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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 作者：沈渭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道光元年起的十五年中，他曾三任學政，四典鄉會試。按當時科舉製度的慣例，凡新進舉人、進士，都以主考官為恩師，敬禮有加。不少鄉、會試的考官，也往往乘機廣招門生、培植私黨，藉以或使學派流傳，或得擴充官場實力。但曹振鏞卻不屑為此，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華之士，殿廷禦試，必預校閱，嚴於疵累忌諱，遂成風氣[5]不搞結黨營私，自是公正清廉的作風，但取士隻要遵循八股程式，不要有真才實學的淹博之士，便扼殺了優秀人才；專注於文章的小疵，更使士子謹小慎微，加重了原有的酸腐氣。所以，在他身後，有人直斥他“拘牽文義，挑剔細故，箝製天下人心不得發舒，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又說“自曹振鏞在樞府，挑剔破體帖字，不問文之工拙，但作字齊整無破體者，即置上等。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內承風，殿體書直成泥塑。士習闒茸，厭厭無生氣，皆曹振鏞所造成也[6]這種說法似太多感情色彩，比較客觀的倒是《清史稿》上的一段話：“守成之世，治尚綜核，而振敝舉衰，非拘守繩墨者所克任也。”意思很清楚，曹振鏞這種為政作風，太重細故，而不求整體，作為一個守成之世的樞臣，不能除弊去衰，是很不勝任的。那麽，以不能勝任的大臣居樞垣長達十五年，而且深得帝寵，則道光皇帝的擇賢能力也可想見了。
道光十五年（1835），曹振鏞以81歲高齡病逝於京師。道光帝聞訊震悼，聲淚俱下。不僅頒發上諭悼念，而且宣布要親臨祭奠，並諡以“文正”。清代文官大員以“文正”諡號為最崇尊難得。道光十五年之前，清王朝一共隻給了湯斌、劉統勛、朱珪三人以“文正”的諡號。湯斌是著名理學家，朱珪以學問著稱。曹振鏞竟以因循成法而得此諡，京師士大夫為之譁然，公開指責他“不文不正”。其實，在清王朝衰世敗象日露的情勢下，道光皇帝隨著年事漸高，早已失去了登基之初的雄心和銳氣，隻要保住祖宗的基業，不出亂子，就算對得起列祖列宗了。曹振鏞的因循成例，正投合他的心理。
曹振鏞一死，誰堪首席之任便成了問題。原有的四名軍機大臣中，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孚，食祿保位、老弱多病，本人又多次請求退休，皇帝乘調整軍機班子的機會，成全了他，讓他解甲歸田。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王鼎，精於理財，長於河工，品學兼優，但太尚氣節、敢於直諫而不留情麵，似乎不對皇帝求穩怕亂的胃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穆彰阿，既做過七年的內務府大臣，是皇室的總管家，又先後在中央各部擔任過侍郎、尚書，併入值南書房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有從政和管理的經驗。比較之下，以他為首席軍機，似更合適。但他曾因積壓重要奏章而被先帝降職嚴處過。況且，軍機班子中還有一位雖入值不久，卻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的東閣大學士潘世恩。所以道光帝決定以潘世恩繼曹振鏞之後擔任首席軍機大臣。
潘世恩是江蘇英縣人，當年已是68歲的老人了。他學問很好，少年得誌。幹隆五十八年（1793）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選入翰林院任修撰。當時，權臣和珅見他年紀輕輕中了狀元，才望出眾，準備招致門下。潘世恩卻“謝不與通”，得罪了這位權勢顯赫的皇帝寵臣。於是，和珅藉機給他穿小鞋，不讓他得到按例升遷的機會，把提升他的奏本故意扣押了六個月。直到嘉慶帝親政、罷免了和珅之後，他才擢為翰林院侍講學士。這件事在京師士大夫中傳為美談，認為他不趨炎附勢，很有清高氣節。從此，他備受嘉慶帝眷顧，竟至一歲三遷，累官至戶部尚書。嘉慶十七年（1812），他以母死乞歸，在家守孝。嗣後，又以父親老病乞養，以示孝心，加以恰巧兒子中舉，他便具疏向皇帝謝恩兼請假。按朝廷規矩，凡丁憂的大員，必須在除服之後回京，若有要事請假，也應到京後經皇帝批準才能返歸鄉裏。潘世恩未親詣京師，違反了規定，被降職處分，由部長（尚書）降為副部長（侍郎）。但皇帝鑒其孝思可嘉，仍然允許他在家服侍老父，終養天年。他便居家十載，不與政事。直到道光七年（1827）父喪服闕，才回京補了個吏部侍郎。以後，逐步升遷，到1833年超拜體仁閣大學士。不久，又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所以，盡管他入值軍機時間不長，卻是個歷事三朝、德高望重的老資格大臣。道光皇帝在痛失股肱之後，讓他作為首席軍機，在同行中是擺得平的。
然而，此公也是一個“以順旨意為工，阿附之外，無他語”[7]的食祿保位的官僚，與文孚在軍機時不相伯仲。幹了一年，實在不行，道光帝不得不把穆彰阿調任首席軍機，而讓潘世恩繼續留在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位置上。到1840年，軍機大臣的班子形成了“三老三新”的結構：三個老軍機是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兩個新軍機，一個是去年入值的刑部尚書隆文（是年2月調任戶部尚書），另一個是學習入值的宗人府丞、三品頂戴何汝霖。無論從品級、資望上說，這套班子明顯是穆、潘、王三駕馬車在開動。揮鞭子的當然是道光皇帝，馬首則是穆彰阿。
穆彰阿，字鶴舫，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他與道光皇帝同年出生，道光十九年也是59歲。在三駕馬車中，他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他比王鼎小12歲；比潘世恩小14歲，又是潘世恩在翰林院任侍講學士時的教習門生。師生之誼，使他和潘世恩保持著良好的人際關係。王鼎作為三個老軍機之一，顯得既乏同調，又無奧援，完全處在一種少數者的尷尬位置上。
道光十五年（1835），曹振鏞以81歲高齡病逝於京師。道光帝聞訊震悼，聲淚俱下。不僅頒發上諭悼念，而且宣布要親臨祭奠，並諡以“文正”。清代文官大員以“文正”諡號為最崇尊難得。道光十五年之前，清王朝一共隻給了湯斌、劉統勛、朱珪三人以“文正”的諡號。湯斌是著名理學家，朱珪以學問著稱。曹振鏞竟以因循成法而得此諡，京師士大夫為之譁然，公開指責他“不文不正”。其實，在清王朝衰世敗象日露的情勢下，道光皇帝隨著年事漸高，早已失去了登基之初的雄心和銳氣，隻要保住祖宗的基業，不出亂子，就算對得起列祖列宗了。曹振鏞的因循成例，正投合他的心理。
曹振鏞一死，誰堪首席之任便成了問題。原有的四名軍機大臣中，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孚，食祿保位、老弱多病，本人又多次請求退休，皇帝乘調整軍機班子的機會，成全了他，讓他解甲歸田。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王鼎，精於理財，長於河工，品學兼優，但太尚氣節、敢於直諫而不留情麵，似乎不對皇帝求穩怕亂的胃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穆彰阿，既做過七年的內務府大臣，是皇室的總管家，又先後在中央各部擔任過侍郎、尚書，併入值南書房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有從政和管理的經驗。比較之下，以他為首席軍機，似更合適。但他曾因積壓重要奏章而被先帝降職嚴處過。況且，軍機班子中還有一位雖入值不久，卻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的東閣大學士潘世恩。所以道光帝決定以潘世恩繼曹振鏞之後擔任首席軍機大臣。
潘世恩是江蘇英縣人，當年已是68歲的老人了。他學問很好，少年得誌。幹隆五十八年（1793）以一甲第一名的身份，選入翰林院任修撰。當時，權臣和珅見他年紀輕輕中了狀元，才望出眾，準備招致門下。潘世恩卻“謝不與通”，得罪了這位權勢顯赫的皇帝寵臣。於是，和珅藉機給他穿小鞋，不讓他得到按例升遷的機會，把提升他的奏本故意扣押了六個月。直到嘉慶帝親政、罷免了和珅之後，他才擢為翰林院侍講學士。這件事在京師士大夫中傳為美談，認為他不趨炎附勢，很有清高氣節。從此，他備受嘉慶帝眷顧，竟至一歲三遷，累官至戶部尚書。嘉慶十七年（1812），他以母死乞歸，在家守孝。嗣後，又以父親老病乞養，以示孝心，加以恰巧兒子中舉，他便具疏向皇帝謝恩兼請假。按朝廷規矩，凡丁憂的大員，必須在除服之後回京，若有要事請假，也應到京後經皇帝批準才能返歸鄉裏。潘世恩未親詣京師，違反了規定，被降職處分，由部長（尚書）降為副部長（侍郎）。但皇帝鑒其孝思可嘉，仍然允許他在家服侍老父，終養天年。他便居家十載，不與政事。直到道光七年（1827）父喪服闕，才回京補了個吏部侍郎。以後，逐步升遷，到1833年超拜體仁閣大學士。不久，又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所以，盡管他入值軍機時間不長，卻是個歷事三朝、德高望重的老資格大臣。道光皇帝在痛失股肱之後，讓他作為首席軍機，在同行中是擺得平的。
然而，此公也是一個“以順旨意為工，阿附之外，無他語”[7]的食祿保位的官僚，與文孚在軍機時不相伯仲。幹了一年，實在不行，道光帝不得不把穆彰阿調任首席軍機，而讓潘世恩繼續留在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位置上。到1840年，軍機大臣的班子形成了“三老三新”的結構：三個老軍機是穆彰阿、潘世恩和王鼎；兩個新軍機，一個是去年入值的刑部尚書隆文（是年2月調任戶部尚書），另一個是學習入值的宗人府丞、三品頂戴何汝霖。無論從品級、資望上說，這套班子明顯是穆、潘、王三駕馬車在開動。揮鞭子的當然是道光皇帝，馬首則是穆彰阿。
穆彰阿，字鶴舫，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他與道光皇帝同年出生，道光十九年也是59歲。在三駕馬車中，他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他比王鼎小12歲；比潘世恩小14歲，又是潘世恩在翰林院任侍講學士時的教習門生。師生之誼，使他和潘世恩保持著良好的人際關係。王鼎作為三個老軍機之一，顯得既乏同調，又無奧援，完全處在一種少數者的尷尬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