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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鴉片的流毒嚴重地摧殘了中國人的健康，鴉片走私又大量捲走了中國的白銀。
鴉片走私是採取現金交易的。這就使得走私愈猖獗，中國的白銀愈外流，兩者成正比例發展。根據統計資料所示，當流入中國的外洋鴉片保持在一萬箱左右的幅度時，廣州口岸白銀出入口情況仍對中國有利，每年平均入超約150萬兩至200萬兩左右；而當外洋鴉片自1828年起，以平均每年1.8～3.5萬餘箱為幅度急劇上升時，廣州白銀的流出入情況就發生逆轉，中國大量流出白銀，每年平均在200萬至300萬兩左右。1835年後，這一趨勢更加發展。以下是1800～1835年間，廣州口岸白銀流出入量與外國鴉片輸華量的對照表：表4-4
（續表）
本表據【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238～239頁附表及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頁，表26編製而成。
從上表可以看到，截至19世紀20年代末，中國廣州口岸流出入白銀的趨勢一直是入超的，隻有極個別年度出超。從1800～1827年的27年中，鴉片輸華量基本上穩定在一萬箱以下，這表明，當時中國市場吸收鴉片的最大容量應在萬箱左右，在這個數字上，中國大體上仍可有大約100萬至150萬兩白銀輸入，中國財政還可以保持略有節餘，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還可以保持出超（包括鴉片貿易）。但是從1827年以後，中國白銀流出趨勢，因鴉片大量輸入而逆轉，每年都有200萬至400萬兩齣超。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日益暴露了。
就中英貿易狀況考察，問題比上述情況更嚴重。
東印度公司在對華貿易中，很早就停止了輸入白銀於中國，這與鴉片大量輸華有關。1805～1814年，1817～1820年，1821～1823年，1824～1834年，共24年中，東印度公司沒有一塊銀元流進中國，這在1800～1834年的34年中占了3/4以上的時間，而上述廣州白銀的出口流向，主要是流入東印度公司和公司職員的口袋中。
以上僅僅是廣州白銀流出入的統計。就全國白銀流入量來說，1814～1815年度，中國流向印度的白銀已達120萬餘兩，以後逐年增長，到1833年以後，每年流向印度的白銀一直在370萬兩左右，而到鴉片戰爭前夕的1839～1840年竟高達613.9萬餘兩[6]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約占當時清政府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對於白銀的外流問題，清政府有一個逐步認識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與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大量外流成正比例發展的。
嘉慶中葉以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還沒有對鴉片輸入與白銀外流之間的內在聯繫有所反映，[7]這與當時鴉片保持在每年平均4000餘箱的情況有關。嘉慶十九年（1814）戶部左侍郎蘇楞額的奏摺裏，已經開始提到白銀流出的問題：“今年以來，竟有夷商賄連洋行商人，藉護貨夷兵盤費為名，將內地銀兩絡繹偷運，每年約計竟至百數十萬之多。”[8]但他隻提是夷船偷運，還是沒有提到鴉片與白銀外流的關係。道光二年（1822）貴州道監察禦史黃中模的《嚴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經模糊地感受到白銀外流與鴉片走私有關：“臣更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材傷生，莫此為甚”。但他仍把白銀外流的主要原因歸之於洋商違反定例，以銀收買洋錢與茶客交易。[9]這種認識是與鴉片尚未超過中國市場的吸收能力有關。因為在1822年以前，鴉片流入中國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整個地說，中國白銀就廣州口岸統計，還處於入超階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禦史章源的奏摺才第一次明確地指出鴉片走私與白銀外流的關係：“至鴉片煙一物，流毒尤甚，該夷偽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非尋常偷漏可比。”[10]這一年鴉片輸入已達到16500餘箱，超過了中國市場的吸收能力。所謂“每歲易銀”，從統計數字來看，鴉片輸華自1826年起已超過萬箱水準，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銀已在150～300百萬之間了。從這一年開始，清朝的奏摺、上諭中，便不斷提到白銀外流的日益嚴重，並越來越把白銀外流與鴉片輸入聯繫在一起進行考察了。
白銀大量外流，直接影響到人民生活。因為中國是實行銀錢兩級幣製的，白銀外流，使銀貴錢賤的趨勢日漸嚴重。[11]人民負擔也隨之加重。銀貴錢賤還影響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市場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貨，這就使商業委頓，經濟疲軟。所以林則徐曾奏：“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壕，湖北之漢口，皆闤闠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隻勝（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12]林則徐所說的蘇州商業委頓，正是煙毒泛濫、白銀被鴉片吸收的結果。早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時，包世臣就說到蘇州吸菸之盛。他指出：“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吸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13]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途經蘇州作調查訪問時，出現這種情況，確非偶然。
煙毒泛濫，白銀外流，對清王朝的財政收入是個十分巨大的威脅。朝廷內外的有識之士，對此早就十分憂慮。清廷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對此也感到十分緊張。在全國人民反對鴉片走私的強烈願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關心國計民生的朝野官員的呼籲禁菸的聲浪中，清王朝不得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
鴉片走私是採取現金交易的。這就使得走私愈猖獗，中國的白銀愈外流，兩者成正比例發展。根據統計資料所示，當流入中國的外洋鴉片保持在一萬箱左右的幅度時，廣州口岸白銀出入口情況仍對中國有利，每年平均入超約150萬兩至200萬兩左右；而當外洋鴉片自1828年起，以平均每年1.8～3.5萬餘箱為幅度急劇上升時，廣州白銀的流出入情況就發生逆轉，中國大量流出白銀，每年平均在200萬至300萬兩左右。1835年後，這一趨勢更加發展。以下是1800～1835年間，廣州口岸白銀流出入量與外國鴉片輸華量的對照表：表4-4
（續表）
本表據【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238～239頁附表及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頁，表26編製而成。
從上表可以看到，截至19世紀20年代末，中國廣州口岸流出入白銀的趨勢一直是入超的，隻有極個別年度出超。從1800～1827年的27年中，鴉片輸華量基本上穩定在一萬箱以下，這表明，當時中國市場吸收鴉片的最大容量應在萬箱左右，在這個數字上，中國大體上仍可有大約100萬至150萬兩白銀輸入，中國財政還可以保持略有節餘，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還可以保持出超（包括鴉片貿易）。但是從1827年以後，中國白銀流出趨勢，因鴉片大量輸入而逆轉，每年都有200萬至400萬兩齣超。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日益暴露了。
就中英貿易狀況考察，問題比上述情況更嚴重。
東印度公司在對華貿易中，很早就停止了輸入白銀於中國，這與鴉片大量輸華有關。1805～1814年，1817～1820年，1821～1823年，1824～1834年，共24年中，東印度公司沒有一塊銀元流進中國，這在1800～1834年的34年中占了3/4以上的時間，而上述廣州白銀的出口流向，主要是流入東印度公司和公司職員的口袋中。
以上僅僅是廣州白銀流出入的統計。就全國白銀流入量來說，1814～1815年度，中國流向印度的白銀已達120萬餘兩，以後逐年增長，到1833年以後，每年流向印度的白銀一直在370萬兩左右，而到鴉片戰爭前夕的1839～1840年竟高達613.9萬餘兩[6]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約占當時清政府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對於白銀的外流問題，清政府有一個逐步認識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與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大量外流成正比例發展的。
嘉慶中葉以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還沒有對鴉片輸入與白銀外流之間的內在聯繫有所反映，[7]這與當時鴉片保持在每年平均4000餘箱的情況有關。嘉慶十九年（1814）戶部左侍郎蘇楞額的奏摺裏，已經開始提到白銀流出的問題：“今年以來，竟有夷商賄連洋行商人，藉護貨夷兵盤費為名，將內地銀兩絡繹偷運，每年約計竟至百數十萬之多。”[8]但他隻提是夷船偷運，還是沒有提到鴉片與白銀外流的關係。道光二年（1822）貴州道監察禦史黃中模的《嚴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經模糊地感受到白銀外流與鴉片走私有關：“臣更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材傷生，莫此為甚”。但他仍把白銀外流的主要原因歸之於洋商違反定例，以銀收買洋錢與茶客交易。[9]這種認識是與鴉片尚未超過中國市場的吸收能力有關。因為在1822年以前，鴉片流入中國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整個地說，中國白銀就廣州口岸統計，還處於入超階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禦史章源的奏摺才第一次明確地指出鴉片走私與白銀外流的關係：“至鴉片煙一物，流毒尤甚，該夷偽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非尋常偷漏可比。”[10]這一年鴉片輸入已達到16500餘箱，超過了中國市場的吸收能力。所謂“每歲易銀”，從統計數字來看，鴉片輸華自1826年起已超過萬箱水準，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銀已在150～300百萬之間了。從這一年開始，清朝的奏摺、上諭中，便不斷提到白銀外流的日益嚴重，並越來越把白銀外流與鴉片輸入聯繫在一起進行考察了。
白銀大量外流，直接影響到人民生活。因為中國是實行銀錢兩級幣製的，白銀外流，使銀貴錢賤的趨勢日漸嚴重。[11]人民負擔也隨之加重。銀貴錢賤還影響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市場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貨，這就使商業委頓，經濟疲軟。所以林則徐曾奏：“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壕，湖北之漢口，皆闤闠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隻勝（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12]林則徐所說的蘇州商業委頓，正是煙毒泛濫、白銀被鴉片吸收的結果。早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時，包世臣就說到蘇州吸菸之盛。他指出：“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吸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13]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途經蘇州作調查訪問時，出現這種情況，確非偶然。
煙毒泛濫，白銀外流，對清王朝的財政收入是個十分巨大的威脅。朝廷內外的有識之士，對此早就十分憂慮。清廷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對此也感到十分緊張。在全國人民反對鴉片走私的強烈願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關心國計民生的朝野官員的呼籲禁菸的聲浪中，清王朝不得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