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昏睡現象，他還無法解釋。他指示搞一個稱為伽馬—腦電圖的檢查。 他嚴格要求薩特戒菸。他對薩特說：“您的視力和智力都與此相關。”
離開時，薩特對我說，他要繼續抽菸，但第二天他到底還是抽得少些了， 使我和西爾薇感到吃驚的是，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一個我們很長時間 都沒有過的夜晚，薩特談到福樓拜和關於被動消極的問題;他說：“兩個星 期以後，我將完全不抽菸了。”
後來他允許自己每天抽三根;過後幾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後七根，
然後六根，最後每天三根。他願意活著，他願意為之而奮鬥1。 的確，他的生之樂趣看來又恢復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輕的希臘女朋友，
她給他的生活帶來歡樂。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爾薇和我在金鍾飯店吃 了一頓十分愉快的晚餐。隻剩我們兩人時， 我們過得很幸福。我給他讀一個 關於他的論文集，他認為寫得還不錯。
他告訴我他要請彼埃爾·維克多作秘書。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務的秘 書;維克多將給他讀書和協助他工作。莉蓮打電話對我說，她很高興這個決 定。而阿萊特對我說，她很生氣——她聯想到施奈曼同羅素的關係，她擔心 維克多會變成薩特的施奈曼2。但薩特非常高興同維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 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給他朗讀了。我可以有一點時間自由支配。
12 月初，他的狀況既沒有轉好也沒有轉壞。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維克 多給他讀書的時候，他也睡著了。我相信，這是一種逃避的方式。他無法接 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現實狀況。還有許多其它跡象表明這種拒絕。我問他：“上 午你幹了什麽?”“我閱讀和工作。”我又具體地問道：“你為什麽說你閱 讀?”“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爾。我記起很多。??”
一個星期四，我同薩特去喬萊克醫生那兒，他是一位年輕可愛的眼科醫 生。他使我們絕望了：出血點已經癒合，但它在視網膜當中留下不可根除的 疤痕，現在已成了死組織。我們離開時，薩特對我說：“那麽，我再也沒法 兒讀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縮在車裏，打著瞌睡。後來這些天，他並不 顯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聽說過這個判決，雖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 道那是什麽。現在他已經體驗到它，卻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對我說：“不 1 不久以後，他又抽得很多。
2 參看《言行已畢》關於羅素法庭的部分。施奈曼是羅素基金會的主任秘書。在這個法庭上，他是秘書長， 他自稱代表羅素而且是主要負責人。他想表達他自己的某些意思時，他就說：“洛德·羅素堅持認為??”
要把《解放報》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燈從他的椅子旁挪開， 他讓我把燈放得離他近一些。”你不是說燈礙你的事嗎?“”是的，但我在 看書時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話，”哦，我是說，我隨便翻翻時需要它。“ 事實上他已不能去瀏覽，正像他不可能去讀一樣。他總是想把我帶給他的一 些新書握在手中——就握那麽一會兒。他的病況帶給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 神麻木了。這種平衡狀態能持久嗎?應該指望它的持久嗎?
根據他的伽馬—腦電圖，他的腦子沒有什麽毛病。有時他會說出一些很 奇怪的話語。一天上午，我把藥遞給他，他對我說：“你是一個好妻子。”
12 月 12 日(星期三)，在《現代》的會議上，他打起瞌睡來了。這天晚上， 我給他讀《世界報》上一些關於他的書的評論，他很注意地聽著。
12 月 15 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寫字檯前;他極其傷 心地說：“我沒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個支持《解放報》的呼籲書，但總 也寫不好。我勸他去睡一會兒，然後我們兩人一起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自 己很難集中注意力，即使這樣，他仍然給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點。加維來取 這篇文章，表示贊成。過了一會兒，我給薩特讀熱納維埃夫·伊迪所寫的一 本評論《詞語》的極好的小書末尾一段。他對這本書很滿意。有一次，他讓 我很傷心。他環顧自己的書房，說道：“想到這套房子是我的，這真是奇怪 得很。”“你知道，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現在不喜歡它。”“怎 麽?過去你是很喜歡它的。”“人們對某些東西是會厭倦的。”“你厭倦得 太快了點。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現在我還是喜歡它。”“不錯，但 現在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幾天後，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中的 一段，我對他說，他應該讀一本關於路易絲·柯萊特的書。“我一回到巴黎 就去讀，”他答道。接著他又更正自己，“等我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我就 去讀。”這新房間和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著他不再能夠安心，不再在他真 正的住所了。
他總是希望能夠把問題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現在，就他的眼睛 說來，他拒絕相信那明顯的事實。我在回答他的問題時謹慎地說道，他不可 能完全恢復視力了;他說：“我不願意那樣想。不管怎麽說，我總覺得自己 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飯，孔達問他怎樣去忍受這樣的事情，他答道：“隻 要你想到這是暫時的，那顯然就可以忍受。”
他多數時間都是設法隱藏自己的焦慮。新年夜，他、西爾薇和我在我的 寓所過得很愉快。這年年底，他的狀況好了許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時他完 全恢復到了以前那個薩特的樣子——例如，1974 年 1 月 2 日的《現代》開會， 他就是這樣。但在別的時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狀態。1 月 8 日七點半鍾，他回 到家時，他的神色是那樣沮喪，那樣呆板，郎之曼來這裏呆了一會兒，見狀 大驚。他離走時吻了薩特，薩特對他說：“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塊墓石還是一 個活人。”這話讓我們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會，然後聽電台的法國音樂節 目。夜晚我問他，他說那話是什麽意思。“”噢，沒什麽意思。隻是開個玩 笑。“我仍然追問他。他說他感到自己大腦空空;沒有工作的欲望。他帶著 焦慮和幾乎是羞恥的表情看著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復了嗎?“我說，恐 怕是這樣的。我傷心極了，哭了整整一夜。
1974 年
幾天後拉普雷斯勒教授打電話一再對我說，薩特的情況非常好，三個月 內不用再找他看病，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實情而沉入睡眠之中，這是正常 的。我對薩特說根據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狀況很好。“但是我的眼 睛呢?他說我的眼睛是怎麽回事?”問話中，強烈的焦慮和希望令人傷心地 交織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專業，”我說。“但一切都跟這有關呀，” 薩特說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絞。眼看著一個希望終將破滅，令人慘不 忍睹。
後來的日子，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僕之子》， 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們同西爾薇吃午飯，他默然不發一語。我問： “你在想什麽?”“什麽都沒想。我心不在焉。”“那麽在哪兒呢?”“哪 兒也不在。我是空的。”這種神離天外的狀況他時常有之。6 月底的一個上 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維克多和加維的一個談話。他睡著了。他對 自己的視力越來越悲觀。他對我說，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們在“圓頂” 飯館吃午飯時，他又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著 又說：“說到休息，這也沒什麽。”然後，他以一種不自信的口氣問：“我 還是像以前那樣富於理智嗎?”我說，當然是。我對他說，“我的可憐的人， 你的心情不太好。?‘沒有什麽事值得心情好。”
離開時，薩特對我說，他要繼續抽菸，但第二天他到底還是抽得少些了， 使我和西爾薇感到吃驚的是，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一個我們很長時間 都沒有過的夜晚，薩特談到福樓拜和關於被動消極的問題;他說：“兩個星 期以後，我將完全不抽菸了。”
後來他允許自己每天抽三根;過後幾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後七根，
然後六根，最後每天三根。他願意活著，他願意為之而奮鬥1。 的確，他的生之樂趣看來又恢復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輕的希臘女朋友，
她給他的生活帶來歡樂。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爾薇和我在金鍾飯店吃 了一頓十分愉快的晚餐。隻剩我們兩人時， 我們過得很幸福。我給他讀一個 關於他的論文集，他認為寫得還不錯。
他告訴我他要請彼埃爾·維克多作秘書。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務的秘 書;維克多將給他讀書和協助他工作。莉蓮打電話對我說，她很高興這個決 定。而阿萊特對我說，她很生氣——她聯想到施奈曼同羅素的關係，她擔心 維克多會變成薩特的施奈曼2。但薩特非常高興同維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 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給他朗讀了。我可以有一點時間自由支配。
12 月初，他的狀況既沒有轉好也沒有轉壞。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維克 多給他讀書的時候，他也睡著了。我相信，這是一種逃避的方式。他無法接 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現實狀況。還有許多其它跡象表明這種拒絕。我問他：“上 午你幹了什麽?”“我閱讀和工作。”我又具體地問道：“你為什麽說你閱 讀?”“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爾。我記起很多。??”
一個星期四，我同薩特去喬萊克醫生那兒，他是一位年輕可愛的眼科醫 生。他使我們絕望了：出血點已經癒合，但它在視網膜當中留下不可根除的 疤痕，現在已成了死組織。我們離開時，薩特對我說：“那麽，我再也沒法 兒讀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縮在車裏，打著瞌睡。後來這些天，他並不 顯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聽說過這個判決，雖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 道那是什麽。現在他已經體驗到它，卻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對我說：“不 1 不久以後，他又抽得很多。
2 參看《言行已畢》關於羅素法庭的部分。施奈曼是羅素基金會的主任秘書。在這個法庭上，他是秘書長， 他自稱代表羅素而且是主要負責人。他想表達他自己的某些意思時，他就說：“洛德·羅素堅持認為??”
要把《解放報》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燈從他的椅子旁挪開， 他讓我把燈放得離他近一些。”你不是說燈礙你的事嗎?“”是的，但我在 看書時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話，”哦，我是說，我隨便翻翻時需要它。“ 事實上他已不能去瀏覽，正像他不可能去讀一樣。他總是想把我帶給他的一 些新書握在手中——就握那麽一會兒。他的病況帶給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 神麻木了。這種平衡狀態能持久嗎?應該指望它的持久嗎?
根據他的伽馬—腦電圖，他的腦子沒有什麽毛病。有時他會說出一些很 奇怪的話語。一天上午，我把藥遞給他，他對我說：“你是一個好妻子。”
12 月 12 日(星期三)，在《現代》的會議上，他打起瞌睡來了。這天晚上， 我給他讀《世界報》上一些關於他的書的評論，他很注意地聽著。
12 月 15 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寫字檯前;他極其傷 心地說：“我沒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個支持《解放報》的呼籲書，但總 也寫不好。我勸他去睡一會兒，然後我們兩人一起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自 己很難集中注意力，即使這樣，他仍然給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點。加維來取 這篇文章，表示贊成。過了一會兒，我給薩特讀熱納維埃夫·伊迪所寫的一 本評論《詞語》的極好的小書末尾一段。他對這本書很滿意。有一次，他讓 我很傷心。他環顧自己的書房，說道：“想到這套房子是我的，這真是奇怪 得很。”“你知道，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現在不喜歡它。”“怎 麽?過去你是很喜歡它的。”“人們對某些東西是會厭倦的。”“你厭倦得 太快了點。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現在我還是喜歡它。”“不錯，但 現在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幾天後，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中的 一段，我對他說，他應該讀一本關於路易絲·柯萊特的書。“我一回到巴黎 就去讀，”他答道。接著他又更正自己，“等我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我就 去讀。”這新房間和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著他不再能夠安心，不再在他真 正的住所了。
他總是希望能夠把問題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現在，就他的眼睛 說來，他拒絕相信那明顯的事實。我在回答他的問題時謹慎地說道，他不可 能完全恢復視力了;他說：“我不願意那樣想。不管怎麽說，我總覺得自己 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飯，孔達問他怎樣去忍受這樣的事情，他答道：“隻 要你想到這是暫時的，那顯然就可以忍受。”
他多數時間都是設法隱藏自己的焦慮。新年夜，他、西爾薇和我在我的 寓所過得很愉快。這年年底，他的狀況好了許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時他完 全恢復到了以前那個薩特的樣子——例如，1974 年 1 月 2 日的《現代》開會， 他就是這樣。但在別的時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狀態。1 月 8 日七點半鍾，他回 到家時，他的神色是那樣沮喪，那樣呆板，郎之曼來這裏呆了一會兒，見狀 大驚。他離走時吻了薩特，薩特對他說：“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塊墓石還是一 個活人。”這話讓我們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會，然後聽電台的法國音樂節 目。夜晚我問他，他說那話是什麽意思。“”噢，沒什麽意思。隻是開個玩 笑。“我仍然追問他。他說他感到自己大腦空空;沒有工作的欲望。他帶著 焦慮和幾乎是羞恥的表情看著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復了嗎?“我說，恐 怕是這樣的。我傷心極了，哭了整整一夜。
1974 年
幾天後拉普雷斯勒教授打電話一再對我說，薩特的情況非常好，三個月 內不用再找他看病，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實情而沉入睡眠之中，這是正常 的。我對薩特說根據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狀況很好。“但是我的眼 睛呢?他說我的眼睛是怎麽回事?”問話中，強烈的焦慮和希望令人傷心地 交織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專業，”我說。“但一切都跟這有關呀，” 薩特說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絞。眼看著一個希望終將破滅，令人慘不 忍睹。
後來的日子，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僕之子》， 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們同西爾薇吃午飯，他默然不發一語。我問： “你在想什麽?”“什麽都沒想。我心不在焉。”“那麽在哪兒呢?”“哪 兒也不在。我是空的。”這種神離天外的狀況他時常有之。6 月底的一個上 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維克多和加維的一個談話。他睡著了。他對 自己的視力越來越悲觀。他對我說，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們在“圓頂” 飯館吃午飯時，他又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著 又說：“說到休息，這也沒什麽。”然後，他以一種不自信的口氣問：“我 還是像以前那樣富於理智嗎?”我說，當然是。我對他說，“我的可憐的人， 你的心情不太好。?‘沒有什麽事值得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