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 年，巴枯寧在日內瓦向俄國青年發出號召：“趕快拋棄這個註定要滅亡的世界吧，拋棄這些大學、學院和學校吧，……到民間去吧!你們的戰場，你們的生活和你們的科學就在那裏。在人民那裏學習如何為他們服務，如何最出色地進行人民的事業……知識青年不應當是人民的教師、慈善家和獨裁的領導者，而僅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產婆，他們必須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團結起來。但是，為了獲得為人民事業服務的能力和權利，他們必須把全部身心奉獻給人民。”1873 年，巴枯寧的《國家製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在蘇黎世出版。這本集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傳入俄國，被民粹派青年視為福音書，尤其是書中的《補充(一)》，更是被他們奉為理論指南和行動綱領。巴枯寧在《補充(一)》中深入闡述了俄國人民的理想、與之相聯繫的陰暗麵以及為實現這些理想而須進行的鬥爭。他認為隻要革命者到民間去，聯合優秀農民，溝通各個村社，就能使農民的零星行動匯合成全俄性的大規模運動。他與拉甫羅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認為革命者的主要任務不是展開宣傳活動、啟發群眾覺悟，而是要立即舉行暴動。此時，民粹派青年中的激進傾向加強，拉甫羅夫較為溫和的觀點已不能滿足他們，巴枯寧派開始成為民粹主義運動的主流。急於幹一番事業的俄國青年為巴枯寧的思想和言辭所吸引和激勵，1873—1874年，一個聲勢頗大的“到民間去”運動在俄羅斯出現。民粹派青年們放棄城市生活，成群結隊地到農村去。他們穿農民的服裝，操農民的語言，過農民的生活，向農民傳播知識，教他們讀書寫字，為他們解除病痛，並進而向他們進行革命宣傳，試圖發動他們起來鬥爭，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盡管民粹派分子對貧苦的農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並真心想幫助他們獲得解放，但他們的空想不為農民所理解，也解決不了農民的實際問題；農民既不信他們的話，也不跟他們走，用懷疑的眼光看著這些城裏人。民粹派分子“在實踐中不得不深信農夫具有共產主義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劇性的是，許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們所寄予希望的農民告發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喬夫在日內瓦出版《警鍾》雜誌，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義的新流派。特卡喬夫派的觀點與巴枯寧派比較接近，認為在俄國進行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困難，並主張立即實現這一革命。特卡喬夫斷言，沙皇專製製度猶如空中樓閣，沒有任何社會基礎，“現在我們掌握著俄國歷史的命運。隻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他認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推遲革命、縮小革命勝利的希望以至永遠不能實現革命，為此，必須立即敲起警鍾，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革命者應該組織起密謀小集團，用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然後自上而下地採取措施，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與主張發動農民革命的巴枯寧不同的是，特卡喬夫是個布朗基主義者，認為革命隻能靠少數組織成政黨的知識分子採取密謀的方式來進行。特卡喬夫把俄國農民視為“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認為集體所有製的思想與俄國農民的整個世界觀緊密相連，因此他們比歐洲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
70年代末，俄國再次出現革命形勢。民粹主義運動在活動方式上產生分歧，土地與自由社分裂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黨這兩個獨立的組織，前者繼續主張在農村進行宣傳，發動農民革命，後者則把鬥爭矛頭直接對準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把密謀和暗殺作為基本手段。越來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動所吸引，並最終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殺沙皇並未如民意黨人所期望的那樣喚醒民眾。當他們終於把追蹤已久的獵物擊倒在地之後，卻再也拿不出任何顯示力量的手段。民意黨主要成員在一個月內先後被捕並被處死。革命民粹主義運動就此結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誠信仰感人至探，他們的鬥爭精神令人欽敬，他們的運動也確實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實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力量之一。然而從本質上說，民粹主義是被扭曲的俄國社會的產物，烏托邦式的理論、極端的手段、與人民群眾的脫離，使之不可能為俄國爭得自由。他們的悲劇是俄國歷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義的新綱領、立憲主張、地方自治機關的活動
1861年改革後，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大多數支持政府的政策，採取了溫和的、保守的立場。1862年出版的齊切林的《若幹現代問題》一書詳細論述了自由主義在改革形勢下的新綱領。這個新綱領，其核心是“自由主義的措施和強有力的政權”。所謂自由主義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給予社會以獨立活動的權利，保證公民權利，保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繼續堅持走2月19 日開始的道路。所謂強有力的政權，即主張政府發揮國家利益維護者的作用，保證社會秩序，監督法律的實行，對無政府主義採取強硬措施。自由主義認為，革命流派是唯理論的追隨者，幻想可以在俄國這張白紙上很容易地寫上科學和進步所指示的一切；這種要求破壞一切現存製度的革命宣傳將破壞改革事業，革命的後果必然是專政的出現，而這個專政對於自由的危害將甚於君主專製。因為君主專製屬於過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條件的成熟，它將轉變為憲製；而革命的目標是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真誠的自由主義者在麵對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下隻能支持專製製度”，但它必須沿著溫和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前進。
1875年，彼·尼·特卡喬夫在日內瓦出版《警鍾》雜誌，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義的新流派。特卡喬夫派的觀點與巴枯寧派比較接近，認為在俄國進行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困難，並主張立即實現這一革命。特卡喬夫斷言，沙皇專製製度猶如空中樓閣，沒有任何社會基礎，“現在我們掌握著俄國歷史的命運。隻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他認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推遲革命、縮小革命勝利的希望以至永遠不能實現革命，為此，必須立即敲起警鍾，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革命者應該組織起密謀小集團，用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然後自上而下地採取措施，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與主張發動農民革命的巴枯寧不同的是，特卡喬夫是個布朗基主義者，認為革命隻能靠少數組織成政黨的知識分子採取密謀的方式來進行。特卡喬夫把俄國農民視為“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認為集體所有製的思想與俄國農民的整個世界觀緊密相連，因此他們比歐洲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
70年代末，俄國再次出現革命形勢。民粹主義運動在活動方式上產生分歧，土地與自由社分裂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黨這兩個獨立的組織，前者繼續主張在農村進行宣傳，發動農民革命，後者則把鬥爭矛頭直接對準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把密謀和暗殺作為基本手段。越來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動所吸引，並最終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殺沙皇並未如民意黨人所期望的那樣喚醒民眾。當他們終於把追蹤已久的獵物擊倒在地之後，卻再也拿不出任何顯示力量的手段。民意黨主要成員在一個月內先後被捕並被處死。革命民粹主義運動就此結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誠信仰感人至探，他們的鬥爭精神令人欽敬，他們的運動也確實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實行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力量之一。然而從本質上說，民粹主義是被扭曲的俄國社會的產物，烏托邦式的理論、極端的手段、與人民群眾的脫離，使之不可能為俄國爭得自由。他們的悲劇是俄國歷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義的新綱領、立憲主張、地方自治機關的活動
1861年改革後，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大多數支持政府的政策，採取了溫和的、保守的立場。1862年出版的齊切林的《若幹現代問題》一書詳細論述了自由主義在改革形勢下的新綱領。這個新綱領，其核心是“自由主義的措施和強有力的政權”。所謂自由主義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給予社會以獨立活動的權利，保證公民權利，保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繼續堅持走2月19 日開始的道路。所謂強有力的政權，即主張政府發揮國家利益維護者的作用，保證社會秩序，監督法律的實行，對無政府主義採取強硬措施。自由主義認為，革命流派是唯理論的追隨者，幻想可以在俄國這張白紙上很容易地寫上科學和進步所指示的一切；這種要求破壞一切現存製度的革命宣傳將破壞改革事業，革命的後果必然是專政的出現，而這個專政對於自由的危害將甚於君主專製。因為君主專製屬於過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條件的成熟，它將轉變為憲製；而革命的目標是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真誠的自由主義者在麵對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下隻能支持專製製度”，但它必須沿著溫和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