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此萌動來寫這部《愛之上》？當然不是。它本是生活中常常使人感到的撥動人心的東西。無聲又雄壯的樂曲，看不見卻燦爛輝煌的光團，愈壘愈高而永不終止的人類大廈。多少人為它流汗、吃苦、受盡委屈和挫折，卻百折不撓，任勞任怨，默不作聲地做著。我不僅從自身感到，更在別人身上感到它。從別人的言談、行為、事跡、生平上感到它，也從報上、書上、各種材料上，那些為人類正直和進步的事業而獻身的人們的身上感到它，而更多是不自覺地感受到它。
意外的是一次，我與一個小夥子交談。當說到“事業”二字時他現出困惑的樣子，好像不知我之所雲。
我問他：“你工作，卻感不到事業？”他傻乎乎地笑了。很清楚，他並沒感到。
好像我在說一種“皇帝的新衣”。
我猛然悟到：並不是所有人都感到事業的存在。由此我懂得平庸的人究竟缺少什麽。
這就從另一方麵，在我對“事業”這一內容的感受上又加厚一層，還有來自其它方麵的感受，漸漸積累在一起。這或可叫做“感受的積累”。然而，積累的感受可直接質變為創作的衝動。因為創作的衝動，無疑帶著很濃的感性成份和感情色彩。
因此，我動筆寫這部小說時，不是想說明“事業高於愛情”這一道理，乃至更高明的哲理。我是帶著一大團朦朧的感受和濃烈的情感進入創作的。這一團中間有一個明晰的核兒——我要寫高於任何哲理的東西，即境界，事業的境界，這是一片無限壯麗、無限開闊、具有無限魅力的境界。我要用筆墨展現出人生中這樣一個無形又存在的，最迷人、最實在、最能體現人的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天地。
我希望感受到它的人，在這作品中再一次甜蜜地重溫到它；不曾感受到它的人，在我描寫的氛圍裏能夠或多或少體味到它純正的甘甜。
（2 ）
我寫了兩個人：肖麗和盧揮。
兩個“事業狂”。
我自信十分熟悉這種人。也許由於自己常被對事業的狂熱所衝動，才特別感受到這種人深藏的內心。當然，他們決不僅僅是作品中寫的“運動員和教練員”，也不是超人。他們有凡人皆有的七情六慾，有正常人所要求的“天倫之樂”，但他們為了事業，往往克製、約束、壓抑、拒絕自身的生活要求。
在他們身上常常發生這種對事業的愛與其他各種愛的對立和搏鬥。為此，我還是選擇了——別人也選擇過的——事業與愛情的對立。
自然，事業與愛情，不一定對立。甚至理應踩著同一個美妙的舞步。我自己身上就沒發生過這種強烈的對立。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和某些人身上，卻往往激烈地對立著，甚至二者必居其一。我之所以選擇了這種對立的狀況，是為了讓這兩種愛（對事業的酷愛和個人的愛情）撞出火花來，發出各自奇妙的、強大的、扯動人心又不可避免的力量。我在這中間寫這兩個人物。
還有另一層。即捨棄個人的一切去追求事業的人，不一定都能獲取成功。
光彩奪目的成功者總是極少數，更多的是沒有獲得成功，毫無建樹乃至失敗者。
在他們身上，有因事業進取而一時的歡愉，也有因受到挫折而沮喪、苦惱，甚至常常因苦無知音而感到孤獨。一個獻身事業的人的內心並不輕鬆。
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為事業做出巨大犧牲而沒有獲得彰昭成就的兩個人，尤其在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到巨大挫傷的“文革”期間，我著意寫他們於艱辛、黯淡、徘徊中，時時閃光而不肯熄滅的對事業火一般的情感。這樣寫，或許比直接寫他們的成功的喜悅，更能掂到事業的分量和人物的分量。
因此，我在小說中始終沒給肖麗和盧揮多少個人生活的快樂，愛情的溫馨，事業的頻傳捷報，直到小說結尾。他們每跨進一步的代價也許過於沉重，不免給人一點所謂“苦行僧”的味道，命運對待他們也許過於苛刻和嚴峻了吧！然而，我希望透過這一層含著苦澀意味的表象，能夠看到他們心中那片因之顯得更加充實、壯闊，又非常人所能具有的事業的天地。
這樣，我在小說結構上，就不靠情節而順從人物內心的變化。把人物內心變化做為結構的主要線索。我不想講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我把勁兒都用在揭示這兩個“事業狂”豐富、矛盾、時時閃光的心靈上。
（3 ）
我自己有過運動生涯。這或許是我選擇“運動員”做小說人物的主要原因，或許在年輕有為的運動員身上，最容易發生事業與愛情的衝突。人物是有影子的。然而我決非僅僅寫“體育題材”和“運動員生活”。近兩年我寫了幾篇所謂“體育小說”，如《跨過高度》、《升華》、《獻你一束花》等。
筆觸的最深處決不止於體育之中。小說的人物和生活不免帶有職業特徵，小說的容量卻不能隻限於某種職業所特有的內容範圍。它的思想內涵，應當是超職業、超題材，是對社會人生的高度總結、概括和提煉。這樣，小說和讀者之間，才會有較大的適應度，作用麵才寬廣。
我寫任何“題材”時，都這樣想。
《愛之上》發表和在某些地方電台廣播後，我收到許許多多熱情讀者的來信。
作家永遠不能償還的債務，是理應給讀者覆信。在這篇短文章裏，我把讀者許多問題，都囊括其中了。至於對人物的具體理解，我不想把自己的初衷強加給讀者。各有各的感受和認識，就像我們對生活中的人一樣。
16.尋找民族的精神——我怎樣寫《感謝生活》
本來，我把《神鞭》那條道兒打通，就該放開腳接連走幾步。我已經把接下去的幾部中篇裏麵的彎彎曲曲都謀劃好了。誰料《中國作家》的幾位能人來擠我寫稿，一擠竟然擠出這部《感謝生活》。
有位讀者來信問我，你怎麽總東一鎯頭，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寫這部“文革”
題材的小說？
順從感情的事不會一下子說出道理來。但凡事皆有理。這讀者逼我認真去想一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緊要的道理來。
其實我早想寫這小說。1979年初我把這故事講給巴老聽。巴老受了感動，他把這事記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動人的散文裏。巴老叫我寫，那時我非常想寫。
我一想到這故事中的某些片斷就衝動得坐不住，必須興沖沖在屋子中間未回走幾步，才靜下來。
1979年的文壇和文學，真令人難忘！隻要你的心被文學占有，就片刻不得安寧，整天在胸腔裏嘣嘣地響。筆尖在稿紙上簡直是在連蹦帶跳，讀者好像臉上掛著淚，坐在書桌對麵看著你寫。那時，我剛寫過《鋪花的歧路》。
上千讀者把他們的心裝在信封裏寄給我。我還有多少悲歡離合、催人淚下、令人激動的故事要寫呀。包括《感謝生活》中這個畫家的故事。十年動亂給了我們多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難常使作家富有。沒錯！
然而，那時我還沒寫《啊！》，寫過《啊！》就不同了。寫《啊！》時，我有一個強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記錄下我們在這10年是怎麽活過來的，也就是想使後世之人讀這部小說時，有種身臨其境之感，否則他們將永遠無法理解我們。這樣，任何現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動人的故事都無法完成我這目的。我便用一封誤以為丟失而沒丟失的信，引出一個靈魂的悲劇，勾起那個時代人們全部的、特有的、恐懼的心理狀態。我是從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感覺和心態，來把握小說，來把握那生活的。
這樣寫過，我忽然對自己心中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不那麽衝動了，也沒有把它迫不及待寫出來的渴望和勁頭；凝聚在心裏的某種力量，好像都在《啊！》裏發泄完了。大概我在當時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上，盡到了能力的極限。那麽，誰也不願意在自己已經越過的尺度上，來回重複。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寫了。漸漸，自覺或不自覺地離開了“傷痕文學”。
目光移到急劇變化、不斷更新、切身切膚的現實中。視野便從有限的“十年”擴展開來。這階段的寫作，即使牽涉到“文革”期間的生活，都把這生活打碎，而與更廣闊的生活歷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隻在10年中間轉來轉去了。生活愈寬，認識愈深。這樣，我偶爾寫些以“文革”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著昨天》、《雪夜來客》等，已然不是著意於對“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著意於對那些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思辨；而是著眼於人，一個個人。
意外的是一次，我與一個小夥子交談。當說到“事業”二字時他現出困惑的樣子，好像不知我之所雲。
我問他：“你工作，卻感不到事業？”他傻乎乎地笑了。很清楚，他並沒感到。
好像我在說一種“皇帝的新衣”。
我猛然悟到：並不是所有人都感到事業的存在。由此我懂得平庸的人究竟缺少什麽。
這就從另一方麵，在我對“事業”這一內容的感受上又加厚一層，還有來自其它方麵的感受，漸漸積累在一起。這或可叫做“感受的積累”。然而，積累的感受可直接質變為創作的衝動。因為創作的衝動，無疑帶著很濃的感性成份和感情色彩。
因此，我動筆寫這部小說時，不是想說明“事業高於愛情”這一道理，乃至更高明的哲理。我是帶著一大團朦朧的感受和濃烈的情感進入創作的。這一團中間有一個明晰的核兒——我要寫高於任何哲理的東西，即境界，事業的境界，這是一片無限壯麗、無限開闊、具有無限魅力的境界。我要用筆墨展現出人生中這樣一個無形又存在的，最迷人、最實在、最能體現人的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天地。
我希望感受到它的人，在這作品中再一次甜蜜地重溫到它；不曾感受到它的人，在我描寫的氛圍裏能夠或多或少體味到它純正的甘甜。
（2 ）
我寫了兩個人：肖麗和盧揮。
兩個“事業狂”。
我自信十分熟悉這種人。也許由於自己常被對事業的狂熱所衝動，才特別感受到這種人深藏的內心。當然，他們決不僅僅是作品中寫的“運動員和教練員”，也不是超人。他們有凡人皆有的七情六慾，有正常人所要求的“天倫之樂”，但他們為了事業，往往克製、約束、壓抑、拒絕自身的生活要求。
在他們身上常常發生這種對事業的愛與其他各種愛的對立和搏鬥。為此，我還是選擇了——別人也選擇過的——事業與愛情的對立。
自然，事業與愛情，不一定對立。甚至理應踩著同一個美妙的舞步。我自己身上就沒發生過這種強烈的對立。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和某些人身上，卻往往激烈地對立著，甚至二者必居其一。我之所以選擇了這種對立的狀況，是為了讓這兩種愛（對事業的酷愛和個人的愛情）撞出火花來，發出各自奇妙的、強大的、扯動人心又不可避免的力量。我在這中間寫這兩個人物。
還有另一層。即捨棄個人的一切去追求事業的人，不一定都能獲取成功。
光彩奪目的成功者總是極少數，更多的是沒有獲得成功，毫無建樹乃至失敗者。
在他們身上，有因事業進取而一時的歡愉，也有因受到挫折而沮喪、苦惱，甚至常常因苦無知音而感到孤獨。一個獻身事業的人的內心並不輕鬆。
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為事業做出巨大犧牲而沒有獲得彰昭成就的兩個人，尤其在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到巨大挫傷的“文革”期間，我著意寫他們於艱辛、黯淡、徘徊中，時時閃光而不肯熄滅的對事業火一般的情感。這樣寫，或許比直接寫他們的成功的喜悅，更能掂到事業的分量和人物的分量。
因此，我在小說中始終沒給肖麗和盧揮多少個人生活的快樂，愛情的溫馨，事業的頻傳捷報，直到小說結尾。他們每跨進一步的代價也許過於沉重，不免給人一點所謂“苦行僧”的味道，命運對待他們也許過於苛刻和嚴峻了吧！然而，我希望透過這一層含著苦澀意味的表象，能夠看到他們心中那片因之顯得更加充實、壯闊，又非常人所能具有的事業的天地。
這樣，我在小說結構上，就不靠情節而順從人物內心的變化。把人物內心變化做為結構的主要線索。我不想講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我把勁兒都用在揭示這兩個“事業狂”豐富、矛盾、時時閃光的心靈上。
（3 ）
我自己有過運動生涯。這或許是我選擇“運動員”做小說人物的主要原因，或許在年輕有為的運動員身上，最容易發生事業與愛情的衝突。人物是有影子的。然而我決非僅僅寫“體育題材”和“運動員生活”。近兩年我寫了幾篇所謂“體育小說”，如《跨過高度》、《升華》、《獻你一束花》等。
筆觸的最深處決不止於體育之中。小說的人物和生活不免帶有職業特徵，小說的容量卻不能隻限於某種職業所特有的內容範圍。它的思想內涵，應當是超職業、超題材，是對社會人生的高度總結、概括和提煉。這樣，小說和讀者之間，才會有較大的適應度，作用麵才寬廣。
我寫任何“題材”時，都這樣想。
《愛之上》發表和在某些地方電台廣播後，我收到許許多多熱情讀者的來信。
作家永遠不能償還的債務，是理應給讀者覆信。在這篇短文章裏，我把讀者許多問題，都囊括其中了。至於對人物的具體理解，我不想把自己的初衷強加給讀者。各有各的感受和認識，就像我們對生活中的人一樣。
16.尋找民族的精神——我怎樣寫《感謝生活》
本來，我把《神鞭》那條道兒打通，就該放開腳接連走幾步。我已經把接下去的幾部中篇裏麵的彎彎曲曲都謀劃好了。誰料《中國作家》的幾位能人來擠我寫稿，一擠竟然擠出這部《感謝生活》。
有位讀者來信問我，你怎麽總東一鎯頭，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寫這部“文革”
題材的小說？
順從感情的事不會一下子說出道理來。但凡事皆有理。這讀者逼我認真去想一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緊要的道理來。
其實我早想寫這小說。1979年初我把這故事講給巴老聽。巴老受了感動，他把這事記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動人的散文裏。巴老叫我寫，那時我非常想寫。
我一想到這故事中的某些片斷就衝動得坐不住，必須興沖沖在屋子中間未回走幾步，才靜下來。
1979年的文壇和文學，真令人難忘！隻要你的心被文學占有，就片刻不得安寧，整天在胸腔裏嘣嘣地響。筆尖在稿紙上簡直是在連蹦帶跳，讀者好像臉上掛著淚，坐在書桌對麵看著你寫。那時，我剛寫過《鋪花的歧路》。
上千讀者把他們的心裝在信封裏寄給我。我還有多少悲歡離合、催人淚下、令人激動的故事要寫呀。包括《感謝生活》中這個畫家的故事。十年動亂給了我們多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難常使作家富有。沒錯！
然而，那時我還沒寫《啊！》，寫過《啊！》就不同了。寫《啊！》時，我有一個強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記錄下我們在這10年是怎麽活過來的，也就是想使後世之人讀這部小說時，有種身臨其境之感，否則他們將永遠無法理解我們。這樣，任何現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動人的故事都無法完成我這目的。我便用一封誤以為丟失而沒丟失的信，引出一個靈魂的悲劇，勾起那個時代人們全部的、特有的、恐懼的心理狀態。我是從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感覺和心態，來把握小說，來把握那生活的。
這樣寫過，我忽然對自己心中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不那麽衝動了，也沒有把它迫不及待寫出來的渴望和勁頭；凝聚在心裏的某種力量，好像都在《啊！》裏發泄完了。大概我在當時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上，盡到了能力的極限。那麽，誰也不願意在自己已經越過的尺度上，來回重複。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寫了。漸漸，自覺或不自覺地離開了“傷痕文學”。
目光移到急劇變化、不斷更新、切身切膚的現實中。視野便從有限的“十年”擴展開來。這階段的寫作，即使牽涉到“文革”期間的生活，都把這生活打碎，而與更廣闊的生活歷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隻在10年中間轉來轉去了。生活愈寬，認識愈深。這樣，我偶爾寫些以“文革”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著昨天》、《雪夜來客》等，已然不是著意於對“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著意於對那些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思辨；而是著眼於人，一個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