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這兒我倒也應該感謝他，我雖然堅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沒有阻攔我，而且還幫了我一點小忙。
他說，“要到南昌去，至遲今晚上就要動身。我們回頭就要下戒嚴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別口令可以照發，明天就不能保險了。”
還有，也是他說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為他傳達一點意見：
“第一，我希望他們盡速退出南昌，因為我的部隊也要到南昌去，免致發生衝突。
“第二，我聽說他們要回廣東，我希望他們走東江，不要走贛南，因為我的部隊要走贛南回廣東，免致發生衝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們彼此不相幹犯，我希望革命委員會以後不要再用我張發奎的名義，做傀儡我不來。
“第四，我對政工人員一律以禮遣散，希望他們不要傷負了我的人。”
這些話我請他筆記下來，他很勉強地用鉛筆來在隨便一張紙頭上寫出了，但不肯簽名。不過，盡管不簽名，盡管用鉛筆，這總算是他自己的親筆文件了。
四
就和毀壞一個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樣，解散一個組織當然也是很容易的。沒有費上半天工夫，整個方麵軍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員都一律遣散了。但隻剩下四個人決定在當晚一同趕到南昌去。
這四個人是誰呢?便是李一氓、陽翰笙、梅龔彬和我。一氓是方麵軍政治部主任秘書，翰笙和龔彬是屬於四軍和十一軍的軍政治部的，職分我記不清楚了。我們是在下午六點鍾的時候聚齊。此外還帶了兩位勤務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務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務兵。這兩位勤務兵的姓名，我也記不清楚了。
戒嚴令是很嚴厲的，六點過後街上已經很少行人，車輛不用說更不能通行了。街頭隔不幾十步便有哨兵站崗，槍頭戴上刺刀，如臨大敵。我們依然是穿著軍服的，在天光還不十分暗淡的時候，當然可以通行無阻。
那天是特別陰晦的一天，等我們快要走到火車站的時候，天色已經朦朧下來了。於是“口令!”……“特別口令!”的叫唱，把那嚴肅的氣象弄得更加嚴肅。
在車站附近的一條側街上，替我扛著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條的我的大勤務兵，突然把擔子放下，當街向著我跪了下來，流著眼淚，向我叩頭。
我們都吃了一驚，問他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哭著把意思說出了：“請饒恕我吧，我家裏還有一位八十歲的老母親!”
這位勤務兵是湖北人，他是從武漢跟著我來的，看起來很雄壯，沒有想出才這樣膽小。他自然以為我們是上殺場，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說!但也隻怪我們以貌取人，在事前沒有經過一道甄別。
這有什麽辦法呢?隻好請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過手來自己提。
五
車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謝的，尤其是鐵路工友。
火車的交通已經停止了，據說在塗家埠以南有一道鐵橋被炸斷了，火車頭留在九江的也隻有兩個，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隻好乘手搖車，但保不定能夠到達。
車站上的人叫我們不要去，認為很危險。他們又說，外邊還有這樣的風聲，說不定南昌那邊還要打過來。
但我們堅決要去，請他們準備手搖車。他們答應了。北伐期中，鐵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組織的，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來歷，尤其自告奮勇，願意把我們送到南昌去。
手搖車是一種正方形的木板車，下麵四個滾子放在鐵軌上，上麵橫置著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長椅，可以並坐三兩個人。搖車的人站在椅背後，搖著兩邊的發動機，車子便自然滾動起來。
我們連人帶行李占了兩架手搖車，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務兵占一架，翰笙和龔彬占一架，每架兩位工友替我們搖，搖起來的速度，似乎和火車的速度相差得並不怎麽大。
是漆黑的夜，沒有月，也沒有星。除掉到了車站，站上的電燈顯得分外輝煌之外，沿途隻於黑影森嚴中偶爾露出一些農家的燈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燈火，好像是親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崗，走不好遠便有“口令!”“特別口令!”的吶喊，在這之中還可以聽出扳機柄的聲音。
工友們很賣力。他們是輪流換班的，搖得二三十分鍾光景便要換班一次。那樣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在車站上，車上的人把車停著，隻要向暗中一呼喚，便有回應的聲音，接著便有人提起燈來換班。一聽了我們的來歷，新來的人又勇氣百倍地接著把我們搖向前去。我們在路上換了好幾班。在夜深應該睡覺的時候，要工友們起來作分外的服務，但卻不曾聽見他們出過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謝的事啊!我們是南麵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麵王一樣!
我們不斷地劈進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蕩的長風來，感受著萬斛的涼味。
六
到了德安車站，已經是半夜過後將近一點鍾的時候了。
月台上，橫七豎八地堆積著一些貨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兒守衛。
雖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應對上來了，但士兵們一定要我們停車，不準我們過去。
一位短小精幹的人來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廣東人，哨兵向他敬禮，稱呼他是排長。
我對他說：“我是黨代表，受了總指揮的囑託，有重要的使命要趕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經官話化了的廣東話，鐵麵無情地回答說：“唔得!就係總指揮自己來，也唔得過!一定要有營長命令先至得!”
“營長是不是在車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裏!”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聽晨我同呢一道見渠去。”
真不愧是“鐵軍”的少校，斬釘切鐵地說了這幾句話，他又各自回車站裏去了。
士兵裏麵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帶著同情安慰的意思說，這德安是最後一道防線啦，不是輕易可以通過的。前麵十裏路光景，還有一個尖兵站，這兒就算通過了，那兒你也通不過。
“你們的營長姓什麽?”
“姓張，張總指揮的張。”
糟糕!這一張比那一張更難說話，我開始有點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張發奎在玩花頭，當麵做人情，背地裏擺這一關來讓我們不能過。
但是有什麽辦法呢?過不了的，的確就是張總指揮自己來也怕過不了。我們便決計在車站上過夜了。
搖車的工友們是有朋友的，他們要我們跟著他們去找一個宿處，我們謝卻了。四個人加上一個小勤務兵，就坐在那手搖車上，睡了一個半夜。
七
德安城離車站還有五六裏路光景，那是在鐵路東麵。第二天清早，在八點鍾左右，我們算得到那位廣東排長的許可，讓小勤務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們四個人進城去見營長。他自己並沒有陪伴我們，而是派了兩位士兵荷著槍，上著刺刀，把我們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營長通過電話，而得到營長的許可，叫他那樣做的。照官製，黨代表和總指揮是平行的，而且有監軍的任務，一個營長就勞他的尊駕，親自到車站上來迎接迎接，論理也還應該。不過在這樣內部起分化時的黨代表，事實就等於“共產黨的代表”，派兩位武裝的兵士來護送，倒是最合格了。
他說，“要到南昌去，至遲今晚上就要動身。我們回頭就要下戒嚴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別口令可以照發，明天就不能保險了。”
還有，也是他說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為他傳達一點意見：
“第一，我希望他們盡速退出南昌，因為我的部隊也要到南昌去，免致發生衝突。
“第二，我聽說他們要回廣東，我希望他們走東江，不要走贛南，因為我的部隊要走贛南回廣東，免致發生衝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們彼此不相幹犯，我希望革命委員會以後不要再用我張發奎的名義，做傀儡我不來。
“第四，我對政工人員一律以禮遣散，希望他們不要傷負了我的人。”
這些話我請他筆記下來，他很勉強地用鉛筆來在隨便一張紙頭上寫出了，但不肯簽名。不過，盡管不簽名，盡管用鉛筆，這總算是他自己的親筆文件了。
四
就和毀壞一個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樣，解散一個組織當然也是很容易的。沒有費上半天工夫，整個方麵軍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員都一律遣散了。但隻剩下四個人決定在當晚一同趕到南昌去。
這四個人是誰呢?便是李一氓、陽翰笙、梅龔彬和我。一氓是方麵軍政治部主任秘書，翰笙和龔彬是屬於四軍和十一軍的軍政治部的，職分我記不清楚了。我們是在下午六點鍾的時候聚齊。此外還帶了兩位勤務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務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務兵。這兩位勤務兵的姓名，我也記不清楚了。
戒嚴令是很嚴厲的，六點過後街上已經很少行人，車輛不用說更不能通行了。街頭隔不幾十步便有哨兵站崗，槍頭戴上刺刀，如臨大敵。我們依然是穿著軍服的，在天光還不十分暗淡的時候，當然可以通行無阻。
那天是特別陰晦的一天，等我們快要走到火車站的時候，天色已經朦朧下來了。於是“口令!”……“特別口令!”的叫唱，把那嚴肅的氣象弄得更加嚴肅。
在車站附近的一條側街上，替我扛著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條的我的大勤務兵，突然把擔子放下，當街向著我跪了下來，流著眼淚，向我叩頭。
我們都吃了一驚，問他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哭著把意思說出了：“請饒恕我吧，我家裏還有一位八十歲的老母親!”
這位勤務兵是湖北人，他是從武漢跟著我來的，看起來很雄壯，沒有想出才這樣膽小。他自然以為我們是上殺場，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說!但也隻怪我們以貌取人，在事前沒有經過一道甄別。
這有什麽辦法呢?隻好請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過手來自己提。
五
車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謝的，尤其是鐵路工友。
火車的交通已經停止了，據說在塗家埠以南有一道鐵橋被炸斷了，火車頭留在九江的也隻有兩個，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隻好乘手搖車，但保不定能夠到達。
車站上的人叫我們不要去，認為很危險。他們又說，外邊還有這樣的風聲，說不定南昌那邊還要打過來。
但我們堅決要去，請他們準備手搖車。他們答應了。北伐期中，鐵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組織的，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來歷，尤其自告奮勇，願意把我們送到南昌去。
手搖車是一種正方形的木板車，下麵四個滾子放在鐵軌上，上麵橫置著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長椅，可以並坐三兩個人。搖車的人站在椅背後，搖著兩邊的發動機，車子便自然滾動起來。
我們連人帶行李占了兩架手搖車，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務兵占一架，翰笙和龔彬占一架，每架兩位工友替我們搖，搖起來的速度，似乎和火車的速度相差得並不怎麽大。
是漆黑的夜，沒有月，也沒有星。除掉到了車站，站上的電燈顯得分外輝煌之外，沿途隻於黑影森嚴中偶爾露出一些農家的燈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燈火，好像是親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崗，走不好遠便有“口令!”“特別口令!”的吶喊，在這之中還可以聽出扳機柄的聲音。
工友們很賣力。他們是輪流換班的，搖得二三十分鍾光景便要換班一次。那樣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在車站上，車上的人把車停著，隻要向暗中一呼喚，便有回應的聲音，接著便有人提起燈來換班。一聽了我們的來歷，新來的人又勇氣百倍地接著把我們搖向前去。我們在路上換了好幾班。在夜深應該睡覺的時候，要工友們起來作分外的服務，但卻不曾聽見他們出過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謝的事啊!我們是南麵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麵王一樣!
我們不斷地劈進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蕩的長風來，感受著萬斛的涼味。
六
到了德安車站，已經是半夜過後將近一點鍾的時候了。
月台上，橫七豎八地堆積著一些貨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兒守衛。
雖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應對上來了，但士兵們一定要我們停車，不準我們過去。
一位短小精幹的人來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廣東人，哨兵向他敬禮，稱呼他是排長。
我對他說：“我是黨代表，受了總指揮的囑託，有重要的使命要趕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經官話化了的廣東話，鐵麵無情地回答說：“唔得!就係總指揮自己來，也唔得過!一定要有營長命令先至得!”
“營長是不是在車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裏!”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聽晨我同呢一道見渠去。”
真不愧是“鐵軍”的少校，斬釘切鐵地說了這幾句話，他又各自回車站裏去了。
士兵裏麵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帶著同情安慰的意思說，這德安是最後一道防線啦，不是輕易可以通過的。前麵十裏路光景，還有一個尖兵站，這兒就算通過了，那兒你也通不過。
“你們的營長姓什麽?”
“姓張，張總指揮的張。”
糟糕!這一張比那一張更難說話，我開始有點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張發奎在玩花頭，當麵做人情，背地裏擺這一關來讓我們不能過。
但是有什麽辦法呢?過不了的，的確就是張總指揮自己來也怕過不了。我們便決計在車站上過夜了。
搖車的工友們是有朋友的，他們要我們跟著他們去找一個宿處，我們謝卻了。四個人加上一個小勤務兵，就坐在那手搖車上，睡了一個半夜。
七
德安城離車站還有五六裏路光景，那是在鐵路東麵。第二天清早，在八點鍾左右，我們算得到那位廣東排長的許可，讓小勤務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們四個人進城去見營長。他自己並沒有陪伴我們，而是派了兩位士兵荷著槍，上著刺刀，把我們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營長通過電話，而得到營長的許可，叫他那樣做的。照官製，黨代表和總指揮是平行的，而且有監軍的任務，一個營長就勞他的尊駕，親自到車站上來迎接迎接，論理也還應該。不過在這樣內部起分化時的黨代表，事實就等於“共產黨的代表”，派兩位武裝的兵士來護送，倒是最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