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
厚葬是說墓地工程太大，表現為大棺材套小棺材，屍體上衣服裹了一層又一層，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結果是普通人死了，家產全埋了；國君死了，國庫恨不得都埋了；久喪是說守喪時間太長，守喪期間，要痛哭流涕，要顯得自己傷心得形銷骨立，於是別人攙扶著才能起身，拿著拐棍才能出行，說啥我聽不見，有啥我見不著，如此一折騰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連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騰多少年，啥也別幹了。這也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文娛活動搞得太多，這又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相信命運，認為人發財還是受窮，長壽還是短命，國家太平還是動亂，安全還是危險，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運，就會不處理政務，普通人相信命運，就會不從事工作。這更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這四條指責，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處，有的雖然未必打中，卻有很好的煽動群眾、引導輿論的效果。
第一條，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對鬼神的態度比較曖昧，原則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談就不談。但祭祀的時候，假裝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這種和稀泥的態度，要麽你就別祭，要麽你就真信，這麽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這條批儒，證據不算確鑿，但在迷信氣氛濃厚的社會環境裏，這條罪名絕對是大殺器，所以墨子也拿過來就用了。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訴蘇格拉底，罪名也是這廝不信神，而且同樣也沒啥過硬的證據。
第二條，儒家厚葬久喪——我們可以從《論語》裏找到很多證據，表明孔子雖然堅持三年之喪，但也不喜歡過分的繁文縟節，不贊同辦喪事一味追求豪華。但孔子之後的儒生，很多大概確實就是墨子說的那樣。墨子說辦喪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點破了非常實在的問題，喪事辦得越盛大，他們賺得越多。這是經濟基礎，關係到廣大儒生尤其是底層儒生的生活質量，比祖師爺雲裏霧裏的教誨可切身多了。顏回死，孔子主張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門人們的執拗，最後隻好嘆息，“我想把你當兒子看待，可是卻做不到。”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後更由不得他。
第三條，儒家講究禮樂教化——墨子覺得這是瞎折騰。聽音樂可以使糧食增產嗎？不能。聽音樂可以使戰爭勝利嗎？不能。那還聽音樂幹什麽？這種論調，今天一聽就覺得刺耳，很容易覺得太狹隘、太偏激。但應該注意到，墨子麵對的是一個把音樂功能誇張得過分的對手。儒家說，五音和諧中，包含著治國的大道。音樂家的選擇，比各國領導人一塊兒表態更有說服力；而低級趣味的音樂，更是會帶來自然災害。墨子不承認這個耳朵眼兒裏的中國，對拍的過程中，就走了極端。這就像你說莎士比亞很偉大沒人會有意見；但你說大英帝國寧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肯定是要有人指責你說便宜話，甚至翻老帳說，莎士比亞在文學史上被炒得那麽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從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顛。
另外，當時所謂樂，外延比現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娛活動。它們的開銷確實太大了，嚴重影響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條一樣，不管孔子本人怎麽看，國君加大禮樂方麵的經費投入，對儒生有利。
第四條，儒家信奉樂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觀也比較複雜。大體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懷抱一種把過程看得比結果更重要的態度，完全沒有鼓吹人偷懶的意思。墨子這麽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門自己已經把天命觀庸俗化了。畢竟，明知道不成功還堅決不放棄的強脾氣，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備可推廣性了。所以，這條批孔或許不準確，批孔家店，還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時，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張，一共十條：
尚賢（讓有本事的人當官）；
尚同（所有人應該保持一致）；
兼愛（愛所有人就像愛自己）；
非攻（反對侵略）；
節用（節省開支）；
節葬（主張薄葬）；
天誌（天有意誌，天代表著世界的終極價值）；
明鬼（證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樂（反對娛樂）；
非命（不相信命運）。
這其中，天誌、明鬼就是在反對儒家“喪天下四政”的第一政，節用、節葬反第二政，非樂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賢、尚同、兼愛、非攻，在批儒時沒提是因為這四點在當時和儒家沒有直接的衝突。
其實區別是存在的，而且很關鍵。
非攻的底牌：以暴製暴
非攻就是反戰，反戰這個觀點，在當時不算有特色。
春秋時的戰爭多少還保留著些西周軍禮的遺風。宋襄公恪守“不重傷”“不擒二毛”（頭髮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規矩，雖然被譏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當時的風評，卻不是一邊倒的反對意見。發生在晉楚之間的邲之戰、鄢陵之戰都是有名的慘烈大戰，然而邲之戰勝負已分後楚軍指導晉軍怎麽逃跑；鄢陵之戰時晉國大夫則在戰場上還要抽空向楚王下車行禮，這些也都被傳為美談。
厚葬是說墓地工程太大，表現為大棺材套小棺材，屍體上衣服裹了一層又一層，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結果是普通人死了，家產全埋了；國君死了，國庫恨不得都埋了；久喪是說守喪時間太長，守喪期間，要痛哭流涕，要顯得自己傷心得形銷骨立，於是別人攙扶著才能起身，拿著拐棍才能出行，說啥我聽不見，有啥我見不著，如此一折騰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連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騰多少年，啥也別幹了。這也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文娛活動搞得太多，這又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相信命運，認為人發財還是受窮，長壽還是短命，國家太平還是動亂，安全還是危險，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運，就會不處理政務，普通人相信命運，就會不從事工作。這更是足以導致世界毀滅的。
這四條指責，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處，有的雖然未必打中，卻有很好的煽動群眾、引導輿論的效果。
第一條，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對鬼神的態度比較曖昧，原則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談就不談。但祭祀的時候，假裝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這種和稀泥的態度，要麽你就別祭，要麽你就真信，這麽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這條批儒，證據不算確鑿，但在迷信氣氛濃厚的社會環境裏，這條罪名絕對是大殺器，所以墨子也拿過來就用了。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訴蘇格拉底，罪名也是這廝不信神，而且同樣也沒啥過硬的證據。
第二條，儒家厚葬久喪——我們可以從《論語》裏找到很多證據，表明孔子雖然堅持三年之喪，但也不喜歡過分的繁文縟節，不贊同辦喪事一味追求豪華。但孔子之後的儒生，很多大概確實就是墨子說的那樣。墨子說辦喪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點破了非常實在的問題，喪事辦得越盛大，他們賺得越多。這是經濟基礎，關係到廣大儒生尤其是底層儒生的生活質量，比祖師爺雲裏霧裏的教誨可切身多了。顏回死，孔子主張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門人們的執拗，最後隻好嘆息，“我想把你當兒子看待，可是卻做不到。”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後更由不得他。
第三條，儒家講究禮樂教化——墨子覺得這是瞎折騰。聽音樂可以使糧食增產嗎？不能。聽音樂可以使戰爭勝利嗎？不能。那還聽音樂幹什麽？這種論調，今天一聽就覺得刺耳，很容易覺得太狹隘、太偏激。但應該注意到，墨子麵對的是一個把音樂功能誇張得過分的對手。儒家說，五音和諧中，包含著治國的大道。音樂家的選擇，比各國領導人一塊兒表態更有說服力；而低級趣味的音樂，更是會帶來自然災害。墨子不承認這個耳朵眼兒裏的中國，對拍的過程中，就走了極端。這就像你說莎士比亞很偉大沒人會有意見；但你說大英帝國寧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亞，肯定是要有人指責你說便宜話，甚至翻老帳說，莎士比亞在文學史上被炒得那麽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從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顛。
另外，當時所謂樂，外延比現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娛活動。它們的開銷確實太大了，嚴重影響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條一樣，不管孔子本人怎麽看，國君加大禮樂方麵的經費投入，對儒生有利。
第四條，儒家信奉樂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觀也比較複雜。大體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懷抱一種把過程看得比結果更重要的態度，完全沒有鼓吹人偷懶的意思。墨子這麽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門自己已經把天命觀庸俗化了。畢竟，明知道不成功還堅決不放棄的強脾氣，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備可推廣性了。所以，這條批孔或許不準確，批孔家店，還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時，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張，一共十條：
尚賢（讓有本事的人當官）；
尚同（所有人應該保持一致）；
兼愛（愛所有人就像愛自己）；
非攻（反對侵略）；
節用（節省開支）；
節葬（主張薄葬）；
天誌（天有意誌，天代表著世界的終極價值）；
明鬼（證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樂（反對娛樂）；
非命（不相信命運）。
這其中，天誌、明鬼就是在反對儒家“喪天下四政”的第一政，節用、節葬反第二政，非樂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賢、尚同、兼愛、非攻，在批儒時沒提是因為這四點在當時和儒家沒有直接的衝突。
其實區別是存在的，而且很關鍵。
非攻的底牌：以暴製暴
非攻就是反戰，反戰這個觀點，在當時不算有特色。
春秋時的戰爭多少還保留著些西周軍禮的遺風。宋襄公恪守“不重傷”“不擒二毛”（頭髮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規矩，雖然被譏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當時的風評，卻不是一邊倒的反對意見。發生在晉楚之間的邲之戰、鄢陵之戰都是有名的慘烈大戰，然而邲之戰勝負已分後楚軍指導晉軍怎麽逃跑；鄢陵之戰時晉國大夫則在戰場上還要抽空向楚王下車行禮，這些也都被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