊，但卻充實而富有魅力。這位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師以自己的傑作使人們如此直接和親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紀40—70 年代的俄羅斯生活，以至於最真實的歷史著作恐怕也無法取得同樣的效果。他的同時代人克魯泡特金評論說：“在19世紀的小說家中，在藝術方麵達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國人聽來簡直是音樂——而且和貝多芬的音樂同樣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說是《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與《處女地》，都能描寫出1848年後急速而連續地進化的俄國知識階級中主要的‘劃時代的’人物之典型。這些人物的描寫都充滿著哲學的思想和人道主義的理解，而且還有一種在任何別的文學裏找不出同類來的藝術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歐，同西歐文學界保持著密切聯繫，對俄國與西歐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國的一段時間裏，他曾用法國18 世紀喜劇作家馬利沃的風格編寫過一些劇本讓劇團演出。在創作於這一時期的《羅亭》的主角羅亭身上，可以發現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徵。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與法國文化界名流喬治·桑、福樓拜、龔古爾兄弟、阿爾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聖—桑等人經常在一起聚會、交談。他把傑出的女作家喬治·桑視為自己的師長，並通過她的關係與福樓拜結識。福樓拜經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給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聽，徵求他的意見，並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評論所折服。對藝術的追求和對平庸的厭惡使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結為知己。從1872 年起，福樓拜每月都要組織一次聚餐會，邀請屠格涅夫和法國文學界的精華出席，而屠格涅夫總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談和淵博的知識迷住他的法國朋友。
小說：對社會運動的理性思考
最深刻地反映了社會運動的作家當首推屠格涅夫。作為最先享譽歐洲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繼1862年發表反映俄國知識界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長篇小說《父與子》之後，又以敏銳的眼光捕捉著改革後俄國生活、尤其是知識分子中發生的變動，先後創作了《煙》和《處女地》這兩部名著。
1861年後，屠格涅夫有很長一段時間僑居巴登。這裏的生活使他接觸到許多在國外的俄國人，並為他的新作《煙》提供了素材。《煙》的內容與《貴族之家》相似。一個名叫李特維諾夫的青年和未婚妻塔吉亞娜來到巴登，遇到了他大學時代的戀人伊列娜及其丈夫——一位將軍。伊列娜重溫舊好的欲望使李特維諾夫背叛了未婚妻。但當他要求伊列娜同他私奔時，伊列娜卻決定留在將軍身邊。這部小說的背景是改革時期的俄國。屠格涅夫把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社會為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比作煙霧和蒸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變化，但一切事實上都維持原樣，煙霧和蒸汽過去之後，俄羅斯依舊故我。在小說中，他對改革年代的俄國知識分子運動進行了理性的思考，並對上流社會作了尖銳的諷刺和抨擊。作為一個西方派分子、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現實主義者，他在《煙》中透露了一線希望之光，通過對李特維諾夫和塔吉亞娜在農村中踏踏實實從事具體工作的描寫，表達了這樣的信念：生活的蓬勃生氣將驅散感情上的煙霧。這是同《父與子》完全不同的結局。
70年代，民粹派知識分子開始了“到民間去”運動。當時回到俄國的屠格涅夫目睹這些純真青年的理想主義行動，很快就構思並完成了一部反映這個革命的俄羅斯的新小說，這就是1877 年出版的《處女地》。這部小說是“到民間去”運動的真實寫照。在自由主義的官僚西皮亞金家當家庭教師的大學生涅日達諾夫與西皮亞金的外甥女瑪麗安娜一起被捲入了那股時代的潮流，但他們無法跨越那條由俄國的歷史和社會在他們和農民之間造成的鴻溝。小說的結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絕對真實的：農民們讓政府抓走了那些想為他們的解放出力的知識青年，涅日達諾夫因精神崩潰而自殺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創造了一個精神的依託：工廠經理索羅明。這是一個改革後出現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進步，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認為“到民間去”運動根本不會成功，也不相信俄國就會發生革命。在他看來，俄國農民對知識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們覺醒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不可能通過涅日達諾夫這樣的人所採取的辦法來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對他們的運動持觀望態度。
索羅明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達諾夫隻能以悲劇告終。這種描寫實際上也是屠格涅夫對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為他本人也多少是屬於幻想型的理想主義者。對於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類型的人物，他總是像對待病友一樣給予溫柔的、詩意的愛，但這種愛沒有妨礙他對他們的精神和行為作外科醫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這視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當時風靡歐洲，他那以“詩意的現實主義”而聞名的風格贏得了許多歐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筆下，不僅自然景色詩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心世界也都充滿著詩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說，他隻對人類麵目的真實性感興趣，而對一切超自然的東西漠不關心，對一切絕對化的東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條是“藝術就是人加自然”，“應該把現實提到詩的高度”。現實主義和詩意的結合是屠格涅夫創作的特點。他的作品文字洗鍊，但卻充實而富有魅力。這位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師以自己的傑作使人們如此直接和親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紀40—70 年代的俄羅斯生活，以至於最真實的歷史著作恐怕也無法取得同樣的效果。他的同時代人克魯泡特金評論說：“在19世紀的小說家中，在藝術方麵達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國人聽來簡直是音樂——而且和貝多芬的音樂同樣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說是《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與《處女地》，都能描寫出1848年後急速而連續地進化的俄國知識階級中主要的‘劃時代的’人物之典型。這些人物的描寫都充滿著哲學的思想和人道主義的理解，而且還有一種在任何別的文學裏找不出同類來的藝術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歐，同西歐文學界保持著密切聯繫，對俄國與西歐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國的一段時間裏，他曾用法國18 世紀喜劇作家馬利沃的風格編寫過一些劇本讓劇團演出。在創作於這一時期的《羅亭》的主角羅亭身上，可以發現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徵。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與法國文化界名流喬治·桑、福樓拜、龔古爾兄弟、阿爾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聖—桑等人經常在一起聚會、交談。他把傑出的女作家喬治·桑視為自己的師長，並通過她的關係與福樓拜結識。福樓拜經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給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聽，徵求他的意見，並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評論所折服。對藝術的追求和對平庸的厭惡使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結為知己。從1872 年起，福樓拜每月都要組織一次聚餐會，邀請屠格涅夫和法國文學界的精華出席，而屠格涅夫總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談和淵博的知識迷住他的法國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