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十分明確地揭露了煤礦公司對這一事件應負的責任。薩特在他 那有力的控訴詞的最後總結了法庭辯論：“因此我，提議作如下結論：該廠 主——國家在 1970 年 2 月 4 日犯有謀殺罪。而這一謀殺罪的執行者就是六號 礦井的負責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因此他們同樣犯有蓄意殺人罪。他們蓄意提 高產量而不顧工人的安全;他們把物質對象的生產放在高於人的主命的位置 上。”下一個星期一，那六名受到審判的所謂縱火者被判無罪。
在這之前不久，薩特除了擔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還負責編輯另外兩 份左派報紙：《一切報》(v.l.r.的喉舌)和《人民之聲報》。
1971 年
元月初有兩大案件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一個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另 一個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 年 12 月 16 日，十一名蘇聯公民——一個烏克 蘭人，一個俄羅斯人，九個猶太人——
在列寧格勒法院受審。他們策劃劫持一架飛機逃離本國，但消息敗露了，
6 月 15 日到 16 日晚間，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們在幾個城市同時被捕。他們 之中有兩人被判死刑，一個是庫茲涅佐夫， 劫機的策劃者;一個是迪莫西奇， 他是領航員，如動機成功機組人員被控製並帶下飛機時，他負責指揮飛機的 飛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兩名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1。
1971 年 1 月 14 日，巴黎召開了一個大型集會聲援他們，薩特出席了大 會，洛朗·施瓦茨也參加了，馬登奧爾和我們的猶太朋友伊萊·本·蓋爾也 都在場。他們一致譴責蘇聯的排猶主義。
在伯戈斯的這個審判是針對幾個巴斯克人的，他們是 e. t.a.的成員， 佛朗哥控告他們秘密策劃反對國家。吉澤爾·阿裏米作為觀察員出席了這個 審判，寫了一本記述這一審判的書， 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她請薩特寫一篇 序，薩特欣然同意。他對巴斯克問題作了說明，介紹了他們的鬥爭，特別說 到 e.t.a.的歷史，在全書中他充滿義憤地譴責了佛朗哥政府對人民的鎮壓，
特別提到伯戈斯案審判採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還借用一個具體的實例發 展了一個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這是統治者們所參照的 ——和特殊的具體的普遍性之間的對立，後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軀的人所組 成的人民體現出來的。他認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從外部還是從內部， 都要發展後一普遍性，它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從人們的處境、文化和語言中 去理解他們，而不是把他們作為空洞的概念。
與一個中央集權的抽象的主義相對立，薩特主張：“另一種社會主義，
即非集權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巴斯克人所獨具的普遍意義，e.t.a.正 確地用它來反對壓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權製。“他說，我們應該完成的事情 是，讓”社會主義的人立足於他腳下的土地、他的語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 活方式和習慣。隻有這樣，人才會逐漸使自己不再變成他自己產品的產品而 最終成為人的兒子。”
由同一觀點出發，兩年後薩特把《現代》雜誌的一期(1973 年 8～9 月 號)作為專刊，專門論述了布列塔尼人、奧克人和全國所有被中央集權製壓 迫的少數民族問題。
蓋斯瑪關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監禁條件還算是比較優待的，但他同其他 政治犯聯合起來，通過絕食鬥爭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們自己的關押條件。 一些左派也決定搞絕食鬥爭來支持他們。一位思想進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 車站的聖貝爾納小教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米歇爾·維恩也參加了絕 食鬥爭，薩特經常去看望他們。三星期後，他們停止了絕食鬥爭而準備去見 普勒文，薩特同他們一起去了。由於他們的身體太虛弱，他們先坐車到歌劇 院廣場，然後走到旺多姆廣場。他們要見司法部長，但普勒文拒絕見他們。
1 迪莫西奇和庫茲涅佐夫沒有被處死，愛麗舍宮施加的壓力無疑是起了作用的。1973 年庫茲涅佐夫的《一 個死刑犯的日記》手稿被送到巴黎——它在法國出版並引起人們極大的反響。1979 年 4 月，庫茲涅佐夫、 迪莫西奇和這個密謀團體的另外三名成員被蘇聯當局與兩名在美國被逮捕的蘇聯間諜作交換釋放出境。
後來，普勒文作了讓步，他對那些參加絕食鬥爭的囚犯們實行了特殊飲食製， 並許諾改善普通囚犯的狀況——當然，這許諾根本就沒有兌現。
2 月 13 日，薩特被他的毛主義者同誌勸說去參加一個有點愚蠢的冒險活 動——占領聖心教堂。在一次“紅色援助”組織的示威活動中，一個名叫裏 查爾·德薩耶斯的 v.l.r.戰士，被一枚催淚毒氣彈毀壞了麵容。為了喚起公 眾輿論，“無產階級左派”決定占領教堂。他們指望夏爾主教會同意他們這 麽幹。由讓-克洛德、韋尼埃、吉爾貝、卡斯楚和莉蓮·西格爾陪同，薩特 前往教堂——教堂裏還有一些禮拜者——並要求見夏爾主教。接待薩特的那 個神甫說，他可以轉達薩特的要求。一刻鍾過去了，這神甫還沒有出來。然 後所有的門都關閉了，隻留了一扇門沒有關，示威者們——此時已有相當多 的人了——發現他們受了騙。共和保安隊的憲兵從那個仍開著的門進來了， 不問青紅皂白毆打每一個人，卡斯楚和韋尼埃保護著薩特和莉蓮把他們帶 到一個角落裏躲避。後來他們又把薩特和莉蓮帶出教堂，用莉蓮的車子送他 們到一家咖啡店。過了一陣子，他們返回來說，衝突非常激烈。一個青年人 的大腿被柵欄的尖鐵刺穿。當晚我和西爾薇見到薩特，他覺得這整個事情很 糟糕——它隻能使左派戰士泄氣，他們在前幾天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已經受到 嚴重的棍棒傷害。2 月 15 日，他和讓-呂克·戈達爾為這一事件開了一個記 者招待會，報紙以很大篇幅作了報導。2 月 18 日，薩特退出“紅色援助”， 他認為毛主義者變得大講求權力了1。
幾天後吉歐特事件爆發。吉歐特是個中學生，他被誣告襲擊了一名警察，
並以嚴重犯罪為名被拘捕。中學生們群起抗議，他們幾千人坐在拉丁區的人 行道上，好幾輛警車在那裏嚴陣以待。後來吉歐特被宣判無罪，但巴黎街頭 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牆上到處都有德薩耶斯的被毀容的大照片。3 月中旬， 極左分子和新騎士團發生非常激烈的衝突，許多警察受傷。
薩特密切注視著所有這些騷亂和不寧。他的身體看來非常好。他繼續修 改《家庭的白癡》的校樣，他也參加《現代》的每一次會議，會議在我的房 間進行。
4 月初我們去聖保羅—德文塞。薩特同阿萊特乘火車去，我和西爾薇驅 車前往。我們住的旅館在這小城的入口處——這小城白天嘈雜，旅遊者很多， 但一早一晚卻十分安靜，它與我們的記憶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薩特 和阿萊特住在一處，我和西爾薇住在花園盡頭的一棟小房裏，花園裏栽滿了 柑桔樹。臥室很大，通到一個很小的陽台和一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 白色的粗灰泥表麵的牆和露在外麵的屋樑;牆上掛著考爾德的美麗的色彩強 烈的畫。這房間有一個長木桌，一個長沙發和一個餐具櫃;房間麵對著花園。 我和薩特晚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談著 話。我們晚上隻吃一些香腸或一大塊巧克力。而午飯我和他則到附近幾家較 好的飯館去吃。有時我們四人一起去。
在這之前不久，薩特除了擔任《人民事業報》主編，還負責編輯另外兩 份左派報紙：《一切報》(v.l.r.的喉舌)和《人民之聲報》。
1971 年
元月初有兩大案件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一個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另 一個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 年 12 月 16 日，十一名蘇聯公民——一個烏克 蘭人，一個俄羅斯人，九個猶太人——
在列寧格勒法院受審。他們策劃劫持一架飛機逃離本國，但消息敗露了，
6 月 15 日到 16 日晚間，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們在幾個城市同時被捕。他們 之中有兩人被判死刑，一個是庫茲涅佐夫， 劫機的策劃者;一個是迪莫西奇， 他是領航員，如動機成功機組人員被控製並帶下飛機時，他負責指揮飛機的 飛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兩名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1。
1971 年 1 月 14 日，巴黎召開了一個大型集會聲援他們，薩特出席了大 會，洛朗·施瓦茨也參加了，馬登奧爾和我們的猶太朋友伊萊·本·蓋爾也 都在場。他們一致譴責蘇聯的排猶主義。
在伯戈斯的這個審判是針對幾個巴斯克人的，他們是 e. t.a.的成員， 佛朗哥控告他們秘密策劃反對國家。吉澤爾·阿裏米作為觀察員出席了這個 審判，寫了一本記述這一審判的書， 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她請薩特寫一篇 序，薩特欣然同意。他對巴斯克問題作了說明，介紹了他們的鬥爭，特別說 到 e.t.a.的歷史，在全書中他充滿義憤地譴責了佛朗哥政府對人民的鎮壓，
特別提到伯戈斯案審判採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還借用一個具體的實例發 展了一個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這是統治者們所參照的 ——和特殊的具體的普遍性之間的對立，後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軀的人所組 成的人民體現出來的。他認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從外部還是從內部， 都要發展後一普遍性，它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從人們的處境、文化和語言中 去理解他們，而不是把他們作為空洞的概念。
與一個中央集權的抽象的主義相對立，薩特主張：“另一種社會主義，
即非集權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巴斯克人所獨具的普遍意義，e.t.a.正 確地用它來反對壓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權製。“他說，我們應該完成的事情 是，讓”社會主義的人立足於他腳下的土地、他的語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 活方式和習慣。隻有這樣，人才會逐漸使自己不再變成他自己產品的產品而 最終成為人的兒子。”
由同一觀點出發，兩年後薩特把《現代》雜誌的一期(1973 年 8～9 月 號)作為專刊，專門論述了布列塔尼人、奧克人和全國所有被中央集權製壓 迫的少數民族問題。
蓋斯瑪關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監禁條件還算是比較優待的，但他同其他 政治犯聯合起來，通過絕食鬥爭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們自己的關押條件。 一些左派也決定搞絕食鬥爭來支持他們。一位思想進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 車站的聖貝爾納小教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米歇爾·維恩也參加了絕 食鬥爭，薩特經常去看望他們。三星期後，他們停止了絕食鬥爭而準備去見 普勒文，薩特同他們一起去了。由於他們的身體太虛弱，他們先坐車到歌劇 院廣場，然後走到旺多姆廣場。他們要見司法部長，但普勒文拒絕見他們。
1 迪莫西奇和庫茲涅佐夫沒有被處死，愛麗舍宮施加的壓力無疑是起了作用的。1973 年庫茲涅佐夫的《一 個死刑犯的日記》手稿被送到巴黎——它在法國出版並引起人們極大的反響。1979 年 4 月，庫茲涅佐夫、 迪莫西奇和這個密謀團體的另外三名成員被蘇聯當局與兩名在美國被逮捕的蘇聯間諜作交換釋放出境。
後來，普勒文作了讓步，他對那些參加絕食鬥爭的囚犯們實行了特殊飲食製， 並許諾改善普通囚犯的狀況——當然，這許諾根本就沒有兌現。
2 月 13 日，薩特被他的毛主義者同誌勸說去參加一個有點愚蠢的冒險活 動——占領聖心教堂。在一次“紅色援助”組織的示威活動中，一個名叫裏 查爾·德薩耶斯的 v.l.r.戰士，被一枚催淚毒氣彈毀壞了麵容。為了喚起公 眾輿論，“無產階級左派”決定占領教堂。他們指望夏爾主教會同意他們這 麽幹。由讓-克洛德、韋尼埃、吉爾貝、卡斯楚和莉蓮·西格爾陪同，薩特 前往教堂——教堂裏還有一些禮拜者——並要求見夏爾主教。接待薩特的那 個神甫說，他可以轉達薩特的要求。一刻鍾過去了，這神甫還沒有出來。然 後所有的門都關閉了，隻留了一扇門沒有關，示威者們——此時已有相當多 的人了——發現他們受了騙。共和保安隊的憲兵從那個仍開著的門進來了， 不問青紅皂白毆打每一個人，卡斯楚和韋尼埃保護著薩特和莉蓮把他們帶 到一個角落裏躲避。後來他們又把薩特和莉蓮帶出教堂，用莉蓮的車子送他 們到一家咖啡店。過了一陣子，他們返回來說，衝突非常激烈。一個青年人 的大腿被柵欄的尖鐵刺穿。當晚我和西爾薇見到薩特，他覺得這整個事情很 糟糕——它隻能使左派戰士泄氣，他們在前幾天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已經受到 嚴重的棍棒傷害。2 月 15 日，他和讓-呂克·戈達爾為這一事件開了一個記 者招待會，報紙以很大篇幅作了報導。2 月 18 日，薩特退出“紅色援助”， 他認為毛主義者變得大講求權力了1。
幾天後吉歐特事件爆發。吉歐特是個中學生，他被誣告襲擊了一名警察，
並以嚴重犯罪為名被拘捕。中學生們群起抗議，他們幾千人坐在拉丁區的人 行道上，好幾輛警車在那裏嚴陣以待。後來吉歐特被宣判無罪，但巴黎街頭 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牆上到處都有德薩耶斯的被毀容的大照片。3 月中旬， 極左分子和新騎士團發生非常激烈的衝突，許多警察受傷。
薩特密切注視著所有這些騷亂和不寧。他的身體看來非常好。他繼續修 改《家庭的白癡》的校樣，他也參加《現代》的每一次會議，會議在我的房 間進行。
4 月初我們去聖保羅—德文塞。薩特同阿萊特乘火車去，我和西爾薇驅 車前往。我們住的旅館在這小城的入口處——這小城白天嘈雜，旅遊者很多， 但一早一晚卻十分安靜，它與我們的記憶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薩特 和阿萊特住在一處，我和西爾薇住在花園盡頭的一棟小房裏，花園裏栽滿了 柑桔樹。臥室很大，通到一個很小的陽台和一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 白色的粗灰泥表麵的牆和露在外麵的屋樑;牆上掛著考爾德的美麗的色彩強 烈的畫。這房間有一個長木桌，一個長沙發和一個餐具櫃;房間麵對著花園。 我和薩特晚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談著 話。我們晚上隻吃一些香腸或一大塊巧克力。而午飯我和他則到附近幾家較 好的飯館去吃。有時我們四人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