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懂！你說的方便，是看起來方便其實不方便；我說的仁義，才是真的方便。
和孟老師不同，荀老師不是不懂得具體問題（我猜，他如果有機會跟孟老師當麵辯論，就會不斷用具體問題擠對對方）。他不跟秦王談這些，應該是他覺得對秦國而言，那些都已經不是關鍵。談儒生的功能，才是對症下藥。
仔細琢磨下，荀老師談了那麽多，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句話：我們儒生是國家最忠實的擁護者，而且是自帶幹糧的擁護者。
而這些擁護者的作用是論證一個政權的合法性。
合法性這個東西，聽起來很虛，但影響非常實在。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村一百人，每個人要交一百塊錢稅，我們都認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個稅吏過來，就可以把稅收走了。
但在我們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認得你，不願意交這個稅。按照法家的邏輯，是懶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無非還是刑、賞兩手最方便——對村民用刑，給收稅的打賞。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十個全副武裝的執法人員，才能把我們給震懾住。然後你發現，收上來的一萬塊錢，還不夠給那十個人發工資。
所以你不得不加稅，然後我們牴觸情緒更大，組織起來抗稅，十個差役也不管用了，你還要進一步增加人手，於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稅……如是惡性循環，維持統治穩定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個填不滿的窟窿，終究誰都沒法過日子。
總之就是，一個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將大大上升。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隻有暴下去，因為別無選擇。
這層道理說穿了雖然簡單，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確實比較困難。因為，此時的秦國還基本就是一個對外掠奪的機製。隻要戰爭總是獲勝，掠奪總是成功，強盜頭子就不難支付刑賞的成本。他在團夥內的合法性，也不會受到質疑。
一直要到六國覆滅，隻剩下匈奴、百越這些苦哈哈的蠻夷搶無可搶，這個問題才會暴露出來。秦朝崩盤之後，回過頭來想一想，就發現還是荀老師看得遠——漢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門有關聯，寫《過秦論》的賈誼，就是荀老師的三傳弟子。
譚嗣同同學那段荀學與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議論，作為事實判斷，誠然極具洞見。荀老師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樣不合時宜的帶路黨，變成新體製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但價值判斷則複雜得多。
以下兩個層麵，大概都是難以否定的。
第一是確如譚同學所說，大盜利用鄉願，把本來不可延續的專製統治變得可以延續；鄉願取悅大盜，戕斫民族元氣，使得奴性越來越滲入國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為減震和潤滑係統，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眾的承受底線。合法政府不見得就是善茬，不過作惡的必要少了很多。這種合作下的社會，當然無論如何也稱不上一個好社會，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也許已經是相對不壞的結果。
是繼續忍受愈演愈烈的動亂，同時遙想將來，祈禱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後可能會磨合出一個真正美好的黃金時代；還是無論如何趕緊結束亂世，好歹讓自己和看得見的兒孫先安安穩穩把日子先過下來？
荀老師幾乎罵遍了他之前的諸子，卻唯獨對楊朱的一句話表示過同情。
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裏者夫！”（《王霸》）
在四通八達的路口，楊朱慟哭道：“在這裏走錯了半步，就陷入了千裏外的歧途。”
嚴師出叛徒
先秦三位儒學大師，都是教育家；但教學風格，很不一樣。
孔子的課堂似乎比較隨意。經常是老師帶著幾個學生聊大天，學生們各抒己見，老師最後做個總結，有時甚至都不總結，一次課就完了。對不求上進的學生，他放手不管；這孩子學習創造性不足，他就勸退。拿到今天的學校裏，肯定要被判定為不負責，保住教職都很艱難。
孟老師就比較囂張，我不知道今天哪個老師還敢跟學生說這樣的話：“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種，我不屑於教育你，也是教育你的方式的一種。”
但是別以為他真的很嚇人。讀《孟子》的感覺是孟老師的學生都以挑刺為樂，提問一個比一個刁鑽。比如一個叫屋廬子的，發現老師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就很得意地說：“連得間矣。”我可挑著毛病了。這幫熊孩子還喜歡搜羅各種不利老師的言論，然後興興頭頭地傳給老師聽，好像求學就是為了看老師被挑刺後的反應。
孟老師的態度是反駁起來一套一套的；但有一點好，從來不生氣。看得出他其實是挺寵著學生的。齊宣王要見孟子，孟老師說不見就不見；但學生們說，老師你不見就不許回來，孟老師就有家難回，隻好住到朋友那兒去了。
《孟子》這本書，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孟老師和學生合作完成的。暫且忽略考證，就沖書裏透出的氣氛，我覺得也像。
荀老師則要嚴肅得多。
“師道尊嚴”這個概念，之前當然也有，但很大程度上，還真是荀老師炒起來的。比較兩句中學裏就學過的話。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荀子說：“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和孟老師不同，荀老師不是不懂得具體問題（我猜，他如果有機會跟孟老師當麵辯論，就會不斷用具體問題擠對對方）。他不跟秦王談這些，應該是他覺得對秦國而言，那些都已經不是關鍵。談儒生的功能，才是對症下藥。
仔細琢磨下，荀老師談了那麽多，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句話：我們儒生是國家最忠實的擁護者，而且是自帶幹糧的擁護者。
而這些擁護者的作用是論證一個政權的合法性。
合法性這個東西，聽起來很虛，但影響非常實在。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村一百人，每個人要交一百塊錢稅，我們都認你是合法政府，你派一個稅吏過來，就可以把稅收走了。
但在我們桃花源村，大家表示不認得你，不願意交這個稅。按照法家的邏輯，是懶得在合法性上下功夫的，無非還是刑、賞兩手最方便——對村民用刑，給收稅的打賞。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十個全副武裝的執法人員，才能把我們給震懾住。然後你發現，收上來的一萬塊錢，還不夠給那十個人發工資。
所以你不得不加稅，然後我們牴觸情緒更大，組織起來抗稅，十個差役也不管用了，你還要進一步增加人手，於是也就需要更多的稅……如是惡性循環，維持統治穩定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個填不滿的窟窿，終究誰都沒法過日子。
總之就是，一個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將大大上升。即使它不想推行暴政也隻有暴下去，因為別無選擇。
這層道理說穿了雖然簡單，但要秦昭襄王明白確實比較困難。因為，此時的秦國還基本就是一個對外掠奪的機製。隻要戰爭總是獲勝，掠奪總是成功，強盜頭子就不難支付刑賞的成本。他在團夥內的合法性，也不會受到質疑。
一直要到六國覆滅，隻剩下匈奴、百越這些苦哈哈的蠻夷搶無可搶，這個問題才會暴露出來。秦朝崩盤之後，回過頭來想一想，就發現還是荀老師看得遠——漢初知名的儒生，好多都和荀門有關聯，寫《過秦論》的賈誼，就是荀老師的三傳弟子。
譚嗣同同學那段荀學與秦政相互配合依存的議論，作為事實判斷，誠然極具洞見。荀老師的方案，是把孟子那樣不合時宜的帶路黨，變成新體製需要乃至必不可少的五毛。但價值判斷則複雜得多。
以下兩個層麵，大概都是難以否定的。
第一是確如譚同學所說，大盜利用鄉願，把本來不可延續的專製統治變得可以延續；鄉願取悅大盜，戕斫民族元氣，使得奴性越來越滲入國民的骨髓。
第二是儒生作為減震和潤滑係統，淡化了政府的暴虐色彩，保住了民眾的承受底線。合法政府不見得就是善茬，不過作惡的必要少了很多。這種合作下的社會，當然無論如何也稱不上一個好社會，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也許已經是相對不壞的結果。
是繼續忍受愈演愈烈的動亂，同時遙想將來，祈禱不知道多少代人以後可能會磨合出一個真正美好的黃金時代；還是無論如何趕緊結束亂世，好歹讓自己和看得見的兒孫先安安穩穩把日子先過下來？
荀老師幾乎罵遍了他之前的諸子，卻唯獨對楊朱的一句話表示過同情。
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裏者夫！”（《王霸》）
在四通八達的路口，楊朱慟哭道：“在這裏走錯了半步，就陷入了千裏外的歧途。”
嚴師出叛徒
先秦三位儒學大師，都是教育家；但教學風格，很不一樣。
孔子的課堂似乎比較隨意。經常是老師帶著幾個學生聊大天，學生們各抒己見，老師最後做個總結，有時甚至都不總結，一次課就完了。對不求上進的學生，他放手不管；這孩子學習創造性不足，他就勸退。拿到今天的學校裏，肯定要被判定為不負責，保住教職都很艱難。
孟老師就比較囂張，我不知道今天哪個老師還敢跟學生說這樣的話：“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種，我不屑於教育你，也是教育你的方式的一種。”
但是別以為他真的很嚇人。讀《孟子》的感覺是孟老師的學生都以挑刺為樂，提問一個比一個刁鑽。比如一個叫屋廬子的，發現老師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就很得意地說：“連得間矣。”我可挑著毛病了。這幫熊孩子還喜歡搜羅各種不利老師的言論，然後興興頭頭地傳給老師聽，好像求學就是為了看老師被挑刺後的反應。
孟老師的態度是反駁起來一套一套的；但有一點好，從來不生氣。看得出他其實是挺寵著學生的。齊宣王要見孟子，孟老師說不見就不見；但學生們說，老師你不見就不許回來，孟老師就有家難回，隻好住到朋友那兒去了。
《孟子》這本書，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孟老師和學生合作完成的。暫且忽略考證，就沖書裏透出的氣氛，我覺得也像。
荀老師則要嚴肅得多。
“師道尊嚴”這個概念，之前當然也有，但很大程度上，還真是荀老師炒起來的。比較兩句中學裏就學過的話。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荀子說：“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