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居，恐怕也不見得罷！？”說得汪精衛十分難堪，大家不歡而散。最後， 汪精衛於 6 日秘密離滬赴漢口。汪精衛說他赴漢口是：“向中央提議，將中
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 同誌所提議之事件。蔣同誌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
行，遂於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 介石同誌，一是寫給張靜江同誌。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日左右
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誌。說明十三年 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2當然，對
汪精衛在上海同蔣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議論，李宗仁認為：“汪氏堅持赴 漢的是非問題，頗難定論。”“他二人（指蔣、汪）彼此了解甚深，絕非我
輩外人所可臆測，中山逝世後，汪、蔣曾親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領袖， 如胡漢民、許崇智等”。不過，汪也確實吃過蔣的虧，中山艦事件後，汪被
蔣逼走，不能在廣州立足，隻好拋開一手總攬的黨政軍大權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說汪精衛“和蔣氏鬥法很久，吃虧已多，現在在上海一無憑藉，自然不
敢和蔣氏盤桓”。
江精衛到武漢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武 漢國民黨中央於 4 月 17 日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他本兼各職，“著全
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撥反革命罪條例懲治”。22 日，在武漢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四十人聯名討蔣，號召全國民
眾，全體黨員，尤其是革命軍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 之敗類，民眾之賊”。汪精衛在革命運動繼續高漲的形勢下，仍以“左派領
袖”的麵目出現。
後來汪精衛為什麽會變成同蔣介石一樣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呢？ 究其原因：
第一、武漢本身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廣東軍閥、四川軍閥、奉係軍閥 從四麵對武漢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九省通衢”變成了孤島。加上
當時工農群眾革命運動確有過“左”的行動，“工會的童子軍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們把守著路口，每逢穿長衣的人經過，
1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
2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
都要攔住剪長衣。這班穿長衣的先生們，在大路上遠遠望見那些虎虎的童子 軍，便雞飛狗走的往小巷亂鑽，秩序那樣的淩亂，武漢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
勢”1。這樣，使得武漢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都遇到無法克 服的困難。
第二，馮玉祥倒向蔣介石。寧漢分裂後，各自舉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確，來爭取民眾。南京方麵是蔣介石、何應欽、李宗仁率部繼續北代，武
漢方麵是汪精衛、唐生智，張發奎率部舉行北伐。這時、閻錫山已正式附蔣， 於是舉足輕重的是馮玉祥。
繼續北伐的結果，寧方打下徐州，漢方打下鄭州。馮玉祥從甘肅五原出 師後，由甘肅、陝西打出潼關，軍事上勝利進展很快。馮玉祥部分布在隴海
線上，從鄭州可以宜下武漢，從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戰略上處於重要地位。 先是，馮玉樣同漢方在鄭州開了一個“鄭州會議”。當漢方的北伐軍打下鄭
州後，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徐謙等到了鄭州、6 月 10 日同馮玉 祥開了兩天會議，“對黨務政治軍事各重要事件，均曾為具體之決定”1。會
上，汪精衛決定將河南交給馮玉祥以此作為厚餌，來爭取馮玉祥站在漢方， 共同應蔣又反共，馮玉祥後來說：“在會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對蔣介石
的獨栽。我再三地說，張作霖在北邊，吳佩孚跑到四川去了，無論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來，忘了我們的敵人。當時有些朋友很同意我這話，也有的人不贊
成，說我已經同蔣介石勾搭在一起。”2李宗仁認為漢方策動鄭州會議，目的 有二：“其一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謀已露。變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
重行部署其所謂‘東征’計劃。武漢方麵以河南地盤餌馮，固希望馮氏沿隴 海路東進，而武漢則順流而下，如是，可一舉而囊括東南。”3接著馮玉祥又
同寧方在徐州開了一個“徐州會議”。馮玉樣的日記中說，“當武漢西北兩 麵夾攻鄭汴之時，蔣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線進擊孫軍，於六月中旬克復徐州。
十七日，逐由徐州電公前往，商洽北伐軍事，公欲藉此機會，以停和寧漢，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國民革命。又於十九日由汴至徐，與蔣及李宗仁、白崇
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麵中央委員胡漢民、吳敬恆、李煜瀛、李烈鈞、 張人傑均到，遂開聯席會議，決定清黨及貫徹北伐大計。是即所謂徐州會議
也。二十一日，公與蔣會銜發出通電，表明意旨。”李宗仁則認為馮玉祥之 所以在鄭州會議後又赴徐州參加會議是：“馮玉祥也是一老謀深算的政客，
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 同誌所提議之事件。蔣同誌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
行，遂於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 介石同誌，一是寫給張靜江同誌。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日左右
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誌。說明十三年 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2當然，對
汪精衛在上海同蔣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議論，李宗仁認為：“汪氏堅持赴 漢的是非問題，頗難定論。”“他二人（指蔣、汪）彼此了解甚深，絕非我
輩外人所可臆測，中山逝世後，汪、蔣曾親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領袖， 如胡漢民、許崇智等”。不過，汪也確實吃過蔣的虧，中山艦事件後，汪被
蔣逼走，不能在廣州立足，隻好拋開一手總攬的黨政軍大權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說汪精衛“和蔣氏鬥法很久，吃虧已多，現在在上海一無憑藉，自然不
敢和蔣氏盤桓”。
江精衛到武漢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武 漢國民黨中央於 4 月 17 日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他本兼各職，“著全
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撥反革命罪條例懲治”。22 日，在武漢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四十人聯名討蔣，號召全國民
眾，全體黨員，尤其是革命軍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 之敗類，民眾之賊”。汪精衛在革命運動繼續高漲的形勢下，仍以“左派領
袖”的麵目出現。
後來汪精衛為什麽會變成同蔣介石一樣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呢？ 究其原因：
第一、武漢本身的困境。當時蔣介石、廣東軍閥、四川軍閥、奉係軍閥 從四麵對武漢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九省通衢”變成了孤島。加上
當時工農群眾革命運動確有過“左”的行動，“工會的童子軍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們把守著路口，每逢穿長衣的人經過，
1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
2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
都要攔住剪長衣。這班穿長衣的先生們，在大路上遠遠望見那些虎虎的童子 軍，便雞飛狗走的往小巷亂鑽，秩序那樣的淩亂，武漢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
勢”1。這樣，使得武漢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都遇到無法克 服的困難。
第二，馮玉祥倒向蔣介石。寧漢分裂後，各自舉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確，來爭取民眾。南京方麵是蔣介石、何應欽、李宗仁率部繼續北代，武
漢方麵是汪精衛、唐生智，張發奎率部舉行北伐。這時、閻錫山已正式附蔣， 於是舉足輕重的是馮玉祥。
繼續北伐的結果，寧方打下徐州，漢方打下鄭州。馮玉祥從甘肅五原出 師後，由甘肅、陝西打出潼關，軍事上勝利進展很快。馮玉祥部分布在隴海
線上，從鄭州可以宜下武漢，從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戰略上處於重要地位。 先是，馮玉樣同漢方在鄭州開了一個“鄭州會議”。當漢方的北伐軍打下鄭
州後，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徐謙等到了鄭州、6 月 10 日同馮玉 祥開了兩天會議，“對黨務政治軍事各重要事件，均曾為具體之決定”1。會
上，汪精衛決定將河南交給馮玉祥以此作為厚餌，來爭取馮玉祥站在漢方， 共同應蔣又反共，馮玉祥後來說：“在會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對蔣介石
的獨栽。我再三地說，張作霖在北邊，吳佩孚跑到四川去了，無論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來，忘了我們的敵人。當時有些朋友很同意我這話，也有的人不贊
成，說我已經同蔣介石勾搭在一起。”2李宗仁認為漢方策動鄭州會議，目的 有二：“其一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謀已露。變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
重行部署其所謂‘東征’計劃。武漢方麵以河南地盤餌馮，固希望馮氏沿隴 海路東進，而武漢則順流而下，如是，可一舉而囊括東南。”3接著馮玉祥又
同寧方在徐州開了一個“徐州會議”。馮玉樣的日記中說，“當武漢西北兩 麵夾攻鄭汴之時，蔣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線進擊孫軍，於六月中旬克復徐州。
十七日，逐由徐州電公前往，商洽北伐軍事，公欲藉此機會，以停和寧漢，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國民革命。又於十九日由汴至徐，與蔣及李宗仁、白崇
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麵中央委員胡漢民、吳敬恆、李煜瀛、李烈鈞、 張人傑均到，遂開聯席會議，決定清黨及貫徹北伐大計。是即所謂徐州會議
也。二十一日，公與蔣會銜發出通電，表明意旨。”李宗仁則認為馮玉祥之 所以在鄭州會議後又赴徐州參加會議是：“馮玉祥也是一老謀深算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