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 年，在第15 期《望遠鏡》雜誌上，刊登了一篇題為《致某女士哲學書簡(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達耶夫。恰達耶夫出身貴族，曾是騎兵軍官，參加過1812 年的衛國戰爭，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黨人的秘密組織“北方協會”。十二月黨人起義時，他正在國外。1826 年返回俄國後，潛心研究哲學，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論及社會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在《哲學書簡(之一)》中，恰達耶夫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國現存製度的野蠻、迷信和殘酷的奴役性，他發表這篇文章時署名“涅克羅波利斯”，以此隱喻農奴製專製統治下的黑暗的俄國。他指出，農奴製的存在是俄國生活中的可恥汙點，是國家進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他以悲涼的筆調錶達了對於俄國落後的感慨，他詛咒俄國的歷史和傳統，同時也發出了“高貴的失望的吶喊”，因為他從俄國歷史中發現了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使他不能用自己從西方接受的思想來為俄國的未來發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達耶夫對俄國的歷史傳統持批判和否定態度。他認為，俄國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於東正教的興盛，它對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文化的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在俄國有記載的歷史中，沒有什麽高尚的、令人鼓舞的東西。“我們從不知道，這個民族有過一個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充滿生氣勃勃的活動和道義力量發揮崇高作用的時代。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沒有生氣和活力，我們的社會生活隻是由於受淩辱才會振作一下，隻是由於受奴役才能安靜下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沒有動人的回想，也沒有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沒有永恆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發泄式地宣稱：“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隻有我們對世界毫無貢獻，也隻有我們未能從這個世界學到什麽……我們對人類精神的進步從未貢獻過什麽，而一直在玷汙它。”他甚至認為，俄國沒有未來，正如它沒有過去一樣。
恰達耶夫寫道：“在奴隸這個詞中包含著多少內容、多少恐怖啊!這是一條將使我們毀滅而無法擺脫的死路。這是一個我們都將碰死在它身上的現實。這使我們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現的最慷慨的熱情最終都是徒勞的。這使我們的精神處於麻痹狀態，使我們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汙。”恰達耶夫的這些憤憤之言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歐化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內心痛苦和精神悲劇。恰達耶夫信奉天主教，強調宗教和教會在歷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夠找到一條道路，引導人類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無法超越俄國的歷史和現實。恰達耶夫的文章發表後，《望遠鏡》雜誌立即被封閉。尼古拉一世把恰達耶夫稱為瘋子，下令禁止他離開住所，並為他提供免費的“治療”。針對上流社會一些虛偽的“愛國主義者”的攻擊，恰達耶夫在《瘋人的辯護》中坦率地表示：“確實，我憎恨那種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於空想之中的悠閑的愛國主義、懈情的愛國主義。遺憾的是，我們中有許多聰明人正受這種愛國主義的毒害。”“我沒有學會用閉上了的眼睛、低垂的頭和封住的嘴巴去愛自己的祖國。”
在尼古拉一世反動統治的年代裏，恰達耶夫的文章猶如“黑夜中的槍聲”，震動了俄國思想界。當時正在流放地的赫爾岑在讀到第一封信後，被它激起了長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認為，恰達耶夫的結論是經不住推敲的，但這對文章本身並不重要，文章的意義在於它表達的憤懣感情動人心魄，使人們的精神受到長久的、深刻的影響。人們責備作者的嚴酷，但正是這種嚴酷是他最大的功績。恰達耶夫關於俄國歷史的看法，成為30 年代後期到40 年代後期著名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
30 年代，那些關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俄國人開始探索和研究俄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試圖從中找到未來的方向。恰達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識分子的熱烈反響，並使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兩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學的師生和幾乎整個莫斯科知識階層都被捲入了這場爭論。在指定的日子裏，論戰雙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廳裏，通宵達旦地展開辯論。當時的莫斯科有許多這樣的沙龍，在這裏，俄國思想界最博學、最傑出的代表經常麵對麵地交鋒。後來成為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主要理論家的鮑·齊切林”回憶說，正是在這裏，他第一次被一種思想所吸引，被一種人類最高尚的動機所掌握，並產生了參加這個精神運動的強烈願望。
論戰的焦點從一開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堅信俄羅斯民族精神將決定俄羅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則認為應該從西歐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亞科夫、尤·費·薩馬林、阿·伊·科謝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薩科夫兄弟。他們常在沙龍中探討社會和政治問題，但也利用朋友之間的通信發揮自己的理論，還在波戈金主辦的《莫斯科人》雜誌上發表文章。斯拉夫派作為俄國社會思想的一個流派，並沒有統一的理論和綱領。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經說過：“我們自稱斯拉夫主義者，但每個人對這個詞有著不同的解釋。第一種人認為斯拉夫主義隻表現為語言和統一的民族；第二種人把它理解為西方派的對立物；第三種人認為是對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種人把它當作對東正教的追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是正當的，並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則的東西。”對於這種情況，別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說：“迄今為止，他們沒有一人願意花點精力闡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則，以便讓人們了解這種學說同已知的許多觀點是如何完全不同。”
恰達耶夫對俄國的歷史傳統持批判和否定態度。他認為，俄國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於東正教的興盛，它對俄羅斯民族和俄羅斯文化的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在俄國有記載的歷史中，沒有什麽高尚的、令人鼓舞的東西。“我們從不知道，這個民族有過一個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充滿生氣勃勃的活動和道義力量發揮崇高作用的時代。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沒有生氣和活力，我們的社會生活隻是由於受淩辱才會振作一下，隻是由於受奴役才能安靜下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沒有動人的回想，也沒有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沒有永恆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發泄式地宣稱：“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隻有我們對世界毫無貢獻，也隻有我們未能從這個世界學到什麽……我們對人類精神的進步從未貢獻過什麽，而一直在玷汙它。”他甚至認為，俄國沒有未來，正如它沒有過去一樣。
恰達耶夫寫道：“在奴隸這個詞中包含著多少內容、多少恐怖啊!這是一條將使我們毀滅而無法擺脫的死路。這是一個我們都將碰死在它身上的現實。這使我們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現的最慷慨的熱情最終都是徒勞的。這使我們的精神處於麻痹狀態，使我們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汙。”恰達耶夫的這些憤憤之言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歐化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內心痛苦和精神悲劇。恰達耶夫信奉天主教，強調宗教和教會在歷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夠找到一條道路，引導人類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無法超越俄國的歷史和現實。恰達耶夫的文章發表後，《望遠鏡》雜誌立即被封閉。尼古拉一世把恰達耶夫稱為瘋子，下令禁止他離開住所，並為他提供免費的“治療”。針對上流社會一些虛偽的“愛國主義者”的攻擊，恰達耶夫在《瘋人的辯護》中坦率地表示：“確實，我憎恨那種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於空想之中的悠閑的愛國主義、懈情的愛國主義。遺憾的是，我們中有許多聰明人正受這種愛國主義的毒害。”“我沒有學會用閉上了的眼睛、低垂的頭和封住的嘴巴去愛自己的祖國。”
在尼古拉一世反動統治的年代裏，恰達耶夫的文章猶如“黑夜中的槍聲”，震動了俄國思想界。當時正在流放地的赫爾岑在讀到第一封信後，被它激起了長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認為，恰達耶夫的結論是經不住推敲的，但這對文章本身並不重要，文章的意義在於它表達的憤懣感情動人心魄，使人們的精神受到長久的、深刻的影響。人們責備作者的嚴酷，但正是這種嚴酷是他最大的功績。恰達耶夫關於俄國歷史的看法，成為30 年代後期到40 年代後期著名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論
30 年代，那些關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俄國人開始探索和研究俄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試圖從中找到未來的方向。恰達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識分子的熱烈反響，並使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兩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學的師生和幾乎整個莫斯科知識階層都被捲入了這場爭論。在指定的日子裏，論戰雙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廳裏，通宵達旦地展開辯論。當時的莫斯科有許多這樣的沙龍，在這裏，俄國思想界最博學、最傑出的代表經常麵對麵地交鋒。後來成為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主要理論家的鮑·齊切林”回憶說，正是在這裏，他第一次被一種思想所吸引，被一種人類最高尚的動機所掌握，並產生了參加這個精神運動的強烈願望。
論戰的焦點從一開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堅信俄羅斯民族精神將決定俄羅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則認為應該從西歐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亞科夫、尤·費·薩馬林、阿·伊·科謝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薩科夫兄弟。他們常在沙龍中探討社會和政治問題，但也利用朋友之間的通信發揮自己的理論，還在波戈金主辦的《莫斯科人》雜誌上發表文章。斯拉夫派作為俄國社會思想的一個流派，並沒有統一的理論和綱領。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經說過：“我們自稱斯拉夫主義者，但每個人對這個詞有著不同的解釋。第一種人認為斯拉夫主義隻表現為語言和統一的民族；第二種人把它理解為西方派的對立物；第三種人認為是對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種人把它當作對東正教的追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是正當的，並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則的東西。”對於這種情況，別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說：“迄今為止，他們沒有一人願意花點精力闡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則，以便讓人們了解這種學說同已知的許多觀點是如何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