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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議員辯論時，一位反對黨議員發言堅決反對戰爭：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麵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麵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麵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麽，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裏撤回來。[4]
巴麥尊否認英國政府支持非法的鴉片貿易，他派兵隻是希望保證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5月10日，上議院幾乎未經討論便一致通過了上述決議案。於是，轟隆隆的英國戰艦陸陸續續集結於廣東海麵，而沉浸於天朝上國的道光帝及其臣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戰爭與危險，那麽，戰爭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 * *
[1] 嚴中平輯譯：《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4卷，第91～92頁。
[2] 嚴中平輯譯：《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4卷，第104～106頁。
[3] 《擬頒發檄諭英國國王稿》（1839年8月3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5冊，第221～223頁。
[4]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後記
本書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所做的一項專題研究。2003年經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批準，納入學校金穗科研項目。立項不久，我又承擔了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傳記·光緒朝（上）》項目，時間和精力全被吸引，無法按時完成復旦校級科研項目。學校根據實際情況，在審閱了我已寫成的書稿（缺最後兩節）之後，認為全書已基本完成，決定暫予結項。俟國家清史項目完成後，補寫所缺，以成全書，交付出版。
不料，當我完成清史項目後，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年老體衰，很難集中精力完成全書。文債未清，鬱悶不已。其時，我的學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張劍博士，正在撰寫《被轟出中世紀：1840年》書稿。於是，請他在交稿之後，代我寫最後兩節的初稿。他欣然幫我解困，並根據我原稿內容又增補了第八章《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使全書前後通貫，首尾相連。所以，本書實際上包涵著師生兩代人的辛勞。
本書寫作初期，恩師陳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將鴉片戰爭的起始年改為1839年之想，立即寫信給我表示不同意這種觀點。信中指出：“1839年與1840年的關係是頭髮與頭的關係，我們要說的是‘頭’，不是‘頭髮’，當然也要注意‘頭髮’，不是‘禿子’，不知你以為然否？”[1]先生的教導，猶如醍醐灌頂，我立即驅府，與先生多次討論，終於改變了我先前的看法，決定徹底改寫，把全書定位在時賢著作中語焉不詳的“頭髮”上，專講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外關係以及英國策動侵華戰爭的原因。書名改為《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現在，當書稿付梓之際，想起恩師的教導，感慨係之。可以說，沒有先生的及時點撥和辨正，就不會有這部書稿，它凝聚著師生三代人的歷史思考，體現著學術觀點上的師承傳統。
本書嚐試用年代學的研究方法，聚焦道光十九年中足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與事。在史觀上，力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在研究視角上，通過上下、左右、前後的大歷史觀照，以多層次、多角度描述戰前中外關係，特別是中英之間在禁菸鬥爭中的互動；在人與事的相互關聯上，注意人物的文化心態和功利思想對史事所取的態度、立場；在歷史評價體係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翔實可靠的官方檔案和相關私家著述互為參證，將之納入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中進行分析和解讀；在研究手段上，盡可能將歷史學、社會學、計量學等多學科統合，以闡明歷史發展的內在關係。
年代學的研究與著作，需要具備多方麵的專業知識。本書充分吸取了前賢與時賢在歷史學、對外貿易史、社會史、經濟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麵的研究成果。沒有他們所作的貢獻，要順利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很難的。我對他們始終懷有深深的敬意。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年代學研究傳入中土的時間不長，國內學術界盡管著述迭出，但對此很少作歷史編纂方法上的深入探索，所以我的上述理解和本書的鋪陳是否得宜、有當，敬請讀者和方家批評指正。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本書是在我早年寫的初稿基礎上續完的。書中使用的若幹統計資料如〔美〕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五卷），當時還未有中譯本，[2]所以我使用了本校老學者吳傑教授著作的統計，現在看顯然是轉手引用，而非直接使用的第一手統計數據，理應重新編訂，但是我已到望八之年，沒有精力為之了。這是要向讀者抱歉的。
最後要感謝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給予的寬容，更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們的辛勞。
沈渭濱
2014年4月於蒲溪抱墨軒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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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陳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9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巴麥尊否認英國政府支持非法的鴉片貿易，他派兵隻是希望保證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5月10日，上議院幾乎未經討論便一致通過了上述決議案。於是，轟隆隆的英國戰艦陸陸續續集結於廣東海麵，而沉浸於天朝上國的道光帝及其臣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戰爭與危險，那麽，戰爭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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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中平輯譯：《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4卷，第91～92頁。
[2] 嚴中平輯譯：《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4卷，第104～106頁。
[3] 《擬頒發檄諭英國國王稿》（1839年8月3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5冊，第221～223頁。
[4]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後記
本書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所做的一項專題研究。2003年經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批準，納入學校金穗科研項目。立項不久，我又承擔了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傳記·光緒朝（上）》項目，時間和精力全被吸引，無法按時完成復旦校級科研項目。學校根據實際情況，在審閱了我已寫成的書稿（缺最後兩節）之後，認為全書已基本完成，決定暫予結項。俟國家清史項目完成後，補寫所缺，以成全書，交付出版。
不料，當我完成清史項目後，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年老體衰，很難集中精力完成全書。文債未清，鬱悶不已。其時，我的學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張劍博士，正在撰寫《被轟出中世紀：1840年》書稿。於是，請他在交稿之後，代我寫最後兩節的初稿。他欣然幫我解困，並根據我原稿內容又增補了第八章《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使全書前後通貫，首尾相連。所以，本書實際上包涵著師生兩代人的辛勞。
本書寫作初期，恩師陳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將鴉片戰爭的起始年改為1839年之想，立即寫信給我表示不同意這種觀點。信中指出：“1839年與1840年的關係是頭髮與頭的關係，我們要說的是‘頭’，不是‘頭髮’，當然也要注意‘頭髮’，不是‘禿子’，不知你以為然否？”[1]先生的教導，猶如醍醐灌頂，我立即驅府，與先生多次討論，終於改變了我先前的看法，決定徹底改寫，把全書定位在時賢著作中語焉不詳的“頭髮”上，專講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外關係以及英國策動侵華戰爭的原因。書名改為《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現在，當書稿付梓之際，想起恩師的教導，感慨係之。可以說，沒有先生的及時點撥和辨正，就不會有這部書稿，它凝聚著師生三代人的歷史思考，體現著學術觀點上的師承傳統。
本書嚐試用年代學的研究方法，聚焦道光十九年中足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與事。在史觀上，力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在研究視角上，通過上下、左右、前後的大歷史觀照，以多層次、多角度描述戰前中外關係，特別是中英之間在禁菸鬥爭中的互動；在人與事的相互關聯上，注意人物的文化心態和功利思想對史事所取的態度、立場；在歷史評價體係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翔實可靠的官方檔案和相關私家著述互為參證，將之納入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中進行分析和解讀；在研究手段上，盡可能將歷史學、社會學、計量學等多學科統合，以闡明歷史發展的內在關係。
年代學的研究與著作，需要具備多方麵的專業知識。本書充分吸取了前賢與時賢在歷史學、對外貿易史、社會史、經濟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麵的研究成果。沒有他們所作的貢獻，要順利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很難的。我對他們始終懷有深深的敬意。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年代學研究傳入中土的時間不長，國內學術界盡管著述迭出，但對此很少作歷史編纂方法上的深入探索，所以我的上述理解和本書的鋪陳是否得宜、有當，敬請讀者和方家批評指正。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本書是在我早年寫的初稿基礎上續完的。書中使用的若幹統計資料如〔美〕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五卷），當時還未有中譯本，[2]所以我使用了本校老學者吳傑教授著作的統計，現在看顯然是轉手引用，而非直接使用的第一手統計數據，理應重新編訂，但是我已到望八之年，沒有精力為之了。這是要向讀者抱歉的。
最後要感謝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給予的寬容，更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們的辛勞。
沈渭濱
2014年4月於蒲溪抱墨軒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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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陳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9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