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明知蕞爾螳壁，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敬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他把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國失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割土地，賠金銀的悲慘結局說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結果，是中國對英國侵略者所定的“撫局”。他說：“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據要害，不得不權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顯而易見，曾國藩並不承認中國戰敗，並不承認簽訂不平等條約是英國侵略者武力脅迫和外交訛詐的結果，相反他把這種結局說成是為了“安民”而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和”“撫”。他內心雖痛恨指責投降派的腐敗無能，但仍滿懷信心地預言，通過“和”、“撫”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即使割地賠款，隻是暫受損失，而中國從此將不會有事，以大事小確是上策。他說：“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造成曾國藩這種似乎“狂妄無知”，夜郎自大觀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與當時一般守舊士大夫以國粹主義的方式來應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時，本能地用一種傳統的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為後盾一樣，認為“洋夷”們對中國的侵淩和困擾，並不足以構成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的根本威脅；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僅僅是受到一些人為的、偶然的因素的幹擾，即上引材料所說的“漢jian助之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割地、納款、互市”，在曾國藩的思維中，喚起的隻是類似歷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邊陲民族對中原王朝困擾的那種歷史聯想和惱恨心理。他對“洋夷”的憤慨和鄙夷，也僅僅是“文明人”對不知詩書達禮的野蠻人的強悍無理行徑的情緒反應。這樣，第一次鴉片戰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就在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同化力的樂觀信念中，在他的中國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蘇解、緩衝、補償和安慰。
上述這種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種強烈的麻痹思維神經的力量。最初而來的民族危機，被這種安全感過濾之後，則會在士大夫的思維中大大地淡化。曾國藩心目中埋下的傳統文化思維模式，作為一種濃厚的精神氛圍，也就難以突破原來的保守觀念的構架。在這種情況下，客觀地認識西方事物和應付西方的挑戰，對曾國藩來說，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學術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株守儒家學說，而是博採眾學，兼收並蓄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事實的了解，曾國藩對西方文化也採取了了解、吸收的現實主義態度。這是他不同於頑固守舊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所在。基本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既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又帶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領軍從征，血腥鎮壓太平天國及與洋人打交道的實踐中，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和接觸到西方文化，這是整日困居書齋或居京悠閑作官的人所不能領略得到的。
曾國藩自點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20餘年間，對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因而當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及其結束後的十數年間，他對中國局勢持樂觀態度，對洋人的侵略並未產生危機感。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情形就不同了：疾風暴雨般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權，搖撼著封建統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乘虛而入，“堂堂華夏”竟然被“區區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敗塗地——卑躬求和，割地賠款，利權日漸喪失。這種嚴酷現實，對曾國藩的心靈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同時對他也是一劑不可多得的清醒劑。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期間，曾國藩深為天津兵敗而憂慮不安：“惟天津兵敗，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師人心皇皇，實為可慮。”聞京城岌岌可危，“聖駕”擬離北京他往熱河的消息後，曾國藩“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於是，他奏請皇上允準他或胡林翼兩人中一人帶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
又在家書中說：“分兵北援以應招，此乃臣子必盡之分……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雖然，他認識到此舉並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軍勢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將牽動“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實無把握。但他憑著對皇帝的一片赤誠之心和對“洋夷”氣焰囂張的痛恨之情，決心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義無返顧，欲成此行。他說：“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愧於九泉，不治譏於百世。”故“成敗利鈍，不敢計也”。雖然此舉因英、法、俄等國脅迫清政府迅速訂立不平等條約結束戰爭而未能如願，但當他接到不平等條約的副本以後，憂慮、恐懼和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較之他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簽訂的所謂和約的看法，判若兩人。這時的曾國藩，對局勢不僅不抱樂觀態度，進而為之悲憤填膺，難以名狀。
這種憂懼與危機心理，在有關湘軍首領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實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當年，胡氏佇立在長江岸邊一個山頭上，正在為即將從太平軍將士手中奪取軍事重鎮安慶而躊躇滿誌時，他猛然看見兩艘遊弋於長江水麵上的洋人軍艦，迅如駿馬，朔江而行。胡林翼頓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並在中途嘔血，差點墮下馬來。從此之後，每當有人與他談及洋務，他就搖手閉目，悶悶不樂，口稱“此非吾輩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於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數月之後，便鬱鬱而死。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內心中交織著一種自身無法解脫的矛盾——既憑藉他自己敏銳的感性認識，發覺西方列強的近代軍事實力為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又因自身頭腦中傳統文化中固有觀念的根深蒂固，使他無法找到中國如何通過學習西方的長處來擺脫困境。這就是說，胡林翼內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經崩潰，而新的出路一時又無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為清王朝未來的命運而擔憂。這種心理緊張狀態和不祥預感，使他怎麽也無法解脫心中的憂鬱之情。
與胡林翼的文化心態相類似，曾國藩更進一步認識到：“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從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立，和局雖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麽“四海晏然無堵”的美夢了。這種憂懼感的發展和深化，同時表現於對中國文化整體的思考上，使得曾國藩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比胡林翼更深一層的危機意識。這種基於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實力的對比上而產生的危機意識，在他的家書、日記和信函中均有所體現。
造成曾國藩這種似乎“狂妄無知”，夜郎自大觀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與當時一般守舊士大夫以國粹主義的方式來應付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時，本能地用一種傳統的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為後盾一樣，認為“洋夷”們對中國的侵淩和困擾，並不足以構成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的根本威脅；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失敗，僅僅是受到一些人為的、偶然的因素的幹擾，即上引材料所說的“漢jian助之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割地、納款、互市”，在曾國藩的思維中，喚起的隻是類似歷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邊陲民族對中原王朝困擾的那種歷史聯想和惱恨心理。他對“洋夷”的憤慨和鄙夷，也僅僅是“文明人”對不知詩書達禮的野蠻人的強悍無理行徑的情緒反應。這樣，第一次鴉片戰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就在曾國藩對傳統文化的同化力的樂觀信念中，在他的中國文化優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蘇解、緩衝、補償和安慰。
上述這種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種強烈的麻痹思維神經的力量。最初而來的民族危機，被這種安全感過濾之後，則會在士大夫的思維中大大地淡化。曾國藩心目中埋下的傳統文化思維模式，作為一種濃厚的精神氛圍，也就難以突破原來的保守觀念的構架。在這種情況下，客觀地認識西方事物和應付西方的挑戰，對曾國藩來說，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學術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株守儒家學說，而是博採眾學，兼收並蓄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事實的了解，曾國藩對西方文化也採取了了解、吸收的現實主義態度。這是他不同於頑固守舊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所在。基本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既是一個典型的士大夫，又帶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領軍從征，血腥鎮壓太平天國及與洋人打交道的實踐中，有機會較多地了解和接觸到西方文化，這是整日困居書齋或居京悠閑作官的人所不能領略得到的。
曾國藩自點翰林居京作官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20餘年間，對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幾乎沒有什麽接觸，因而當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及其結束後的十數年間，他對中國局勢持樂觀態度，對洋人的侵略並未產生危機感。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情形就不同了：疾風暴雨般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權，搖撼著封建統治，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乘虛而入，“堂堂華夏”竟然被“區區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敗塗地——卑躬求和，割地賠款，利權日漸喪失。這種嚴酷現實，對曾國藩的心靈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同時對他也是一劑不可多得的清醒劑。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期間，曾國藩深為天津兵敗而憂慮不安：“惟天津兵敗，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師人心皇皇，實為可慮。”聞京城岌岌可危，“聖駕”擬離北京他往熱河的消息後，曾國藩“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於是，他奏請皇上允準他或胡林翼兩人中一人帶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
又在家書中說：“分兵北援以應招，此乃臣子必盡之分……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雖然，他認識到此舉並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軍勢力浩大，一旦撤兵北上，將牽動“剿匪”大局；一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實無把握。但他憑著對皇帝的一片赤誠之心和對“洋夷”氣焰囂張的痛恨之情，決心不計個人利害得失，義無返顧，欲成此行。他說：“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愧於九泉，不治譏於百世。”故“成敗利鈍，不敢計也”。雖然此舉因英、法、俄等國脅迫清政府迅速訂立不平等條約結束戰爭而未能如願，但當他接到不平等條約的副本以後，憂慮、恐懼和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較之他對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簽訂的所謂和約的看法，判若兩人。這時的曾國藩，對局勢不僅不抱樂觀態度，進而為之悲憤填膺，難以名狀。
這種憂懼與危機心理，在有關湘軍首領之一的胡林翼的一段史實中，也形象地作了反映。當年，胡氏佇立在長江岸邊一個山頭上，正在為即將從太平軍將士手中奪取軍事重鎮安慶而躊躇滿誌時，他猛然看見兩艘遊弋於長江水麵上的洋人軍艦，迅如駿馬，朔江而行。胡林翼頓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並在中途嘔血，差點墮下馬來。從此之後，每當有人與他談及洋務，他就搖手閉目，悶悶不樂，口稱“此非吾輩可能知也”。胡氏原先本有病在身，由於這一刺激而病情加重。數月之後，便鬱鬱而死。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內心中交織著一種自身無法解脫的矛盾——既憑藉他自己敏銳的感性認識，發覺西方列強的近代軍事實力為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又因自身頭腦中傳統文化中固有觀念的根深蒂固，使他無法找到中國如何通過學習西方的長處來擺脫困境。這就是說，胡林翼內心的文化安全感似乎已經崩潰，而新的出路一時又無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為清王朝未來的命運而擔憂。這種心理緊張狀態和不祥預感，使他怎麽也無法解脫心中的憂鬱之情。
與胡林翼的文化心態相類似，曾國藩更進一步認識到：“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從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議雖立，和局雖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麽“四海晏然無堵”的美夢了。這種憂懼感的發展和深化，同時表現於對中國文化整體的思考上，使得曾國藩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比胡林翼更深一層的危機意識。這種基於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外實力的對比上而產生的危機意識，在他的家書、日記和信函中均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