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年代中期，虛無主義運動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方麵，有許多青年決心把知識和文化送給群眾，他們到工業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間組織合作社，開辦文化補習學校。這就是後來“到民間去”運動的發端。另一方麵，是個人恐怖主義的出現。1863 年在莫斯科形成了一個以伊舒金、加拉科佐夫為首的青年知識分子小組。小組成員認為，亞歷山大二世的統治如果繼續存在下去，連已經實現的有限改革也難保住；而刺殺沙皇將有助於推動人民的鬥爭，使俄國能按照村社社會主義的原則得到改造。1866 年4月4日，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被判絞刑。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小組的思想是70 年代民粹派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先聲。
60 年代末，赫爾岑一再強調，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虛無主義之父，他們留給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正是“虛無主義”。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學和懷疑，主張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現存製度和自由主義道路，希望以革命開闢俄國農民社會主義之路，這些都是虛無主義運動的思想來源。事實上，虛無主義運動的興起反映了改革後俄國社會的矛盾，其背景是進步青年對農奴製度改革的失望，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失望，對俄國社會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馬克思在讀了弗列羅夫斯基所著的《俄國工人階級狀況》後對恩格斯說：“俄國的現狀再不能維持下去了，解放農奴自然隻是加速了瓦解的進程，可怕的社會革命迫在眉睫。從這裏也可以看到現在俄國大學生等等中間風行一時的學校青年虛無主義的現實基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虛無主義運動中開始形成係統的理論——民粹主義。
1868—1869年間，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羅夫以筆名陸續在法國《星期周報》上發表《歷史信劄》，1870 年9 月經修訂後以單行本出版。拉甫羅夫認為，受壓迫的勞動人民為創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數人，即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向人民償還欠債。他指出，知識分子應該組織起來，尋求真理，爭取建立公正的社會製度。他的這些主張在平民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他們投身於社會革命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1870年拉甫羅夫流亡國外後，繼續從思想上影響著革命青年的運動。他在蘇黎世創辦了名為《前進》的刊物，宣傳關於人民受到政治和社會教育後必然會採取革命行動的觀點。在《前進，我們的綱領》這篇文章中，拉甫羅夫指出，俄國革命運動提出的社會目標是為了勞動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壟斷作鬥爭；它反對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原則。他認為：“俄國大多數居民的前途賴以發展的特殊基礎就是農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製。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產品這個意義上發展我們的村社，把米爾大會變成俄國社會製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財產吸收到村社的財產中去，讓農民受教育，使農民懂得自己的社會需要……這一切就是俄國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國進步的俄國人都應該促使這些目的實現，”至於實現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徑，他強調，俄國的社會改造應該通過人民來完成，革命者應該拋棄那種認為可以把少數文化較高的人所想出來的革命思想強加給人民、把一種新的製度恩賜給人民的想法，應該向人民群眾講清楚他們的真正需要，使他們自覺地提出目標並自覺地努力達到這些目標。
拉甫羅夫的這些思想代表了當時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傾向，即以在群眾中展開宣傳，為未來的革命作思想和輿論準備作為自己的任務。
作為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拉甫羅夫研究了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和馬克思、蒲魯東等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學說，形成了一種他自稱為人類學主義的主觀社會學體係，其核心是人的個性。他認為，人的個性是歷史發展動向的決定性因素；盡管歷史道路取決於客觀力量，但個人可以根據自己對歷史道路的解釋確定自己的目標、選擇自己的方式，從而把客觀上難以避免的行為變成受個人意誌控製的行為。他把人類進步視為具有批判思維的人物活動的結果，歷史過程就是在這種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發展的。知識分子應該獻身於社會，以償付其對人類所欠的債務。
70年代初，沙皇政權對激進運動的鎮壓變本加厲，於是，數以百計的俄國青年逃往國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蘇黎世。蘇黎世成為繼日內瓦之後又一個俄國僑民聚居的城市。這時正在蘇黎世的米·亞·巴枯寧成為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還在1868年，巴枯寧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聯名發表了《我們的綱領》一文。這篇文章表達的基本上是巴枯寧的思想，中心是主張實現人民徹底的精神解放、社會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認為，沒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是不可能徹底和鞏固的；信仰上帝、信仰靈魂不滅等唯心主義的東西是專製製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喪失為爭取天賦權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樣，沒有社會經濟解放，任何自由隻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因為“人民的經濟生活任何時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著對人民政治狀況的真實說明”，而經濟解放的基礎，就是讓土地歸村社成員所有、資本和生產工具歸工人聯合會所有。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徹底摧毀國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學術的、財政經濟的設施；未來的政治組織隻應是農業組合和工人聯合會的自由聯盟、各族人民的自願聯合。巴枯寧的這些主張很合俄國激進青年的口味，馬上被他們接受並成為其主要綱領之一。
60 年代末，赫爾岑一再強調，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虛無主義之父，他們留給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正是“虛無主義”。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學和懷疑，主張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現存製度和自由主義道路，希望以革命開闢俄國農民社會主義之路，這些都是虛無主義運動的思想來源。事實上，虛無主義運動的興起反映了改革後俄國社會的矛盾，其背景是進步青年對農奴製度改革的失望，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失望，對俄國社會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馬克思在讀了弗列羅夫斯基所著的《俄國工人階級狀況》後對恩格斯說：“俄國的現狀再不能維持下去了，解放農奴自然隻是加速了瓦解的進程，可怕的社會革命迫在眉睫。從這裏也可以看到現在俄國大學生等等中間風行一時的學校青年虛無主義的現實基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虛無主義運動中開始形成係統的理論——民粹主義。
1868—1869年間，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羅夫以筆名陸續在法國《星期周報》上發表《歷史信劄》，1870 年9 月經修訂後以單行本出版。拉甫羅夫認為，受壓迫的勞動人民為創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數人，即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向人民償還欠債。他指出，知識分子應該組織起來，尋求真理，爭取建立公正的社會製度。他的這些主張在平民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他們投身於社會革命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1870年拉甫羅夫流亡國外後，繼續從思想上影響著革命青年的運動。他在蘇黎世創辦了名為《前進》的刊物，宣傳關於人民受到政治和社會教育後必然會採取革命行動的觀點。在《前進，我們的綱領》這篇文章中，拉甫羅夫指出，俄國革命運動提出的社會目標是為了勞動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壟斷作鬥爭；它反對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原則。他認為：“俄國大多數居民的前途賴以發展的特殊基礎就是農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製。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產品這個意義上發展我們的村社，把米爾大會變成俄國社會製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財產吸收到村社的財產中去，讓農民受教育，使農民懂得自己的社會需要……這一切就是俄國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國進步的俄國人都應該促使這些目的實現，”至於實現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徑，他強調，俄國的社會改造應該通過人民來完成，革命者應該拋棄那種認為可以把少數文化較高的人所想出來的革命思想強加給人民、把一種新的製度恩賜給人民的想法，應該向人民群眾講清楚他們的真正需要，使他們自覺地提出目標並自覺地努力達到這些目標。
拉甫羅夫的這些思想代表了當時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傾向，即以在群眾中展開宣傳，為未來的革命作思想和輿論準備作為自己的任務。
作為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拉甫羅夫研究了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和馬克思、蒲魯東等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學說，形成了一種他自稱為人類學主義的主觀社會學體係，其核心是人的個性。他認為，人的個性是歷史發展動向的決定性因素；盡管歷史道路取決於客觀力量，但個人可以根據自己對歷史道路的解釋確定自己的目標、選擇自己的方式，從而把客觀上難以避免的行為變成受個人意誌控製的行為。他把人類進步視為具有批判思維的人物活動的結果，歷史過程就是在這種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發展的。知識分子應該獻身於社會，以償付其對人類所欠的債務。
70年代初，沙皇政權對激進運動的鎮壓變本加厲，於是，數以百計的俄國青年逃往國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蘇黎世。蘇黎世成為繼日內瓦之後又一個俄國僑民聚居的城市。這時正在蘇黎世的米·亞·巴枯寧成為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還在1868年，巴枯寧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聯名發表了《我們的綱領》一文。這篇文章表達的基本上是巴枯寧的思想，中心是主張實現人民徹底的精神解放、社會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認為，沒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是不可能徹底和鞏固的；信仰上帝、信仰靈魂不滅等唯心主義的東西是專製製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喪失為爭取天賦權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樣，沒有社會經濟解放，任何自由隻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因為“人民的經濟生活任何時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著對人民政治狀況的真實說明”，而經濟解放的基礎，就是讓土地歸村社成員所有、資本和生產工具歸工人聯合會所有。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徹底摧毀國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學術的、財政經濟的設施；未來的政治組織隻應是農業組合和工人聯合會的自由聯盟、各族人民的自願聯合。巴枯寧的這些主張很合俄國激進青年的口味，馬上被他們接受並成為其主要綱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