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大計。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國府 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
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 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
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 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而事實上不是如蔣介石上
述所說，蔣上述行為隻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當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後，一 部分國民黨中委、國民政府委員及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慶
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蔣介石親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廬山開會，未議出什麽具體方案，就下山回武漢去了。
這些人一走，對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是一個打擊。12 月 13 日，國民黨中央 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
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1927 年 1 月 1 日，武漢宣布國民黨中央和國 民政府已在武漢執行職務，而蔣介石卻在 l926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昌宣稱國民 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
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慶祝大會，同日，蔣介石電武漢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 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復電
不表贊同，於是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想說服武漢的國民黨人。李宗仁在回憶 中說：“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
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當時的“風色”確實不利蔣介石。蔣介石後 來說：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漢時，鮑羅廷當麵對他說：“蔣介石同誌，
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 工、反對 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由於遷都
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也隻得表示擁護。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他在南昌先後兩次在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 講，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
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誌，明白 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
誌，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遷都武漢，出乎蔣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 在起關健作用，於是在他控製的南昌就幾次發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說。1927 年 2 月
21 日，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上發表了長篇演講。他 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誌，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
黨權、集中黨權。??今日提出這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一個 口號來排除異已的同誌，做他們真正要想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進而他
更露骨地說：“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 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
這樣，我便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對待共產黨員了。”他還說：“我亦曾附帶的 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共產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
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製裁他們，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 誌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嚮導》當時發表文章評論蔣介石的這次講話是：
“特別是看重共產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 黨員如何強橫，他要如何製裁共產黨。”1蔣介石的這次演講發表以後，南京、
上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通訊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通電社、路透社、順天 時報、字林西報等，都大吹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
多異口同聲地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製共產派了。”孫傳芳、張 宗昌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辦的《江南晚報》，也都大
作其社論，大宗登出蔣介石的演講，大加讚揚說：“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 起來抑製共產分子。”3 月 7 日，蔣介石又借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總理紀念周
之機，再發表長篇演講，痛罵武漢政府對他反共反人民的行為的製裁是“拿 一種壓迫的手段對待本黨的領袖，或有侮辱我們本黨的行動”，是“反對革
命領袖，破壞國民革命”，而且說：“如果有反宣傳，阻礙我們的革命，那 我們就要當作他是反動派，當作他是我們的敵人看待。”他還說：“無論哪
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麽我們對他們， 如同對蘇俄一個樣了，未始不可以聯合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
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 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
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 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而事實上不是如蔣介石上
述所說，蔣上述行為隻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當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後，一 部分國民黨中委、國民政府委員及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慶
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蔣介石親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廬山開會，未議出什麽具體方案，就下山回武漢去了。
這些人一走，對蔣介石企圖遷都南昌是一個打擊。12 月 13 日，國民黨中央 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
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1927 年 1 月 1 日，武漢宣布國民黨中央和國 民政府已在武漢執行職務，而蔣介石卻在 l926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昌宣稱國民 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
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慶祝大會，同日，蔣介石電武漢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 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復電
不表贊同，於是蔣介石親自到武漢，想說服武漢的國民黨人。李宗仁在回憶 中說：“民國十六年一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視察，渠見武漢風色不
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當時的“風色”確實不利蔣介石。蔣介石後 來說：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漢時，鮑羅廷當麵對他說：“蔣介石同誌，
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 工、反對 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由於遷都
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也隻得表示擁護。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他在南昌先後兩次在歡送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鄂的大會上發表演 講，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
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誌，明白 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
誌，對於擁護政府、擁護本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
遷都武漢，出乎蔣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 在起關健作用，於是在他控製的南昌就幾次發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說。1927 年 2 月
21 日，蔣介石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上發表了長篇演講。他 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誌，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
黨權、集中黨權。??今日提出這集中黨權、提高黨權的口號，不過拿一個 口號來排除異已的同誌，做他們真正要想把持黨權的武器就是了。”進而他
更露骨地說：“現在共產黨黨員，事實上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加一種壓迫， 表示一種強橫的態度，並且有排擠國民黨員的趨向，使得國民黨黨員難堪。
這樣，我便不能照從前一樣的對待共產黨員了。”他還說：“我亦曾附帶的 有一句話，就是說：‘將來共產黨強大起來了，如共產黨員有跋扈強橫的事
實發生，那我一定要糾正他，並且一定要製裁他們，也要以今日對待本黨同 誌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嚮導》當時發表文章評論蔣介石的這次講話是：
“特別是看重共產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 黨員如何強橫，他要如何製裁共產黨。”1蔣介石的這次演講發表以後，南京、
上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通訊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通電社、路透社、順天 時報、字林西報等，都大吹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
多異口同聲地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製共產派了。”孫傳芳、張 宗昌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辦的《江南晚報》，也都大
作其社論，大宗登出蔣介石的演講，大加讚揚說：“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 起來抑製共產分子。”3 月 7 日，蔣介石又借南昌總部第十六次總理紀念周
之機，再發表長篇演講，痛罵武漢政府對他反共反人民的行為的製裁是“拿 一種壓迫的手段對待本黨的領袖，或有侮辱我們本黨的行動”，是“反對革
命領袖，破壞國民革命”，而且說：“如果有反宣傳，阻礙我們的革命，那 我們就要當作他是反動派，當作他是我們的敵人看待。”他還說：“無論哪
一國，如其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國的時候，那麽我們對他們， 如同對蘇俄一個樣了，未始不可以聯合的。”“若蘇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