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你有一種綜合的思想。
薩特：對，確實有。開始是作為一種希望，後來成了一種必然的東西; 但隻是到最後才是這樣的。
波伏瓦：還有另一些對你是非常重要的選擇時刻嗎?
薩特：1952 年到 1956 年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這在匈牙利事件時破裂 了。這種關係使我設想有可能同反對政府同時又完全立足於社會的政治上的 人們建立關係。
波伏瓦：你從個人自由向社會自由的觀念的過渡是怎樣發生的?
薩特：我認為這個過渡很重要。那時我正在寫《存在與虛無》。這大約 是在 1943 年。《存在與虛無》是一本關於自由的書。當時，我跟古老的斯多 葛派一樣，相信一個人總是自由的，甚至在可能導致死亡的非常令人不快的 環境中，在這點上我有很大的改變。我認為實際上在有的境況下一個人是不 可能自由的。我在《魔鬼與上帝》中解釋了我的這種思想。??海因裏希這 個教士，是一個從來都不自由的人，因為他是教會的人，同時又與人民有聯 係，而他們同他的教士教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民和教會相互對抗。他使 自己處於這些力量的相互衝突之中。他隻有死去，因為他決不可能確認自己。 我的這種改變是在 1942 年到 1943 年或者還要稍後一點，我從“一個人總是 自由的”斯多葛派思想——對我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因為我總是感 到自由，從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嚴重的環境一前進到後來 的思想：存在著給自由加上鎖鏈的環境。這種環境是由他人的自由產生的。 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自由被另一個人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加上鎖鏈，這是一 個我總在思索的問題。
波伏瓦：抵抗運動是不是也有一種思想：總是存在著以死為出路的可能 性?
薩特：是的。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一個人不是通過自殺而是通過一種 可能導致死亡或者自我毀滅的行動來結束自己的一生，這種思想是在抵抗運 動中產生的思想，我對此很欣賞。我覺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種完美的結局， 比帶著病，老化，衰朽或者總之帶著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 走向一個緩慢的終結要完美得多。我寧可要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完全的犧牲， 被同意的犧牲，因此，不限製自由為其本質的某個存在的自由的犧牲。由於 這個原因，我認為自己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後來，在海因裏希的情況 中，我說明在許多許多情況下，一個人不是自由的。
波伏瓦：你是怎樣從“一個人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思想前進到“死 不是自由的出路，相反地倒是失掉自由的東西“這種思想?
薩特：我仍然保有這種思想，自由也包含著可能去死的因素，也就是說， 如果明天有某種威脅或其它東西危及到我的自由，死是一種維護它的方式。 波伏瓦：許多人都不希望去死，一個工廠雇員在生產線上工作是感受不 到自由的，但他並不通過選擇死使自己自由。
薩特：是的，他感到不自由，他沒有給自己仍然具有的自由一種價值。 這是一種混亂的精神狀況，人們對自己自由的這種精神狀況使政治事件變得 那樣複雜難解。
波伏瓦：我們回到你個人問題上來，你是怎樣從你的自由是自我滿足的 思想前進到所有他人的自由是你自由的必要條件的思想?這是你最終達到的 觀點，是不是?
薩特：對。一個人是自由的而他人不自由這是無法接受和難以想像的。
如果自由拒絕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種自由。如果人們不著重他人的自由， 那麽，一段時間表現在他們之中的自由就會立即被摧毀。
波伏瓦：你是什麽時候從一種觀念前進到另一種觀念的?
薩特：我記得這個時期跟我轉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形態時期是相同的。不 是社會主義產生自由。相反地，在我們知道的形態中它是拒絕自由的;它立 足於從必然性產生的團結一致本身。例如，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一種自 由的意識，這是一個被其他階級、資產階級壓迫和傷害的階級的意識。這樣， 它不表現為自由的。它顯得是產生於無望的境況之中。我對於自由作了一些 研究，在許多筆記本上，現在已經遺失了。在這些研究中包含著許多倫理學、 哲學和政治評論方麵的東西。那時我用一種新的觀點研究自由。我的這些研 究把自由看作是在某種情況可能消失的東西以及把人互相聯繫起來的東西。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人為了能是自由的，就需要別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這 大約是在 1945 年到 1946 年。
波伏瓦：現在你怎樣看待自由?你的自由和一般說來的自由?
薩特：就我的自由說來，我沒有改變。我認為我是自由的。跟許多人一 樣，我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了。在戰爭期間我受到壓迫。我是一個戰俘。我 當戰俘時，我是不自由的。但我經受這種戰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種自由。 我不知道為什麽，但我認為自己幾乎對於一切對我發生的事情都負有責任。 當然，是在被給予的處境中的責任。但總的說來，我在一切我做過的事情中 遇到了我自己，而我不認為自己的行動由一種外部原因決定。
波伏瓦：這跟你的特別的情況有關，因為你不是常遭強迫的。你有某種 特權，多少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談到生產線上的工人時，你說：“他 們沒有感到自由。”你認為他們到底是沒有感到自由，還是他們不是自由的? 薩特：我說過，使他們決定自己行為的是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壓 抑感、職責感和虛假的契約感;總之，是把一種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弄得混亂 的奴隸般的勞動。這仍然存在著，要不然他們為什麽要造反?但這往往被集 體主義的形象、被每天強迫完成的重複行動、被未經自己仔細思考而得到的 觀點、被知識的缺乏所蒙蔽。有時自由在不用自己的名義的情況下對他們顯 示出來，例如像它在 1968 年幹的那樣。他們要打倒整個壓迫者階級，使之不 能動彈，使之消滅，為的是找到一種他們可以為自己和社會負責的狀況，這 時，他們是自由的。我認為在 1968 年他們開始意識到自由，隻是在後來他們 又失去了這種意識。1968 年這個時期很重要，很美好，既不實在又是真實的。 這是一次由技術人員、工人，這個國家的活躍力量進行的行動，他們開始意 識到集體主義的自由是某種跟所有個體的自由的結合不同的東西，這就是 1968 年所體現的東西。我認為當時每個人都能理解他自己自由的本性和他屬 於集體的本性，歷史上常有這種時刻，巴黎公社就是這種情況。 波伏瓦：你自己同自由的關係，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薩特：我重說一下，自由體現了某種不存在但逐漸自己創造著的東西，
某種總是現存於我之中，直到我死才離開我的東西。我認為別的所有的人都 跟我一樣，隻是意識到這種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對之顯現的清晰度則根據環 境、出身、自身發展和知識而有不同。我關於自由的思想被我同歷史的關係 所修改。我在歷史中;無論我喜不喜歡它，我都不得不沿著某種社會改變的 方向運行。不管我對這些改變採取什麽態度，它們都要發生的。這是我在那 個特別時期學得的東西：一種有益的而有時是糟糕的節製。後來，還是這種 情況，我懂得一個人一生的根本的東西，也就是我的根本的東西是在相互對 立的關係之中，例如，存在和虛無，存在和變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 對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和境況。
薩特：對，確實有。開始是作為一種希望，後來成了一種必然的東西; 但隻是到最後才是這樣的。
波伏瓦：還有另一些對你是非常重要的選擇時刻嗎?
薩特：1952 年到 1956 年我同共產黨人的關係，這在匈牙利事件時破裂 了。這種關係使我設想有可能同反對政府同時又完全立足於社會的政治上的 人們建立關係。
波伏瓦：你從個人自由向社會自由的觀念的過渡是怎樣發生的?
薩特：我認為這個過渡很重要。那時我正在寫《存在與虛無》。這大約 是在 1943 年。《存在與虛無》是一本關於自由的書。當時，我跟古老的斯多 葛派一樣，相信一個人總是自由的，甚至在可能導致死亡的非常令人不快的 環境中，在這點上我有很大的改變。我認為實際上在有的境況下一個人是不 可能自由的。我在《魔鬼與上帝》中解釋了我的這種思想。??海因裏希這 個教士，是一個從來都不自由的人，因為他是教會的人，同時又與人民有聯 係，而他們同他的教士教育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民和教會相互對抗。他使 自己處於這些力量的相互衝突之中。他隻有死去，因為他決不可能確認自己。 我的這種改變是在 1942 年到 1943 年或者還要稍後一點，我從“一個人總是 自由的”斯多葛派思想——對我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因為我總是感 到自由，從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嚴重的環境一前進到後來 的思想：存在著給自由加上鎖鏈的環境。這種環境是由他人的自由產生的。 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自由被另一個人的自由或他人的自由加上鎖鏈，這是一 個我總在思索的問題。
波伏瓦：抵抗運動是不是也有一種思想：總是存在著以死為出路的可能 性?
薩特：是的。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一個人不是通過自殺而是通過一種 可能導致死亡或者自我毀滅的行動來結束自己的一生，這種思想是在抵抗運 動中產生的思想，我對此很欣賞。我覺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種完美的結局， 比帶著病，老化，衰朽或者總之帶著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 走向一個緩慢的終結要完美得多。我寧可要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完全的犧牲， 被同意的犧牲，因此，不限製自由為其本質的某個存在的自由的犧牲。由於 這個原因，我認為自己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後來，在海因裏希的情況 中，我說明在許多許多情況下，一個人不是自由的。
波伏瓦：你是怎樣從“一個人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自由的”思想前進到“死 不是自由的出路，相反地倒是失掉自由的東西“這種思想?
薩特：我仍然保有這種思想，自由也包含著可能去死的因素，也就是說， 如果明天有某種威脅或其它東西危及到我的自由，死是一種維護它的方式。 波伏瓦：許多人都不希望去死，一個工廠雇員在生產線上工作是感受不 到自由的，但他並不通過選擇死使自己自由。
薩特：是的，他感到不自由，他沒有給自己仍然具有的自由一種價值。 這是一種混亂的精神狀況，人們對自己自由的這種精神狀況使政治事件變得 那樣複雜難解。
波伏瓦：我們回到你個人問題上來，你是怎樣從你的自由是自我滿足的 思想前進到所有他人的自由是你自由的必要條件的思想?這是你最終達到的 觀點，是不是?
薩特：對。一個人是自由的而他人不自由這是無法接受和難以想像的。
如果自由拒絕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種自由。如果人們不著重他人的自由， 那麽，一段時間表現在他們之中的自由就會立即被摧毀。
波伏瓦：你是什麽時候從一種觀念前進到另一種觀念的?
薩特：我記得這個時期跟我轉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形態時期是相同的。不 是社會主義產生自由。相反地，在我們知道的形態中它是拒絕自由的;它立 足於從必然性產生的團結一致本身。例如，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一種自 由的意識，這是一個被其他階級、資產階級壓迫和傷害的階級的意識。這樣， 它不表現為自由的。它顯得是產生於無望的境況之中。我對於自由作了一些 研究，在許多筆記本上，現在已經遺失了。在這些研究中包含著許多倫理學、 哲學和政治評論方麵的東西。那時我用一種新的觀點研究自由。我的這些研 究把自由看作是在某種情況可能消失的東西以及把人互相聯繫起來的東西。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人為了能是自由的，就需要別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這 大約是在 1945 年到 1946 年。
波伏瓦：現在你怎樣看待自由?你的自由和一般說來的自由?
薩特：就我的自由說來，我沒有改變。我認為我是自由的。跟許多人一 樣，我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了。在戰爭期間我受到壓迫。我是一個戰俘。我 當戰俘時，我是不自由的。但我經受這種戰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種自由。 我不知道為什麽，但我認為自己幾乎對於一切對我發生的事情都負有責任。 當然，是在被給予的處境中的責任。但總的說來，我在一切我做過的事情中 遇到了我自己，而我不認為自己的行動由一種外部原因決定。
波伏瓦：這跟你的特別的情況有關，因為你不是常遭強迫的。你有某種 特權，多少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談到生產線上的工人時，你說：“他 們沒有感到自由。”你認為他們到底是沒有感到自由，還是他們不是自由的? 薩特：我說過，使他們決定自己行為的是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壓 抑感、職責感和虛假的契約感;總之，是把一種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弄得混亂 的奴隸般的勞動。這仍然存在著，要不然他們為什麽要造反?但這往往被集 體主義的形象、被每天強迫完成的重複行動、被未經自己仔細思考而得到的 觀點、被知識的缺乏所蒙蔽。有時自由在不用自己的名義的情況下對他們顯 示出來，例如像它在 1968 年幹的那樣。他們要打倒整個壓迫者階級，使之不 能動彈，使之消滅，為的是找到一種他們可以為自己和社會負責的狀況，這 時，他們是自由的。我認為在 1968 年他們開始意識到自由，隻是在後來他們 又失去了這種意識。1968 年這個時期很重要，很美好，既不實在又是真實的。 這是一次由技術人員、工人，這個國家的活躍力量進行的行動，他們開始意 識到集體主義的自由是某種跟所有個體的自由的結合不同的東西，這就是 1968 年所體現的東西。我認為當時每個人都能理解他自己自由的本性和他屬 於集體的本性，歷史上常有這種時刻，巴黎公社就是這種情況。 波伏瓦：你自己同自由的關係，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薩特：我重說一下，自由體現了某種不存在但逐漸自己創造著的東西，
某種總是現存於我之中，直到我死才離開我的東西。我認為別的所有的人都 跟我一樣，隻是意識到這種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對之顯現的清晰度則根據環 境、出身、自身發展和知識而有不同。我關於自由的思想被我同歷史的關係 所修改。我在歷史中;無論我喜不喜歡它，我都不得不沿著某種社會改變的 方向運行。不管我對這些改變採取什麽態度，它們都要發生的。這是我在那 個特別時期學得的東西：一種有益的而有時是糟糕的節製。後來，還是這種 情況，我懂得一個人一生的根本的東西，也就是我的根本的東西是在相互對 立的關係之中，例如，存在和虛無，存在和變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 對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和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