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關鍵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勢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識分子、貴族、外戚、宦官,還是藩鎮。大致知識分子掌權,常為昇平盛世;藩鎮跋扈,則每成割據的局麵,地方有幸有不幸;貴族幹政,應視所結合的勢力為何,結合知識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結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宮廷多故;最壞的是以閹人而操國柄,為蒼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創業時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為貴族結合知識分子操持國事。至康熙朝則充分尊重知識分子,且無中外滿漢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幹隆、嘉慶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識分子所能發生的作用亦有差異。


    有清國勢之衰,肇端於幹隆末年,漸顯於嘉慶中期,而大著於道光一朝。嘉慶仁厚有餘,才智不足,以致雍幹兩朝久受抑製的貴族漸有幹政的傾向。此種傾向至道光朝益見明顯,而致命傷則以宣宗資質愚下,近似崇禎,乃發生假知識分子與才足以濟其惡的小人相結,排斥正統知識分子的現象。


    所謂假知識分子即假道學,此輩歷朝皆有,但康熙則敬遠之,雍正則驅使之,幹隆則狎侮之,至嘉慶朝雖漸見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鏞至其人既歿而猶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雖不甚得意,猶幸假知識分子隻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華之士",而不能限製"淹博才華之士"著書講學,於是至鹹豐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對立的派係,不論恭王還是肅順,皆知重用知識分子,故能戡平大亂,成短暫的同光中興之治。


    至光緒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樞,朝局陡變,此後的政治情勢漸趨複雜。就整個愛新覺羅而言,光緒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識分子兩大中心勢力的排宕結合,以知識分子為主,結合八旗勢力,為最理想的政治形態;其次以八旗為主,而知識分子尚有相當發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緒甲申,政治領導階層的架構,逐漸發生了基本上的變化,此即八旗勢力轉化為貴族、外戚兩種勢力。假知識分子,亦即徐桐、崇綺一派,昧於外勢,實際上可說無知無識的頑固守舊派,為慈禧所扶植,以鉗製真正知識分子;而李鴻章漸有藩鎮模樣;李蓮英勾結內務府攬權,則宦寺介入政事。


    此種種惡勢力集結於一女主之下,國事遂不可問。猶幸真正知識分子尚能柄政,故雖國脈如絲,尚存一線之望。迨瞿鴻禨罷歸,一線之望亦已斬絕,當時的政治領導階層的架構是:


    一、外戚:軍機大臣醇王載澧,度支部尚書載澤(此兩人雖為貴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進用。載澧為慈禧姨表侄;載澤為慈禧內侄婿,亦即德宗的連襟)。


    二、貴族:外務部總理大臣慶王奕劻,民政部尚書善耆,農工商部尚書溥庭。


    三、藩鎮:軍機大臣袁世凱。


    四、宦寺: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世續(內務府大臣應視之為宦寺係統)。


    至於張之洞、鹿傳霖之在軍機,不過聊備一格而已,不能與瞿鴻禨相提並論。如瞿鴻禨仍舊在位,則奕劻必去,袁世凱不得入樞,載澤亦無掌度支的機會,愛新覺羅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張之洞是漢人知識分子中,效忠愛新覺羅皇朝最後一人。他亦早看出來清祚將移,而以亡國孤臣自命,曾賦詩雲:


    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警杜鵑。


    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落日到虞淵。


    此詩當作於庚子亂後,"南人不相"指翁同龢;次句用天津橋聞杜鵑故事,謂早知用翁同龢,天下將大亂。"李虞文陸"指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虞淵"乃日沒之處。張之洞以李虞文陸自況,有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意;而"生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貞似乎亦情見乎詞。但最後竟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時有《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樂府句》詩雲:


    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


    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喻詩。


    張秉鐸作《張之洞評傳》,引此傳並加按語雲:


    宣統元年,監國將以洵貝勒辦海軍,濤貝勒管理軍谘,時之洞已入軍機,兼管學部,見監國如此,乃麵諍曰:"此國家重政,應於通國督撫大員中,選知兵者任其事。洵、濤年幼無識,何可以機要為兒戲?"監國不聽,之洞力爭之,監國頓足色然曰:"無關汝事!"之洞感憤成疾,遂以不起,此詩即為是而作。


    總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幹兩朝的許多史實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細心爬梳,也許有少數皇帝,尚需重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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