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興修水利。在康熙帝執政期間，對興修水利——特別是修治黃河、淮河和運河——十分重視。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來當時的黃河下遊河道，是從河南流經江蘇北部入海的。在流經淮陰附近時，有一段與淮河、運河相匯合。由於黃、淮兩河經常泛濫成災，而每當泛濫時洪水便倒灌入運河，使南北漕運中斷。有人曾做過統計，在康熙登上帝位後的最初十六年間(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黃河竟然決口了六十七次，嚴重地威脅著清王朝交通命脈。於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當平定三藩的戰爭還在激烈進行時，康熙便任命水利專家靳輔為河道總督，開始了大規模的治河工作。靳輔在另一位水利專家陳潢的協助下，繼承了明朝播季馴“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辦法，再加上諸如開中河、修堤坡等一係列輔助性的工程，經過十餘年的治理，收到了“水歸故道，漕運無阻”的效果。當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視察治河工地時，他曾對靳輔“賜詩褒美”，進行了嘉獎。後米康熙帝還抓了修治渾河的工作。此河從蘆溝橋以下流勢湍急，過去經常泛濫成災。經過康熙親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從此被改名為永定河。
六、調整工商業政策。在康熙帝執政期間，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號，禁止一些關津渡口對商人徵收額外的雜稅，減少了一些江南紡織業的稅收額，取消了過去每家機戶擁有的織機不得超過百張的限製。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還改變了清初以來對各地礦山所採取的封禁政策，認可了雲貴總督蔡毓榮在《籌滇理財疏》中所提出的“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的主張。後來，在冶鐵業和其它礦業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採用了“召商承辦”的政策。例如：康熙中葉廣東省就有一個名叫何錫的大商人，申請按照雲南的規章在廣東省海陽縣仲坑山地區開採銅鉛礦，並主動提出，願意每年交納課銀五萬兩。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許，批準他試辦三年。
七、廢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歲的康熙鑑於清朝統治已逐漸穩固，三藩已經平定，台灣已經統一，於是不顧一些大臣的反對，一改清初“寸板不許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廢止禁海令，實行對外貿易的開放政策。此項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其一、在“預行稟明地方官，登記姓名，取具保結”後，可以“聽百姓以裝載五百擔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其二、以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為對外貿易港口，允許外國商船前來進行貿易;其三、在閩粵江浙四省設立海關，管理來往商船，負責徵收賦稅;其四、如“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舊處分。”此後我國的海外貿易得到了發展。例如，從我國東南沿海城鎮開往日本的商船數，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為一百九十四艘，此後，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間，中國開往日木的商船總計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國東南沿海開往南洋和其他各國的商船也為數不少。同時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從日本、南洋各國以及西方荷蘭、英國、法國來到中國的商船，也是“歲不下十餘艘”。康熙帝的這一開放政策，一共延續了三十三年之久，促進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有利於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八、改革賦役製度。康熙對賦役製度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後在廣東和四川開始試行“攤丁入畝”這兩件事上。
原來清初的賦役製度是沿襲明製，以“田賦”和“丁役”作為國家的主要收入，並採取“丁自為丁，地自為地”的方法，分別征取。清軍入關後，由於賦役製度十分混亂，弊端叢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戶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萬曆年間的賦役徵收額為準，免除了明末的三餉和雜派，編成了《賦役全書》並頒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於全國戶口和土地數字變動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編成的《賦役全書》上的戶口和土地數字成收賦役，將使國庫收入減少，於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賦役全書》，此項工作於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並被命名為《簡明賦役全書》。後來，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全國的田畝數和人丁數處於不斷變動之中，使清政府的賦役徵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據和標準。為了清除按田畝、人丁分別徵收賦役所帶來的弊病，康熙帝終於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發布諭旨，宣布開始實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人丁戶口數字為準徵收丁稅。凡此後達到成丁年齡的人一律不再承擔丁役的新賦稅政策。由於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辦法，仍然不能解決長期以來賦役不均的狀況，後來康熙帝又採取了一個名叫董之燧的意見，默許將“攤丁入畝”的新賦稅辦法，先在廣東和四川進行試點，由於“攤丁入畝”取消了徵稅的雙重標準，完全按擁有土地的多少來進行徵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現象，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因此，康熙在晚年試行“攤丁入畝”的新賦役政策，是對賦役製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係列經濟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耕地麵積增加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康熙帝統治期間，全國耕地麵積從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畝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畝。
二是人口增加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康熙帝統治期間，政府控製的人口數從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國庫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諭旨中就談到：“今戶部庫帑四千五百萬兩，每年並無糜費，國帑大有贏餘”的情況;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談話中，康熙帝又談到“見存戶部銀貯五千餘萬兩……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萬，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況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對於清朝前期封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八 孜孜不倦學習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過係統儒家經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學，釋奠孔子，講《周易》、《尚書》”。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頒布的《聖諭十六條》中，第一條就是“敦孝悌以重人倫”。同年，他還指示禮部“舉經筵”，派講官給他講解儒家經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命令講官“每日進講如常”。作為一個出生於滿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漢族帝王一樣精通漢學，就不能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鑽研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漢學中的幾乎一切領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學。曾在康熙帝身邊工作過的白晉這樣記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並能大體上背誦被漢族視為經典的原著。他委派國內著名學者，用漢語和滿語從事這些古籍的注釋。幾位大學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時間，進行這項注釋工作，並向皇上進講這些往釋、康熙皇帝為了表示對中國古代聖賢學說的敬意，親自執筆撰寫序文，刊登於該書卷頭，並以禦名出版這部書籍。”他還組織人力，廣收各種漢文典籍，編輯了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並鼓勵一批學者從事古籍注釋等方麵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漢族封建文化，還生動地表現在他舉行“博學鴻詞”考試以收攬人才這件事上。還在平定三藩的戰爭尚未結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為此發布諭旨說：“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聯親試錄用”，次年三月，通過考試，他在一百四十三名應試者中，錄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潤章、吳任臣、毛奇齡等，後來都成為有清一代的著名學者，對清前期的文化發展做出過不同的貢獻。以上這些例子獷可以證明康熙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抱著極為重視的態度。
原來當時的黃河下遊河道，是從河南流經江蘇北部入海的。在流經淮陰附近時，有一段與淮河、運河相匯合。由於黃、淮兩河經常泛濫成災，而每當泛濫時洪水便倒灌入運河，使南北漕運中斷。有人曾做過統計，在康熙登上帝位後的最初十六年間(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黃河竟然決口了六十七次，嚴重地威脅著清王朝交通命脈。於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當平定三藩的戰爭還在激烈進行時，康熙便任命水利專家靳輔為河道總督，開始了大規模的治河工作。靳輔在另一位水利專家陳潢的協助下，繼承了明朝播季馴“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辦法，再加上諸如開中河、修堤坡等一係列輔助性的工程，經過十餘年的治理，收到了“水歸故道，漕運無阻”的效果。當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視察治河工地時，他曾對靳輔“賜詩褒美”，進行了嘉獎。後米康熙帝還抓了修治渾河的工作。此河從蘆溝橋以下流勢湍急，過去經常泛濫成災。經過康熙親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從此被改名為永定河。
六、調整工商業政策。在康熙帝執政期間，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號，禁止一些關津渡口對商人徵收額外的雜稅，減少了一些江南紡織業的稅收額，取消了過去每家機戶擁有的織機不得超過百張的限製。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還改變了清初以來對各地礦山所採取的封禁政策，認可了雲貴總督蔡毓榮在《籌滇理財疏》中所提出的“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的主張。後來，在冶鐵業和其它礦業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採用了“召商承辦”的政策。例如：康熙中葉廣東省就有一個名叫何錫的大商人，申請按照雲南的規章在廣東省海陽縣仲坑山地區開採銅鉛礦，並主動提出，願意每年交納課銀五萬兩。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許，批準他試辦三年。
七、廢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歲的康熙鑑於清朝統治已逐漸穩固，三藩已經平定，台灣已經統一，於是不顧一些大臣的反對，一改清初“寸板不許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廢止禁海令，實行對外貿易的開放政策。此項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其一、在“預行稟明地方官，登記姓名，取具保結”後，可以“聽百姓以裝載五百擔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其二、以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為對外貿易港口，允許外國商船前來進行貿易;其三、在閩粵江浙四省設立海關，管理來往商船，負責徵收賦稅;其四、如“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舊處分。”此後我國的海外貿易得到了發展。例如，從我國東南沿海城鎮開往日本的商船數，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為一百九十四艘，此後，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間，中國開往日木的商船總計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國東南沿海開往南洋和其他各國的商船也為數不少。同時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從日本、南洋各國以及西方荷蘭、英國、法國來到中國的商船，也是“歲不下十餘艘”。康熙帝的這一開放政策，一共延續了三十三年之久，促進了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有利於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八、改革賦役製度。康熙對賦役製度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後在廣東和四川開始試行“攤丁入畝”這兩件事上。
原來清初的賦役製度是沿襲明製，以“田賦”和“丁役”作為國家的主要收入，並採取“丁自為丁，地自為地”的方法，分別征取。清軍入關後，由於賦役製度十分混亂，弊端叢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戶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萬曆年間的賦役徵收額為準，免除了明末的三餉和雜派，編成了《賦役全書》並頒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於全國戶口和土地數字變動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編成的《賦役全書》上的戶口和土地數字成收賦役，將使國庫收入減少，於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賦役全書》，此項工作於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並被命名為《簡明賦役全書》。後來，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全國的田畝數和人丁數處於不斷變動之中，使清政府的賦役徵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據和標準。為了清除按田畝、人丁分別徵收賦役所帶來的弊病，康熙帝終於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發布諭旨，宣布開始實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人丁戶口數字為準徵收丁稅。凡此後達到成丁年齡的人一律不再承擔丁役的新賦稅政策。由於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辦法，仍然不能解決長期以來賦役不均的狀況，後來康熙帝又採取了一個名叫董之燧的意見，默許將“攤丁入畝”的新賦稅辦法，先在廣東和四川進行試點，由於“攤丁入畝”取消了徵稅的雙重標準，完全按擁有土地的多少來進行徵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現象，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因此，康熙在晚年試行“攤丁入畝”的新賦役政策，是對賦役製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係列經濟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耕地麵積增加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康熙帝統治期間，全國耕地麵積從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畝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畝。
二是人口增加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康熙帝統治期間，政府控製的人口數從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國庫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諭旨中就談到：“今戶部庫帑四千五百萬兩，每年並無糜費，國帑大有贏餘”的情況;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談話中，康熙帝又談到“見存戶部銀貯五千餘萬兩……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萬，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況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對於清朝前期封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八 孜孜不倦學習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過係統儒家經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學，釋奠孔子，講《周易》、《尚書》”。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頒布的《聖諭十六條》中，第一條就是“敦孝悌以重人倫”。同年，他還指示禮部“舉經筵”，派講官給他講解儒家經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命令講官“每日進講如常”。作為一個出生於滿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漢族帝王一樣精通漢學，就不能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鑽研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漢學中的幾乎一切領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學。曾在康熙帝身邊工作過的白晉這樣記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並能大體上背誦被漢族視為經典的原著。他委派國內著名學者，用漢語和滿語從事這些古籍的注釋。幾位大學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時間，進行這項注釋工作，並向皇上進講這些往釋、康熙皇帝為了表示對中國古代聖賢學說的敬意，親自執筆撰寫序文，刊登於該書卷頭，並以禦名出版這部書籍。”他還組織人力，廣收各種漢文典籍，編輯了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並鼓勵一批學者從事古籍注釋等方麵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漢族封建文化，還生動地表現在他舉行“博學鴻詞”考試以收攬人才這件事上。還在平定三藩的戰爭尚未結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為此發布諭旨說：“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聯親試錄用”，次年三月，通過考試，他在一百四十三名應試者中，錄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潤章、吳任臣、毛奇齡等，後來都成為有清一代的著名學者，對清前期的文化發展做出過不同的貢獻。以上這些例子獷可以證明康熙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抱著極為重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