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答應我不要讓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讓他精神不安，不要讓他有任何 痛苦!“”夫人，我答應您，“他沉重地說。過了一會，我要回到薩特房間 去時，他喊住了我。在走廊上他對我說：”我想讓您知道，我答應的事不隻 是說說，我會做到的。”
後來醫生對我說，他的腎因為沒有了血液循環，已經不再起作用了。薩 特仍在排尿，但沒有排除毒素。要挽救腎就得動一次手術，但薩特已無力經 受它;即使可以動手術，這血液循環的缺乏會轉移到大腦，使它老衰。於是 隻有一個答案：讓他安寧地死去。
以後的這些日子他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對我說：“隻是在早上他們 給我敷裹褥瘡時我有點不舒服，但隻是那一會。”這些褥瘡看起來真可怕。
(幸好他看不見它們——一大塊一大塊紫藍色和泛紅的瘡。)實際上，由於 缺乏血液循環，這是壞疽在侵蝕著他的肉體。
他睡的時間很長，但他對我說話時神智仍是清楚的。有時使人覺得他總 是希望自己能夠好起來。在最後一些天裏，普隆來看他;薩特請他倒一杯水， 愉快地說：“下一次我們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處喝威士忌1!”但第二天他 問我：“我們怎樣安排葬禮的花銷呢?”我當然反對他這樣說，把話岔開到 住院的花費上，讓他相信社會保險機構會出這一筆錢的。但我發現他似乎已 經知道大限已到，而且並不為此而驚慌，他唯一擔心的事就是最後這些年讓 他焦慮的事情——沒有錢。第二天，他閉著眼，握著我的手腕說：“我非常 愛你，我親愛的海狸。”4 月 14 日，我去時他還睡著;醒來後說了一些不連 貫的話語，沒有睜開眼，然而他把自己的嘴唇給我。我吻了他的唇和臉頰。 他又睡去了。這些話語和這些舉動對他說來都是異乎尋常的;顯然他頂感到 自己死亡的來臨。
幾個月後，我見到豪塞特醫生(我很想見到他)，他告訴我，薩特有時 問他一些問題。“這一切會怎樣了結?我會發生一些什麽事?”但讓他擔心 的不是死，而是他的腦子。他無疑感到死之將至，但並無焦慮不安。豪塞特 說，他在“隱忍”，或者像豪塞特自己糾正的那樣，他是“認了”。他們給 他服用了一些藥，對精神安寧狀態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的半瞎 狀態剛開始的那些日子)他總是以克製和堅強的態度來迎接對他所發生的一 切。他不願意用自己的麻煩去打擾別人。他認為反抗一個他無法改變的命運 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像他對孔達所說：“事情就是這樣，我對此無能為 力，因此，我也就沒有必要難過1。”他仍然充滿熱情地去愛，但他也完全習 慣於死的思想，即使他能到八十歲也是這樣的。他平靜地迎接了死亡的來臨， 他對周圍人的友誼和感情滿懷感激之心，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滿意。“我做了 我應該做的事情。”
豪塞特也談到，薩特經受的痛苦和煩惱決不可能影響他的病況。一種強 烈的危機感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直接影響;但思慮和擔憂，如果能及時淡化， 不會使脈管係統產生什麽問題。他又說，脈管的狀況在最近的將來必定會變 得更壞。兩年後，腦外側會受到嚴重侵蝕，薩特也就不再是薩特。
4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像往常那樣，我問薩特睡得好不好，護士答 道：“是的。但是??”我立即匆匆趕去。他好像睡著了但直出粗氣;顯然 1 喬治·米歇爾的敘述總的說來是準確的，但他說這是薩特最後的話，這是弄錯了。
1 《七十歲自畫像》。
是處於昏迷之中，他從前一天晚上就一直都是這樣。我守了幾個小時，看著 他。六點左右我讓位給阿萊特，要她發生什麽事請打電話給我。九點鍾電話 鈴響了。她說：“完了。”我同西爾薇來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個樣子，但他 的呼吸已經停止。
西爾薇通知了郎之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來。醫院允 許我們在這個房間呆到第二天早晨五點。我讓西爾薇去拿些威士忌來，我們 一邊喝，一邊談著薩特最後的日子，談著他早些時候的事，談著我們該做哪 些事情。薩特常對我說，他不想葬在拉雷茲神父公墓他母親和繼父之間;他 希望火化。我們決定將他暫時葬在蒙巴拉斯公墓，然後再送到拉雷茲神父公 墓火化，他的骨灰帶回後安放到蒙巴拉斯公墓的一個永久性的墓中。我們守 在他身邊時，記者們已擁到這棟樓房的周圍。博斯特和郎之曼出去要求他們 離開。他們藏了起來。但他們沒有設法進來。薩特住院期間他們也想拍他的 照片;有兩個記者穿著護士的衣服想混進薩特的房間，但醫院的人發現了他 們，把他們趕走了。護士很注意地拉上窗簾、放下門簾來保護我們。但仍有 一張薩特睡覺時的照片被拍了下來，無疑這是從鄰近的一個屋頂上偷拍的， 發表在《巴黎競賽畫報》上。
我要求留下來同薩特單獨呆一會，我想挨著他躺在被單下。一位護士阻 止我這樣做：“不行。注意??壞疽。”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褥瘡的真正性 質。我在被單上睡了一會兒。五點，護士們進來了。他們又鋪了一條被單和 一塊罩布蓋在薩特身上，把他帶走了。
這一夜我是在郎之曼家度過的;星期三我也在他家。以後的一些天我在 西爾薇家住，這使我免於電話和記者們的騷擾。這一天我見到了我的妹妹， 她從阿爾薩斯來，還有我的一些朋友。我翻看報紙，還有頃刻間大量湧來的 電報。郎之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一切事宜。葬禮先是定在星期五，後 來改為星期六，以便更多的人參加。吉斯卡爾·德斯坦告知我們，他知道薩 特不希望為他舉行國葬，但他可以提供這筆安葬費。我們拒絕了。他堅持要 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星期五我同博斯特一起吃午飯。在安葬之前我想再看一看薩特，我們來 到醫院的前廳。薩特被放進了棺材，他穿著他去歌劇院時西爾薇帶給他的那 套衣服。這是我房間裏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爾薇不願意去他的住所找別的 衣服。他麵部安詳，就像所有的死者一樣;並且跟他們的多數人一樣，臉上 沒有任何表情。
星期六上午，我們聚集在這個活動場，人們給薩特作了殯葬準備，他的 臉沒有遮蓋，一身新衣襯著他僵冷的臉。在我的要求下，班戈給他拍了幾張 照片。過了很長時間，人們翻過床單蓋住了薩特的臉，關閉了靈柩，把它帶 走了。
我同西爾薇、我的妹妹和阿萊特進了柩車。我們前麵一輛小汽車滿載著 各色各樣的花束和花圈。一輛小公共汽車載著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遠路的朋 友。後麵跟著巨大的人流——大約五萬人，多數是青年。有人敲柩車的窗戶， 這是一些拍照者趁我不注意把鏡頭靠在窗玻璃上拍照。《現代》的一些朋友， 在靈車後麵形成一道屏障，而樞車旁所有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都自發地手拉 著手，築起了一道圍牆。總的說來，一路上人們井然有序，群情激動。“這 是 1968 年運動的最後一次遊行，“郎之曼說。而我什麽也沒看見。我服了瓦 列莫，竭力不讓自己倒下，這一意誌使我變得有些麻木。我對自己說，這確 實是薩特希望的葬禮，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我從柩車出來時，靈柩已經安 放在墓底。我要了一把椅子坐在這個打開的墓的旁邊，我的心一片空白。我 看到人們登上牆，登上墳墓;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一大片。我站起來要回到 車中去。這隻有十米遠，但人群是那樣密集擁擠，我以為我會悶死的。然後 我同從墓地散散落落返回的朋友們一起又來到郎之曼的家。我休息了一會， 後來，因為我們不想分開，就一起去澤耶爾，在一個單間裏吃了晚飯。當時 的情況我什麽都不記得了。我顯然喝多了，下樓梯時幾乎是被人抬了下來。 喬治·米歇爾把我帶回我的房間。
後來醫生對我說，他的腎因為沒有了血液循環，已經不再起作用了。薩 特仍在排尿，但沒有排除毒素。要挽救腎就得動一次手術，但薩特已無力經 受它;即使可以動手術，這血液循環的缺乏會轉移到大腦，使它老衰。於是 隻有一個答案：讓他安寧地死去。
以後的這些日子他沒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對我說：“隻是在早上他們 給我敷裹褥瘡時我有點不舒服，但隻是那一會。”這些褥瘡看起來真可怕。
(幸好他看不見它們——一大塊一大塊紫藍色和泛紅的瘡。)實際上，由於 缺乏血液循環，這是壞疽在侵蝕著他的肉體。
他睡的時間很長，但他對我說話時神智仍是清楚的。有時使人覺得他總 是希望自己能夠好起來。在最後一些天裏，普隆來看他;薩特請他倒一杯水， 愉快地說：“下一次我們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處喝威士忌1!”但第二天他 問我：“我們怎樣安排葬禮的花銷呢?”我當然反對他這樣說，把話岔開到 住院的花費上，讓他相信社會保險機構會出這一筆錢的。但我發現他似乎已 經知道大限已到，而且並不為此而驚慌，他唯一擔心的事就是最後這些年讓 他焦慮的事情——沒有錢。第二天，他閉著眼，握著我的手腕說：“我非常 愛你，我親愛的海狸。”4 月 14 日，我去時他還睡著;醒來後說了一些不連 貫的話語，沒有睜開眼，然而他把自己的嘴唇給我。我吻了他的唇和臉頰。 他又睡去了。這些話語和這些舉動對他說來都是異乎尋常的;顯然他頂感到 自己死亡的來臨。
幾個月後，我見到豪塞特醫生(我很想見到他)，他告訴我，薩特有時 問他一些問題。“這一切會怎樣了結?我會發生一些什麽事?”但讓他擔心 的不是死，而是他的腦子。他無疑感到死之將至，但並無焦慮不安。豪塞特 說，他在“隱忍”，或者像豪塞特自己糾正的那樣，他是“認了”。他們給 他服用了一些藥，對精神安寧狀態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的半瞎 狀態剛開始的那些日子)他總是以克製和堅強的態度來迎接對他所發生的一 切。他不願意用自己的麻煩去打擾別人。他認為反抗一個他無法改變的命運 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像他對孔達所說：“事情就是這樣，我對此無能為 力，因此，我也就沒有必要難過1。”他仍然充滿熱情地去愛，但他也完全習 慣於死的思想，即使他能到八十歲也是這樣的。他平靜地迎接了死亡的來臨， 他對周圍人的友誼和感情滿懷感激之心，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滿意。“我做了 我應該做的事情。”
豪塞特也談到，薩特經受的痛苦和煩惱決不可能影響他的病況。一種強 烈的危機感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直接影響;但思慮和擔憂，如果能及時淡化， 不會使脈管係統產生什麽問題。他又說，脈管的狀況在最近的將來必定會變 得更壞。兩年後，腦外側會受到嚴重侵蝕，薩特也就不再是薩特。
4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像往常那樣，我問薩特睡得好不好，護士答 道：“是的。但是??”我立即匆匆趕去。他好像睡著了但直出粗氣;顯然 1 喬治·米歇爾的敘述總的說來是準確的，但他說這是薩特最後的話，這是弄錯了。
1 《七十歲自畫像》。
是處於昏迷之中，他從前一天晚上就一直都是這樣。我守了幾個小時，看著 他。六點左右我讓位給阿萊特，要她發生什麽事請打電話給我。九點鍾電話 鈴響了。她說：“完了。”我同西爾薇來了。他看上去還是那個樣子，但他 的呼吸已經停止。
西爾薇通知了郎之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們立即趕來。醫院允 許我們在這個房間呆到第二天早晨五點。我讓西爾薇去拿些威士忌來，我們 一邊喝，一邊談著薩特最後的日子，談著他早些時候的事，談著我們該做哪 些事情。薩特常對我說，他不想葬在拉雷茲神父公墓他母親和繼父之間;他 希望火化。我們決定將他暫時葬在蒙巴拉斯公墓，然後再送到拉雷茲神父公 墓火化，他的骨灰帶回後安放到蒙巴拉斯公墓的一個永久性的墓中。我們守 在他身邊時，記者們已擁到這棟樓房的周圍。博斯特和郎之曼出去要求他們 離開。他們藏了起來。但他們沒有設法進來。薩特住院期間他們也想拍他的 照片;有兩個記者穿著護士的衣服想混進薩特的房間，但醫院的人發現了他 們，把他們趕走了。護士很注意地拉上窗簾、放下門簾來保護我們。但仍有 一張薩特睡覺時的照片被拍了下來，無疑這是從鄰近的一個屋頂上偷拍的， 發表在《巴黎競賽畫報》上。
我要求留下來同薩特單獨呆一會，我想挨著他躺在被單下。一位護士阻 止我這樣做：“不行。注意??壞疽。”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褥瘡的真正性 質。我在被單上睡了一會兒。五點，護士們進來了。他們又鋪了一條被單和 一塊罩布蓋在薩特身上，把他帶走了。
這一夜我是在郎之曼家度過的;星期三我也在他家。以後的一些天我在 西爾薇家住，這使我免於電話和記者們的騷擾。這一天我見到了我的妹妹， 她從阿爾薩斯來，還有我的一些朋友。我翻看報紙，還有頃刻間大量湧來的 電報。郎之曼、博斯特和西爾薇操辦了一切事宜。葬禮先是定在星期五，後 來改為星期六，以便更多的人參加。吉斯卡爾·德斯坦告知我們，他知道薩 特不希望為他舉行國葬，但他可以提供這筆安葬費。我們拒絕了。他堅持要 向薩特的遺體告別。
星期五我同博斯特一起吃午飯。在安葬之前我想再看一看薩特，我們來 到醫院的前廳。薩特被放進了棺材，他穿著他去歌劇院時西爾薇帶給他的那 套衣服。這是我房間裏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爾薇不願意去他的住所找別的 衣服。他麵部安詳，就像所有的死者一樣;並且跟他們的多數人一樣，臉上 沒有任何表情。
星期六上午，我們聚集在這個活動場，人們給薩特作了殯葬準備，他的 臉沒有遮蓋，一身新衣襯著他僵冷的臉。在我的要求下，班戈給他拍了幾張 照片。過了很長時間，人們翻過床單蓋住了薩特的臉，關閉了靈柩，把它帶 走了。
我同西爾薇、我的妹妹和阿萊特進了柩車。我們前麵一輛小汽車滿載著 各色各樣的花束和花圈。一輛小公共汽車載著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遠路的朋 友。後麵跟著巨大的人流——大約五萬人，多數是青年。有人敲柩車的窗戶， 這是一些拍照者趁我不注意把鏡頭靠在窗玻璃上拍照。《現代》的一些朋友， 在靈車後麵形成一道屏障，而樞車旁所有那些我們不認識的人都自發地手拉 著手，築起了一道圍牆。總的說來，一路上人們井然有序，群情激動。“這 是 1968 年運動的最後一次遊行，“郎之曼說。而我什麽也沒看見。我服了瓦 列莫，竭力不讓自己倒下，這一意誌使我變得有些麻木。我對自己說，這確 實是薩特希望的葬禮，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我從柩車出來時，靈柩已經安 放在墓底。我要了一把椅子坐在這個打開的墓的旁邊，我的心一片空白。我 看到人們登上牆，登上墳墓;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一大片。我站起來要回到 車中去。這隻有十米遠，但人群是那樣密集擁擠，我以為我會悶死的。然後 我同從墓地散散落落返回的朋友們一起又來到郎之曼的家。我休息了一會， 後來，因為我們不想分開，就一起去澤耶爾，在一個單間裏吃了晚飯。當時 的情況我什麽都不記得了。我顯然喝多了，下樓梯時幾乎是被人抬了下來。 喬治·米歇爾把我帶回我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