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作為湘軍的最高統帥，從太平軍手裏領教過“西洋之落地開花炮”的厲害，確實“驚心動魄”，因此，也購買過同樣的東西來對付太平軍。於是，戰爭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種憑道聽途說而形成的“逆夷所長者，船也，炮也”的理性認識，已經成為閱歷之後的切膚感受。因之，畏懼之心隨之而生。
他曾以湖南鄉下通俗之語形象地描述了這種畏懼心理：“不怕柴狗子，隻怕洋鬼子。”在曾國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個人生死，而又帶著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復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的優勢麵前的極大危機感。歷史地考察，相對於當時絕大多數內省和朝廷國粹派士大夫的虛驕的清議高論，曾國藩的“隻怕洋鬼子”與對洋人“無以禦之”的毫無掩飾，直截了當的內心表白，無疑是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嚴峻現實在認識上的深化，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第7章 曾國藩大智慧6
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所產生的危機意識，既非那種視中國傳統禮樂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種視西方文化源於中國說，或者西方無禮樂教化可言、唯我中華獨有的狂妄虛驕之論。它的基本特徵，在曾國藩眼裏，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禮樂教化的中國人業已受到了在“技藝、“機巧”和“術數”方麵更為強大、更為先進的域外遠人的侵淩和威脅。進而，他還認識到，洋人的這種侵淩和威脅如果繼續深入中國腹地，則有可能危及中華民族現有的生存環境和穩定秩序。
於是，曾國藩在這種危機意識的基礎之上，相應地產生了以擺脫危機為宗旨的避害反應和避害價值尺度。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但他多次對友人說：“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國環伺，隱患方長”。他反覆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由於這種危機感和責任感，是在曾國藩對現實危險的新鮮的警覺和感受中直接產生的，而主要不是從堯舜孔孟的聖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來。它直接聽命於他那保國保種的生存意念的呼喚，所以這種基於生存意念基礎上的危機意識和價值尺度，便首次並有力地衝破了原先籠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圍，本能地抗拒和抵製著某些不利於實現避害目標——“自立”、“自強”的傳統觀念和價值規範以及思維習慣；並通過這種抵製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觀念王國中為生存而贏得一席地盤；同時迫使他反躬自省，麵對嚴酷的現實而採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機之方。然而，經過反覆思索，他認為對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則不能應付變化多端的局勢。他在家書中說，“與外國人交涉，別有一副機智肺腸”，才能補救危局。這種認識也就為在避害反應中相應採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機。
曾國藩的避害反應較為集中地表現在對西方文化中“技藝”和“術數”的功用的積極肯定之上，因為，在曾氏看來，洋人的技藝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殺傷力。所以，從避害角度來說，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則是完全必要且異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之時，他在奏摺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議之立而盲目樂觀，而應採取實力防備之外，還提出了“將來師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
總之，這種以危機意識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避害價值尺度，使得曾國藩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傳統文化心理模式和傳統思維習慣的某些藩籬，做出比一般守舊士大夫更為現實、更為冷靜的也更符合自衛之道的反應——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事業，在他的倡導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開展起來。這至少可以表明，曾國藩已經認識到，以“華夷”對峙時代形成的對外部世界一概閉關自守的態度模式來應付西方對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愚妄之舉。因此，我們認為曾國藩在當時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識時務”，力圖衝破極度封閉僵化的歷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識與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去實現民族自衛目標。相對於大多數站在更保守立場上來指責洋務派人士的頑固守舊言論，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在認識上的一種深化和進步。
薑鐸在1989年發表的《略論曾國藩》一文對曾國藩發起和倡導洋務運動的功績，曾列舉了六項事跡，並提出其中有五項，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均屬首創。一是1862年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製出中國第一台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鵠”號，揭開了中國用手工自製輪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閎赴美國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1865年，容閎向美國樸得南公司購辦了百餘台機器設備運回上海，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鼓勵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它出書的時間和北京同文館差不多，而出書的種類和數量則超過之。五是採納容閎建議，會同李鴻章和丁日昌，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上述歷史事實，證明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化的首創之功功不可沒。
博採眾家之長，使國家強大，是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國文化能夠淵遠流長的主要原因。早在漢代就有張騫出使西域，鑿通“絲綢之路”，唐朝時更是一個容納別國文化技藝的時代，而明朝的徐光啟尤其做出巨大貢獻。
徐光啟出生於上海徐家匯（今上海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其父以課農學圃自給，祖母及母親亦早暮紡織。他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從小對農業、手工業有較多的了解。他喜愛科學，久不通八股文，屢試不第，隻好以教書維持生計。萬曆二十四年（1596），他在趙鳳寧家教私館，隨趙鳳寧到廣西潯州，過韶州時認識了西洋傳教士郭居靜，開始接觸西學。在此期間，徐光啟有鑑於李時珍等人總結古典科學，遂有誌於科學技術研究，對農學、水利、算學及軍事學產生了興趣，並著手搜輯農學、算學等方麵的資料。
萬曆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四十二歲，終於考取進士，躋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條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學習期間，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工藝等“可施於用”的科學技術方麵。同時他利用課餘時間向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學習自然科學，並翻譯西洋科學書籍，吸取有用的東西來彌補中國學術之不足。後來，他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協助下完成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等書的翻譯，並在家守製期間，開闢了一個小規模的試驗園，從事移植甘薯的試驗。與此同時，他有鑑於明王朝國窮民困和邊患日深的現狀，決意從富國強兵的根本之計做起，通過他的科學研究，來解決宗祿、漕河水利、鹽務、屯田、邊餉、兵器改良等技術問題，由此他曾潛心於數學的研究。他認識到數學是研究科學技術的基礎。
他曾以湖南鄉下通俗之語形象地描述了這種畏懼心理：“不怕柴狗子，隻怕洋鬼子。”在曾國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個人生死，而又帶著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復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的優勢麵前的極大危機感。歷史地考察，相對於當時絕大多數內省和朝廷國粹派士大夫的虛驕的清議高論，曾國藩的“隻怕洋鬼子”與對洋人“無以禦之”的毫無掩飾，直截了當的內心表白，無疑是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嚴峻現實在認識上的深化，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第7章 曾國藩大智慧6
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所產生的危機意識，既非那種視中國傳統禮樂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種視西方文化源於中國說，或者西方無禮樂教化可言、唯我中華獨有的狂妄虛驕之論。它的基本特徵，在曾國藩眼裏，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禮樂教化的中國人業已受到了在“技藝、“機巧”和“術數”方麵更為強大、更為先進的域外遠人的侵淩和威脅。進而，他還認識到，洋人的這種侵淩和威脅如果繼續深入中國腹地，則有可能危及中華民族現有的生存環境和穩定秩序。
於是，曾國藩在這種危機意識的基礎之上，相應地產生了以擺脫危機為宗旨的避害反應和避害價值尺度。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但他多次對友人說：“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他念念不忘“海國環伺，隱患方長”。他反覆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由於這種危機感和責任感，是在曾國藩對現實危險的新鮮的警覺和感受中直接產生的，而主要不是從堯舜孔孟的聖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來。它直接聽命於他那保國保種的生存意念的呼喚，所以這種基於生存意念基礎上的危機意識和價值尺度，便首次並有力地衝破了原先籠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圍，本能地抗拒和抵製著某些不利於實現避害目標——“自立”、“自強”的傳統觀念和價值規範以及思維習慣；並通過這種抵製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觀念王國中為生存而贏得一席地盤；同時迫使他反躬自省，麵對嚴酷的現實而採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機之方。然而，經過反覆思索，他認為對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則不能應付變化多端的局勢。他在家書中說，“與外國人交涉，別有一副機智肺腸”，才能補救危局。這種認識也就為在避害反應中相應採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機。
曾國藩的避害反應較為集中地表現在對西方文化中“技藝”和“術數”的功用的積極肯定之上，因為，在曾氏看來，洋人的技藝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殺傷力。所以，從避害角度來說，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則是完全必要且異常迫切的事情了。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之時，他在奏摺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議之立而盲目樂觀，而應採取實力防備之外，還提出了“將來師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
總之，這種以危機意識為基礎而產生出來的避害價值尺度，使得曾國藩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傳統文化心理模式和傳統思維習慣的某些藩籬，做出比一般守舊士大夫更為現實、更為冷靜的也更符合自衛之道的反應——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事業，在他的倡導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開展起來。這至少可以表明，曾國藩已經認識到，以“華夷”對峙時代形成的對外部世界一概閉關自守的態度模式來應付西方對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愚妄之舉。因此，我們認為曾國藩在當時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識時務”，力圖衝破極度封閉僵化的歷史文化背景，在他的知識與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去實現民族自衛目標。相對於大多數站在更保守立場上來指責洋務派人士的頑固守舊言論，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在認識上的一種深化和進步。
薑鐸在1989年發表的《略論曾國藩》一文對曾國藩發起和倡導洋務運動的功績，曾列舉了六項事跡，並提出其中有五項，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均屬首創。一是1862年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製出中國第一台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鵠”號，揭開了中國用手工自製輪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閎赴美國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1865年，容閎向美國樸得南公司購辦了百餘台機器設備運回上海，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鼓勵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它出書的時間和北京同文館差不多，而出書的種類和數量則超過之。五是採納容閎建議，會同李鴻章和丁日昌，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上述歷史事實，證明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化的首創之功功不可沒。
博採眾家之長，使國家強大，是有作為的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國文化能夠淵遠流長的主要原因。早在漢代就有張騫出使西域，鑿通“絲綢之路”，唐朝時更是一個容納別國文化技藝的時代，而明朝的徐光啟尤其做出巨大貢獻。
徐光啟出生於上海徐家匯（今上海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其父以課農學圃自給，祖母及母親亦早暮紡織。他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從小對農業、手工業有較多的了解。他喜愛科學，久不通八股文，屢試不第，隻好以教書維持生計。萬曆二十四年（1596），他在趙鳳寧家教私館，隨趙鳳寧到廣西潯州，過韶州時認識了西洋傳教士郭居靜，開始接觸西學。在此期間，徐光啟有鑑於李時珍等人總結古典科學，遂有誌於科學技術研究，對農學、水利、算學及軍事學產生了興趣，並著手搜輯農學、算學等方麵的資料。
萬曆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四十二歲，終於考取進士，躋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條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學習期間，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工藝等“可施於用”的科學技術方麵。同時他利用課餘時間向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學習自然科學，並翻譯西洋科學書籍，吸取有用的東西來彌補中國學術之不足。後來，他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協助下完成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等書的翻譯，並在家守製期間，開闢了一個小規模的試驗園，從事移植甘薯的試驗。與此同時，他有鑑於明王朝國窮民困和邊患日深的現狀，決意從富國強兵的根本之計做起，通過他的科學研究，來解決宗祿、漕河水利、鹽務、屯田、邊餉、兵器改良等技術問題，由此他曾潛心於數學的研究。他認識到數學是研究科學技術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