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生命財產，直接間接由戰爭而受之損失，何可勝計，國家財富之耗喪，更 無論矣。??凡此空前重大之犧牲，悉為此次統一和平之代價。”怎麽來完
成訓政時期的任務呢？蔣介石認為必須“對於訓政之理論，應有正確之了 解”。他說：“綜察現在統治世界各國之政府，雖形式互殊，而其理論之立
場，大要除傳統的君權神聖說不必計議外，約可概分為三，而主張黨治者有 其二。”接著，蔣介石詳細地論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
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為 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
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係進化階 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國家主權，既為神聖，縱橫發展，遑恤其他，國際上
之影響，是否合於大同原則，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 以唯物史觀為立場，依定命主義作推論。認為國家及統治權係階級合為一體，
以為昔者由資產階級據為己有，今則無產階級亦當據為己有，以消滅其他階 級，待其他階級消滅盡淨，乃可同躋於共產社會，國家亦即從此消滅。故以
一黨當政之國家，而階級鬥爭，反更殘酷，消滅反對者之過程，雖列寧亦難 為之預期，但斷其不久。此種殘酷手段，尤不適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
固有道德，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 本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附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於全民之論，動以個
人自由為重。英美民治，本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習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 不免生效能遲鈍之感，然亦可以進行。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
則義大利在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聯邦會議政治之弱 點，已充分暴露，而於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否
則發言盈庭，誰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較了這三種主義之 後，蔣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說：“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
政治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施行不可。”又說：“今 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
很顯然，蔣介石主張用“統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義來治理中國，可以消 除已經出現的“非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共產黨、軍
閥坐大於中原”。
會議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 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
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這樣，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
製用國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規定下來了。會議還通過了《昭告全國擁護和平統 一案》，聲稱這個決定是針對“軍閥餘孽及政治官僚”和紅軍的“破壞舉動”。
會議確定了所謂當前最緊要之工作是“撲滅赤匪”，為此發布了《剿滅赤匪 報告書》，說國民政府“已集中全力於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軍於贛鄂等省，
努力痛剿，期於最短期內，徹底殲滅赤匪之毒禍”。可見，中原大戰後，蔣 介石已把圍攻紅軍作為重要任務。
國民會議開了十二天，最後由蔣介石致詞，向與會者提出了“鞏固統一 與完成建設”的六大要求。即鞏固統一於尊崇法治；確認民生為建國首要；
培養民族之毅力；推進教育之設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蔣介石 說，這六條的關鍵是第一條。而第一條的中心點是要全國人國“隻須以全力
維護約法之尊嚴”就可萬事俱成。
這次會議公然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國民黨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從法製上 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
二、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出現的社會基礎
法西斯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產物。當時一個宣傳法西斯主義的 刊物說：“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恐怖逐漸擴大，資本主義就到了一個決
定沒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運動是在這種時期發生的。資本主義的恐慌， 不論在先進國或在後進國，產生國民經濟的不安，社會大眾的動搖，以及對
外鬥爭的激化等各種危機。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的政治上 紛爭，擾亂全社會的組織秩序，結果法西斯運動就應運而生，排斥各派，恢
復秩序。”同樣地，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出現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雖然不 能象中國宣傳法西斯主義刊物所吹噓的那樣“法西斯蒂的產生，純然由於社
會的需要，是社會自然產生的”，但也不能說成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種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麵並轟動一時。這種社會基礎既有反動的，也有不是反動的。
歸結起來，有這樣四個情況：
一是“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興中國來抵抗日本 帝國主義的入侵。要振興中國靠什麽呢？他們認為要在中國推行法西斯主
成訓政時期的任務呢？蔣介石認為必須“對於訓政之理論，應有正確之了 解”。他說：“綜察現在統治世界各國之政府，雖形式互殊，而其理論之立
場，大要除傳統的君權神聖說不必計議外，約可概分為三，而主張黨治者有 其二。”接著，蔣介石詳細地論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
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為 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
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係進化階 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國家主權，既為神聖，縱橫發展，遑恤其他，國際上
之影響，是否合於大同原則，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產主義之政治理論， 以唯物史觀為立場，依定命主義作推論。認為國家及統治權係階級合為一體，
以為昔者由資產階級據為己有，今則無產階級亦當據為己有，以消滅其他階 級，待其他階級消滅盡淨，乃可同躋於共產社會，國家亦即從此消滅。故以
一黨當政之國家，而階級鬥爭，反更殘酷，消滅反對者之過程，雖列寧亦難 為之預期，但斷其不久。此種殘酷手段，尤不適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
固有道德，中國亦無需乎此，可斷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義之政治理論， 本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附以天賦人權之說，持主權屬於全民之論，動以個
人自由為重。英美民治，本長期演進之歷史，人民習於民權之運用，雖有時 不免生效能遲鈍之感，然亦可以進行。若在無此項歷史社會背景之國家行之，
則義大利在法西斯蒂黨當政以前之紛亂情形，可為借鑑，聯邦會議政治之弱 點，已充分暴露，而於論者以疑難，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否
則發言盈庭，誰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較了這三種主義之 後，蔣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說：“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
政治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施行不可。”又說：“今 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以達到解除民眾痛苦之目的。”
很顯然，蔣介石主張用“統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義來治理中國，可以消 除已經出現的“非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共產黨、軍
閥坐大於中原”。
會議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 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
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這樣，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
製用國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規定下來了。會議還通過了《昭告全國擁護和平統 一案》，聲稱這個決定是針對“軍閥餘孽及政治官僚”和紅軍的“破壞舉動”。
會議確定了所謂當前最緊要之工作是“撲滅赤匪”，為此發布了《剿滅赤匪 報告書》，說國民政府“已集中全力於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軍於贛鄂等省，
努力痛剿，期於最短期內，徹底殲滅赤匪之毒禍”。可見，中原大戰後，蔣 介石已把圍攻紅軍作為重要任務。
國民會議開了十二天，最後由蔣介石致詞，向與會者提出了“鞏固統一 與完成建設”的六大要求。即鞏固統一於尊崇法治；確認民生為建國首要；
培養民族之毅力；推進教育之設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蔣介石 說，這六條的關鍵是第一條。而第一條的中心點是要全國人國“隻須以全力
維護約法之尊嚴”就可萬事俱成。
這次會議公然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國民黨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從法製上 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
二、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出現的社會基礎
法西斯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產物。當時一個宣傳法西斯主義的 刊物說：“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恐怖逐漸擴大，資本主義就到了一個決
定沒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運動是在這種時期發生的。資本主義的恐慌， 不論在先進國或在後進國，產生國民經濟的不安，社會大眾的動搖，以及對
外鬥爭的激化等各種危機。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的政治上 紛爭，擾亂全社會的組織秩序，結果法西斯運動就應運而生，排斥各派，恢
復秩序。”同樣地，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出現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雖然不 能象中國宣傳法西斯主義刊物所吹噓的那樣“法西斯蒂的產生，純然由於社
會的需要，是社會自然產生的”，但也不能說成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種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麵並轟動一時。這種社會基礎既有反動的，也有不是反動的。
歸結起來，有這樣四個情況：
一是“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興中國來抵抗日本 帝國主義的入侵。要振興中國靠什麽呢？他們認為要在中國推行法西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