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生活，讓寒山感到困苦和無奈，畢竟這是當時社會的現實，整個村子裏的人都是處在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況之中，莊稼青黃不接，吃了這頓沒有下頓，不管年成好壞，每年的徭役賦稅是不可少的。如果生活僅僅是貧窮也就罷了，可是貧窮往往是與疾病相伴隨的，“籲嗟貧復病，為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籲嗟》一七四）。生活是艱難的，因為貧窮，隨之而來的疾病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於疾病，人的生活更加地處於貧困之中。寒山的妻子和兒子，也因為家裏貧窮，相繼染上了疾病，在貧病交加之中，帶著對這個世界的無限眷戀和對寒山的深深的依戀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是貞元六年（790）的秋天，寒山已經65歲了，可是命運卻再一次捉弄了他。在親手埋葬了妻子和兒子之後，寒山幾乎崩潰了，這個秋天對於寒山來說是特別的蕭瑟和陰冷，這種感覺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一向》四十九），65歲的寒山，經歷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這是何等的傷悲啊？周圍的一切都還是那個樣子，沒有任何改變。可是，妻子走了，兒子也走了，隻剩下了寒山孤零零一個人，寒山突然之間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淒涼，這種淒涼寒山怎麽能夠忍受呢？對著此情此境，寒山不覺淚如泉湧。
三十年前，寒山是為了逃避仕途的無奈而選擇隱居翠屏山的，寒山的這種隱居方式，就其精神實質而言，與陶淵明的那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之隱沒有二致，實際上都是在道家隱逸思想影響之下所採取的一種行為[41]。山林農耕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畢竟可以不再為仕途上的種種無奈所牽絆，這同他所感嘆的“道有巢許操”（《元非》二八一）的意旨是相吻合的，與陶淵明的“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42]何其相似？道家隱逸的生活雖然不能夠使寒山免於物質上的貧病，但是可以讓寒山在精神上得到滿足，“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善哉”（《餘家》二〇六）。然而，這種隱逸的生活卻是不能夠避開現實生活所麵臨的大限——死亡，“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43]，“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44]，正是從妻子和兒子的死亡之中，寒山真切地感覺到了人對於死亡的這種無奈。死亡真的無法逃避嗎？當人麵對死亡的時候，無非是有兩種可能：或者是超越生死的界限，達到精神上的安寧和恬靜；或者是因恐懼而皈依於宗教。前者可以莊子為例。在莊子那裏，對於死亡的恐懼被萬物齊一的觀念所消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死是生的開始，生是死的繼續，人之生不過是氣的積聚，死不過是氣的消散。人們之所以會喜生惡死，隻是因為人們把生看成是美好的、神奇的東西，把死看成是醜惡的、腐臭的東西罷了。實際上，都隻是氣而已，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氣構成的，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人應當突破對於死的恐懼，“以死生為一條”[45]。也隻有這樣，人才能夠真正達到逍遙、自由的境界。
但是，在這裏，寒山並沒有像莊子那樣從精神境界上實現對於人的生死大限的突破，麵對著死亡，寒山充滿著恐懼。妻子走了，兒子也走了，這個世界上寒山相依為命的兩個人都離他而去了，命運把年老憔悴的寒山又一次推到了十字路口，生與死的抉擇再一次讓寒山感到了生命的渺小和無常。四十二年前父母的去世，帶給青年寒山的隻是短暫的痛苦，死亡對於寒山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然而，四十二年之後，與寒山相廝守了近三十年的妻子和兒子的離去，給予寒山的是沉重的打擊，讓寒山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無奈和悲哀。死亡對於寒山而言並不是遙不可及，而是轉瞬可遇的，這讓日漸蒼老的寒山從心底裏感到了深深的恐懼。這對已屆花甲之年的寒山來說，是一種多麽沉重的心理壓力，死亡，於寒山而言，是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尤其是對於身處貧病交加的境況之中的寒山而言，花甲之年的寒山，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死亡的恐懼像一張無形的網，深深地籠罩在寒山的周圍，寒山此刻的心中充滿著惆悵和無奈，“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親舊凋落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何以》二五一），人生苦短，轉眼即逝。失去了妻子和兒子的寒山，此刻感到了非常的無助。“畏死心迫，神明說興”[46]，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導致人相信神靈、選擇宗教的基本前提，正如羅素所說“我認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懼為基礎的”[47]。對於寒山來說，出於對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現實的恐懼，而追求長生，是必然的選擇。
在中國傳統中，道教即是以修煉長生為其基本目的的宗教，“道教的目標是度世救人，長生成仙和合道通神”[48]。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形式，正式創立於東漢末年，其標誌是太平道和五鬥米道的出現。在魏晉南北朝之際，經過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和改革，道教成為與佛教相抗衡的中國正統宗教。作為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文化傳統上，道教承傳了華夏古代的傳統禮樂文明，有“第二禮教”之稱[48]；在理論上，道教直接吸收並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在實踐上，道教繼承了先秦時期方士的神仙修煉經驗和成果。在道教的思想體係之中，神仙信仰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是其信仰的核心，因為修道成仙是道教徒終生追求的目標。“神仙信仰起源底根源當起於古人對於自然種種神秘的傳說”[50]，所謂神仙，就是不老不死的人類。他們神通廣大，不被世間的事物所傷害，也不需要依賴於世間的事物而存在。這些不老不死的人類其實是掌握了宇宙間奇妙真理（“道”）的普通人，而非西方人所說的“神”或者“天使”。因此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也可以追隨他們的腳步，通過掌握“道”而成為神仙，最終可以過著非常快樂的日子。成為神仙，擺脫痛苦的塵世；即使成不了仙，也可以追求延年益壽、快樂人生。這就是歷史上道教信仰持續不斷的動力，在這種奇異信仰的背後是中國人民幾千年的苦難生活，以及對幸福的追求與渴望。修煉成仙的方法很多，諸如吃藥、導引、辟穀，甚至積累功德等等。白日飛升、屍解、甚至遁入山林都可以作為成仙的途徑，這無疑為修煉成仙提供了便捷的操作方式。因此，道教對於中國傳統的士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它的反對積極進取、主張無為的思想傾向，為士人提供了一套在失意之時用來自我安慰的說法；它對山林生活的熱愛，也使得士人尋找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藉此可以擺脫仕途中複雜糾纏的人際關係，以尋找到自己心靈的寧靜和自由。在中國傳統中，儒家和道教是互為表裏、彼此補充的，傳統的士人身上同時兼有一個儒家的靈魂和一個道教的靈魂，而且這兩個靈魂之間可以完美地和諧共處，彼此協調來保持心靈的平衡與健康。儒家為士人的積極進取提供了精神的來源，道教則在士人困頓無奈的時候安撫其心靈。故隻有理解了道教，士人的心靈世界才能夠被我們所理解，正是因為如此，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51]
這是貞元六年（790）的秋天，寒山已經65歲了，可是命運卻再一次捉弄了他。在親手埋葬了妻子和兒子之後，寒山幾乎崩潰了，這個秋天對於寒山來說是特別的蕭瑟和陰冷，這種感覺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一向》四十九），65歲的寒山，經歷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這是何等的傷悲啊？周圍的一切都還是那個樣子，沒有任何改變。可是，妻子走了，兒子也走了，隻剩下了寒山孤零零一個人，寒山突然之間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淒涼，這種淒涼寒山怎麽能夠忍受呢？對著此情此境，寒山不覺淚如泉湧。
三十年前，寒山是為了逃避仕途的無奈而選擇隱居翠屏山的，寒山的這種隱居方式，就其精神實質而言，與陶淵明的那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之隱沒有二致，實際上都是在道家隱逸思想影響之下所採取的一種行為[41]。山林農耕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畢竟可以不再為仕途上的種種無奈所牽絆，這同他所感嘆的“道有巢許操”（《元非》二八一）的意旨是相吻合的，與陶淵明的“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42]何其相似？道家隱逸的生活雖然不能夠使寒山免於物質上的貧病，但是可以讓寒山在精神上得到滿足，“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善哉”（《餘家》二〇六）。然而，這種隱逸的生活卻是不能夠避開現實生活所麵臨的大限——死亡，“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43]，“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44]，正是從妻子和兒子的死亡之中，寒山真切地感覺到了人對於死亡的這種無奈。死亡真的無法逃避嗎？當人麵對死亡的時候，無非是有兩種可能：或者是超越生死的界限，達到精神上的安寧和恬靜；或者是因恐懼而皈依於宗教。前者可以莊子為例。在莊子那裏，對於死亡的恐懼被萬物齊一的觀念所消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死是生的開始，生是死的繼續，人之生不過是氣的積聚，死不過是氣的消散。人們之所以會喜生惡死，隻是因為人們把生看成是美好的、神奇的東西，把死看成是醜惡的、腐臭的東西罷了。實際上，都隻是氣而已，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氣構成的，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人應當突破對於死的恐懼，“以死生為一條”[45]。也隻有這樣，人才能夠真正達到逍遙、自由的境界。
但是，在這裏，寒山並沒有像莊子那樣從精神境界上實現對於人的生死大限的突破，麵對著死亡，寒山充滿著恐懼。妻子走了，兒子也走了，這個世界上寒山相依為命的兩個人都離他而去了，命運把年老憔悴的寒山又一次推到了十字路口，生與死的抉擇再一次讓寒山感到了生命的渺小和無常。四十二年前父母的去世，帶給青年寒山的隻是短暫的痛苦，死亡對於寒山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然而，四十二年之後，與寒山相廝守了近三十年的妻子和兒子的離去，給予寒山的是沉重的打擊，讓寒山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無奈和悲哀。死亡對於寒山而言並不是遙不可及，而是轉瞬可遇的，這讓日漸蒼老的寒山從心底裏感到了深深的恐懼。這對已屆花甲之年的寒山來說，是一種多麽沉重的心理壓力，死亡，於寒山而言，是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尤其是對於身處貧病交加的境況之中的寒山而言，花甲之年的寒山，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死亡的恐懼像一張無形的網，深深地籠罩在寒山的周圍，寒山此刻的心中充滿著惆悵和無奈，“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親舊凋落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何以》二五一），人生苦短，轉眼即逝。失去了妻子和兒子的寒山，此刻感到了非常的無助。“畏死心迫，神明說興”[46]，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導致人相信神靈、選擇宗教的基本前提，正如羅素所說“我認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懼為基礎的”[47]。對於寒山來說，出於對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現實的恐懼，而追求長生，是必然的選擇。
在中國傳統中，道教即是以修煉長生為其基本目的的宗教，“道教的目標是度世救人，長生成仙和合道通神”[48]。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形式，正式創立於東漢末年，其標誌是太平道和五鬥米道的出現。在魏晉南北朝之際，經過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和改革，道教成為與佛教相抗衡的中國正統宗教。作為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文化傳統上，道教承傳了華夏古代的傳統禮樂文明，有“第二禮教”之稱[48]；在理論上，道教直接吸收並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在實踐上，道教繼承了先秦時期方士的神仙修煉經驗和成果。在道教的思想體係之中，神仙信仰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是其信仰的核心，因為修道成仙是道教徒終生追求的目標。“神仙信仰起源底根源當起於古人對於自然種種神秘的傳說”[50]，所謂神仙，就是不老不死的人類。他們神通廣大，不被世間的事物所傷害，也不需要依賴於世間的事物而存在。這些不老不死的人類其實是掌握了宇宙間奇妙真理（“道”）的普通人，而非西方人所說的“神”或者“天使”。因此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也可以追隨他們的腳步，通過掌握“道”而成為神仙，最終可以過著非常快樂的日子。成為神仙，擺脫痛苦的塵世；即使成不了仙，也可以追求延年益壽、快樂人生。這就是歷史上道教信仰持續不斷的動力，在這種奇異信仰的背後是中國人民幾千年的苦難生活，以及對幸福的追求與渴望。修煉成仙的方法很多，諸如吃藥、導引、辟穀，甚至積累功德等等。白日飛升、屍解、甚至遁入山林都可以作為成仙的途徑，這無疑為修煉成仙提供了便捷的操作方式。因此，道教對於中國傳統的士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它的反對積極進取、主張無為的思想傾向，為士人提供了一套在失意之時用來自我安慰的說法；它對山林生活的熱愛，也使得士人尋找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藉此可以擺脫仕途中複雜糾纏的人際關係，以尋找到自己心靈的寧靜和自由。在中國傳統中，儒家和道教是互為表裏、彼此補充的，傳統的士人身上同時兼有一個儒家的靈魂和一個道教的靈魂，而且這兩個靈魂之間可以完美地和諧共處，彼此協調來保持心靈的平衡與健康。儒家為士人的積極進取提供了精神的來源，道教則在士人困頓無奈的時候安撫其心靈。故隻有理解了道教，士人的心靈世界才能夠被我們所理解，正是因為如此，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