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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擔任首席軍機大臣長達十四年，擔任文華殿大學士長達十三年，其當國之久、受寵之深，足可與曹振鏞相垺。但他的為人和品格，卻令人齒冷。這可從鹹豐元年他被繼位才10個月的鹹豐皇帝革職永不敘用的詔書中，見其大要。詔書列數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於己、必欲陷之，同惡相濟、盡力全之；固寵竊權、肆行無忌，遇事模稜、其心陰險[8]顯然，這是一個大奸若忠、結黨營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兩代樞臣，一個苟且因循、拘守繩墨，一個保位貪榮、彌縫迎合，不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箇中原因，實在與清朝統治者的馭人術有直接關係。1850年，曾國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說：我朝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誌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於嚴。幹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鶩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甚，以柔糜為恭。[9]曾國藩這段話，撇開其為皇帝的歌頌之詞，確實不失為是有清一代人才與政治之間因果關係的客觀觀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鏞死後，橫挑豎揀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軍機、內閣領袖的位置上，恩寵有加，固與穆小忠小信、貪位保榮的品格不無關係，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著惟求守成又顢頇自大、渴為英主又乏才幹、虛驕剛愎又無主見的矛盾心態，也不至於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鏞、穆彰阿之能久居樞垣、長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與才具背反的結果，也是幹嘉以來政局日非的必然產物。否則，怎麽會去了曹又來了個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時，皇帝與樞臣既是這種狀況，應付通常情況尚屬勉強，那麽，一旦非常之變來臨，清王朝這個最高決策集團又能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 * *
[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紀》（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冊，第621頁。
[2]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宮遺聞·補綴套褲》，上海書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頁。
[3]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三十二《曹振鏞傳》，中華書局，1987 年版，第8 冊，第2481頁。
[4] 《續碑傳集》卷二，第18～19頁。見《清碑傳合集》三，上冊，上海書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頁。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鏞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8冊，第11406頁。
[6] 《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鏞之誤清》，上海書店，1981年版，第2～3頁。
[7] 《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書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頁。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8冊，第11417頁。
[9] 曾國藩：《應詔陳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稱《曾國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頁。
1-3 都門士大夫
皇帝隻求守成，樞臣不圖進取，王朝的內囊兜底翻了上來，而且誰也無力控製住它日漸衰敗的趨勢。對此，那些長期居於全國政治文化中心，號稱人文薈萃之區的京師士大夫們，有何表現？
中國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種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的教導，“士誌於道”，成了他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職誌。按理，麵對國運衰敗應該有積極作為，做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驗之於嘉道年間的事實，情況並非完全如此。
頹風衰運，既可使良知未泯者為之奮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夢死。幹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養成了人心風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間，京師士大夫們依然褒衣博帶，雅歌投壺，唱詩結社之風，不減當年之盛。京師中幾家著名的飯莊如觀音寺路北的福興居、煤市街西之萬興居、大柵欄內的同興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設宴豪飲，艷詩麗詞詠唱不[1]；稍稍風雅者，則於天朗氣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攜僕役小廝，悠遊於陶然亭、西山等僻靜處，小酌清談，海闊天空，吟詩聯句，評說短長，國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則四出鑽營，或投帖拜入某相門下，或備禮巴結侍郎上司，撈取功名利祿，好託庇蔭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則勾結官府，包攬詞訟，武斷鄉曲，草菅人命，“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會的一群蛀蟲。
士習賤惡，人慾橫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學的士大夫們標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們常以講學的形式，相互砥礪，力圖用誠意修身來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時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讀學士蒙古正紅旗人倭仁，最為人望。
唐字鏡海，幹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歷任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禦史、廣西平樂知府、安徽寧池太廣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寧布政使。為官清正，為學宗尚洛、閩諸賢，尤其推崇清初理學家陸隴其，以為傳道之首。著有《學案小識》，是嘉道年間著名的理學大師。道光十九年內召為太常寺卿，甫到京師，因其學問人望立即成為研求理學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竇垿、何桂珍，皆從其考問學業。後來，湘鄉曾國藩也參與其間，以唐為師，學習程朱之學。那時唐已經60多歲，皓首童顏，宛若天仙。他主張學問應精研一經，然後才能旁及其他；讀書首先應讀《朱子全書》，因為義理之道盡在其中；為人應講求氣節，而修養之法全在時時內省，所以必須每天按時靜坐，閉門思過，狠抓私慾的一閃念，痛自刻責；平時應將各種違反道德規範的過失記出，以便警鑒。這一套源自於思孟學派的“慎獨”功夫，在唐手裏發展為“研幾”和做劄記的方法，作為日課，以達到修身養性、克己復禮的目的。當時，學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
道光朝兩代樞臣，一個苟且因循、拘守繩墨，一個保位貪榮、彌縫迎合，不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箇中原因，實在與清朝統治者的馭人術有直接關係。1850年，曾國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說：我朝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誌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於嚴。幹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鶩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甚，以柔糜為恭。[9]曾國藩這段話，撇開其為皇帝的歌頌之詞，確實不失為是有清一代人才與政治之間因果關係的客觀觀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鏞死後，橫挑豎揀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軍機、內閣領袖的位置上，恩寵有加，固與穆小忠小信、貪位保榮的品格不無關係，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著惟求守成又顢頇自大、渴為英主又乏才幹、虛驕剛愎又無主見的矛盾心態，也不至於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鏞、穆彰阿之能久居樞垣、長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與才具背反的結果，也是幹嘉以來政局日非的必然產物。否則，怎麽會去了曹又來了個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時，皇帝與樞臣既是這種狀況，應付通常情況尚屬勉強，那麽，一旦非常之變來臨，清王朝這個最高決策集團又能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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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紀》（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冊，第621頁。
[2]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宮遺聞·補綴套褲》，上海書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頁。
[3]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三十二《曹振鏞傳》，中華書局，1987 年版，第8 冊，第2481頁。
[4] 《續碑傳集》卷二，第18～19頁。見《清碑傳合集》三，上冊，上海書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頁。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鏞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8冊，第11406頁。
[6] 《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鏞之誤清》，上海書店，1981年版，第2～3頁。
[7] 《清朝野史大觀》卷七：《清人逸事·潘穆》，上海書店印行，1981年版，第11頁。
[8]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穆彰阿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8冊，第11417頁。
[9] 曾國藩：《應詔陳言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稱《曾國藩全集》）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頁。
1-3 都門士大夫
皇帝隻求守成，樞臣不圖進取，王朝的內囊兜底翻了上來，而且誰也無力控製住它日漸衰敗的趨勢。對此，那些長期居於全國政治文化中心，號稱人文薈萃之區的京師士大夫們，有何表現？
中國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種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的教導，“士誌於道”，成了他們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把澄清天下做了自己的職誌。按理，麵對國運衰敗應該有積極作為，做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驗之於嘉道年間的事實，情況並非完全如此。
頹風衰運，既可使良知未泯者為之奮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夢死。幹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養成了人心風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間，京師士大夫們依然褒衣博帶，雅歌投壺，唱詩結社之風，不減當年之盛。京師中幾家著名的飯莊如觀音寺路北的福興居、煤市街西之萬興居、大柵欄內的同興居等，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設宴豪飲，艷詩麗詞詠唱不[1]；稍稍風雅者，則於天朗氣清之日，邀三五同好，攜僕役小廝，悠遊於陶然亭、西山等僻靜處，小酌清談，海闊天空，吟詩聯句，評說短長，國事、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則四出鑽營，或投帖拜入某相門下，或備禮巴結侍郎上司，撈取功名利祿，好託庇蔭而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則勾結官府，包攬詞訟，武斷鄉曲，草菅人命，“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2]成了社會的一群蛀蟲。
士習賤惡，人慾橫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學的士大夫們標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們常以講學的形式，相互砥礪，力圖用誠意修身來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人時任太常寺卿的唐和翰林院侍讀學士蒙古正紅旗人倭仁，最為人望。
唐字鏡海，幹隆四十二年（1777）生。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歷任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禦史、廣西平樂知府、安徽寧池太廣道、山西按察使、浙江和江寧布政使。為官清正，為學宗尚洛、閩諸賢，尤其推崇清初理學家陸隴其，以為傳道之首。著有《學案小識》，是嘉道年間著名的理學大師。道光十九年內召為太常寺卿，甫到京師，因其學問人望立即成為研求理學的京卿大夫所推重，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竇垿、何桂珍，皆從其考問學業。後來，湘鄉曾國藩也參與其間，以唐為師，學習程朱之學。那時唐已經60多歲，皓首童顏，宛若天仙。他主張學問應精研一經，然後才能旁及其他；讀書首先應讀《朱子全書》，因為義理之道盡在其中；為人應講求氣節，而修養之法全在時時內省，所以必須每天按時靜坐，閉門思過，狠抓私慾的一閃念，痛自刻責；平時應將各種違反道德規範的過失記出，以便警鑒。這一套源自於思孟學派的“慎獨”功夫，在唐手裏發展為“研幾”和做劄記的方法，作為日課，以達到修身養性、克己復禮的目的。當時，學得最好、最受唐器重的，就是倭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