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今天，一下子便把好多革命的領導者喪失了。王若飛，秦博古，葉挺，鄧發，誰不知道都是一將當千的智勇雙全的人民服務員，老輩的黃齊老，幼年的葉揚眉，也都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光輝，然而一下子，這十一個人都粉身碎骨了。
他們是為了政協決議中關於憲草一部份的問題，飛回延安請示的。飛機在秦晉之交的黑茶山，因大霧誤觸山頭而誤事。就這樣給予了中國革命以無可補償的損失。
我們會說：這是由於偶然的災難嗎?
不，這完全是出於中美反動派聯合擺布出的一個魔陣!
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一幕，像曇花一現那樣，炫惑了很多的人，至今都還有人在迷戀而為之惋惜的。然而那一幕，整個是一套大騙局，由以後的時局發展直到今天，我們也應該明了了。那是美帝國主義特地派來了一位頭等大騙子，在我們眼前耍了一場大花槍，而在暗地裏替中國反動派布置了內戰陣勢。好多好心腸的中國人是被他騙著了。我們就是在這騙局中，把我們的一群卓越的領導者，四八烈士，喪失了的，我們能夠說這是偶然嗎?
四月八日那嗎，是不是那些革命領袖們也同樣受了騙呢?
不，我在這兒更敢於說出一千萬個“不”!
四八烈士中的一位王若飛兄，就時常這樣告訴我：
“假的，假的，但我們要把它弄假成真!”
我們請從這句話中，看取四八烈士和其他革命領袖們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吧!
郭沫若散文選集美帝誠然是我們的死敵，然而我們自己也應該反省一下了。美帝會騙人，而我們也實在太會受騙。就因為我們的太會受騙，所以逼得我們的領導者們不得不順應輿情，每每冒著更大的危險去走迂迴曲折的路。因此，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損失。四八烈士的犧牲是其中最顯著的一例罷了。
美帝的騙還在繼續，而我們的容易受騙也還在繼續呢。最近眼前的事——一個賣“原子筆”走江湖的小騙子雷諾，不是都把我們中國的一些“大科學家們”騙得啼笑皆非嗎?
是應該痛悔的時候了!我們在四月八日這一天，應該重新宣誓：我們要肅清我們自己的容易受騙，圖揀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來和中美反動派不共戴天!
(《華商報》1948年4月8日)
塗家埠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的第三天，那是陰鬱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兩人從廬山下來。我們是忙裏偷閑，在分外冷落的廬山上隻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時候，避暑勝地的廬山偏會冷落，說不定會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當時的局勢，那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了。
那時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蔣介石已經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殘餘，和武漢的所謂赤色政府對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樣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張作霖作戰，雖然打贏了，然而犧牲很大，而迎接出來的西北軍卻主張和南京妥協。就這樣，內麵潛伏著的反動勢力便抬起頭來，逼得投機分子們汪精衛和孫科之流逐漸右傾，解除了中國總工會的武裝，並解散了總工會和農民協會，而結果連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難了。
郭沫若散文選集武漢政府所依賴的唯一武力，是張發奎所領率的第四方麵軍，這裏包含著原有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還有賀龍的兩師人和葉挺的兩師人，軍容是相當盛大的。本來堅守著武漢，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作一堅強鬥爭，也未嚐不是辦法。但由於長江下遊的封鎖，汪精衛等的自私與無能，而更加上張發奎的想保全實力，終於全麵退讓，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軍隊，都移到南潯鐵路沿線來了。
塗家埠所假借的名義倒是很堂皇的，東下討伐南京蔣介石。但在實際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麵勾結，企圖寧、漢合作;軍事方麵的人，特別以“保護阿鬥”自居的張發奎，則是心存觀望。他之占據著南潯鐵路沿線，連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對我說過，是“進可以談，退可以走”。——還要向什麽地方退走呢?退回廣東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採取了新的動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將腐的果皮果核，而迸發出新的根苗來。那就是在八月一號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義。參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賀龍、葉挺的四師人，另外還有後來走了岔路的第十一軍的舊部。這樣一來，把張發奎的部屬幾乎抽成了一個真空。
避暑勝地的廬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二
我那時是第四方麵軍的“黨代表”，照例是兼攝著政治部主任的。我們跟著軍隊也到了九江。駐紮在一座已經放了暑假的教會學校裏麵。
我同張發奎通了電話，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揮部去商量善後的辦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間兩麵臨著庭園的樓房，陳設相當零亂，除張發奎之外，還有兩位新任軍長黃琪翔和朱暉日也在座。他們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沒有好一會，麵容都很頹喪而又興奮。
張發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決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張解散，我也同意了。這是一種革命的邏輯，在當時一般認為：凡是幹政治工作的都是共產黨。八一革命是共產黨發動的，所有的政工人員自然也應該共同進退了。
四方麵軍政治部雖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著我一道從總政治部分化出來的，它卻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華，單是騾馬我們就有四五十匹。這在二十年前，不要說一個政治部，就是一個師部或軍部都還沒有這樣的豪華。那些東西，我們既然拿不走，也就樂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人員一律以禮遣散，不作留難。
三
張發奎和我，本來是有些相當的友誼的。北伐期中，我們共同過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戰的時候，我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資格曾經上前線去慰勞，在新鄭我們作過一番深切的談話。我認為我們那時進河南作戰是錯誤了，應該趁著南京的勾結還未成功之前，先討蔣而後討張。他那時很尊重我的意見，說我們是誌同道合。故在回武漢之後，他升為第四方麵軍的前敵總指揮，也就邀請我做他的“黨代表”。但一從我做了他的“黨代表”之後，便由“誌同道合”一變而為“貌合神離”。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見，他一句口頭禪，便是“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於是我們的交情便進了一境，由“貌合神離”再變而為“分道揚鑣”了。
當我們在同意之下，決議解散政工組織之後，他卻關心到我個人的進退上來。他問我打算怎麽樣，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卻希望我能夠跟著他走。他說，他個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隊交給黃琪翔和朱暉日帶回廣東，希望我能夠幫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學生，懂日本話，夠做他的私人秘書，但我謝絕了。
他們是為了政協決議中關於憲草一部份的問題，飛回延安請示的。飛機在秦晉之交的黑茶山，因大霧誤觸山頭而誤事。就這樣給予了中國革命以無可補償的損失。
我們會說：這是由於偶然的災難嗎?
不，這完全是出於中美反動派聯合擺布出的一個魔陣!
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一幕，像曇花一現那樣，炫惑了很多的人，至今都還有人在迷戀而為之惋惜的。然而那一幕，整個是一套大騙局，由以後的時局發展直到今天，我們也應該明了了。那是美帝國主義特地派來了一位頭等大騙子，在我們眼前耍了一場大花槍，而在暗地裏替中國反動派布置了內戰陣勢。好多好心腸的中國人是被他騙著了。我們就是在這騙局中，把我們的一群卓越的領導者，四八烈士，喪失了的，我們能夠說這是偶然嗎?
四月八日那嗎，是不是那些革命領袖們也同樣受了騙呢?
不，我在這兒更敢於說出一千萬個“不”!
四八烈士中的一位王若飛兄，就時常這樣告訴我：
“假的，假的，但我們要把它弄假成真!”
我們請從這句話中，看取四八烈士和其他革命領袖們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吧!
郭沫若散文選集美帝誠然是我們的死敵，然而我們自己也應該反省一下了。美帝會騙人，而我們也實在太會受騙。就因為我們的太會受騙，所以逼得我們的領導者們不得不順應輿情，每每冒著更大的危險去走迂迴曲折的路。因此，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損失。四八烈士的犧牲是其中最顯著的一例罷了。
美帝的騙還在繼續，而我們的容易受騙也還在繼續呢。最近眼前的事——一個賣“原子筆”走江湖的小騙子雷諾，不是都把我們中國的一些“大科學家們”騙得啼笑皆非嗎?
是應該痛悔的時候了!我們在四月八日這一天，應該重新宣誓：我們要肅清我們自己的容易受騙，圖揀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來和中美反動派不共戴天!
(《華商報》1948年4月8日)
塗家埠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的第三天，那是陰鬱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兩人從廬山下來。我們是忙裏偷閑，在分外冷落的廬山上隻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時候，避暑勝地的廬山偏會冷落，說不定會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當時的局勢，那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了。
那時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蔣介石已經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殘餘，和武漢的所謂赤色政府對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樣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張作霖作戰，雖然打贏了，然而犧牲很大，而迎接出來的西北軍卻主張和南京妥協。就這樣，內麵潛伏著的反動勢力便抬起頭來，逼得投機分子們汪精衛和孫科之流逐漸右傾，解除了中國總工會的武裝，並解散了總工會和農民協會，而結果連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難了。
郭沫若散文選集武漢政府所依賴的唯一武力，是張發奎所領率的第四方麵軍，這裏包含著原有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還有賀龍的兩師人和葉挺的兩師人，軍容是相當盛大的。本來堅守著武漢，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作一堅強鬥爭，也未嚐不是辦法。但由於長江下遊的封鎖，汪精衛等的自私與無能，而更加上張發奎的想保全實力，終於全麵退讓，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軍隊，都移到南潯鐵路沿線來了。
塗家埠所假借的名義倒是很堂皇的，東下討伐南京蔣介石。但在實際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麵勾結，企圖寧、漢合作;軍事方麵的人，特別以“保護阿鬥”自居的張發奎，則是心存觀望。他之占據著南潯鐵路沿線，連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對我說過，是“進可以談，退可以走”。——還要向什麽地方退走呢?退回廣東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採取了新的動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將腐的果皮果核，而迸發出新的根苗來。那就是在八月一號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義。參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賀龍、葉挺的四師人，另外還有後來走了岔路的第十一軍的舊部。這樣一來，把張發奎的部屬幾乎抽成了一個真空。
避暑勝地的廬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二
我那時是第四方麵軍的“黨代表”，照例是兼攝著政治部主任的。我們跟著軍隊也到了九江。駐紮在一座已經放了暑假的教會學校裏麵。
我同張發奎通了電話，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揮部去商量善後的辦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間兩麵臨著庭園的樓房，陳設相當零亂，除張發奎之外，還有兩位新任軍長黃琪翔和朱暉日也在座。他們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沒有好一會，麵容都很頹喪而又興奮。
張發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決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張解散，我也同意了。這是一種革命的邏輯，在當時一般認為：凡是幹政治工作的都是共產黨。八一革命是共產黨發動的，所有的政工人員自然也應該共同進退了。
四方麵軍政治部雖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著我一道從總政治部分化出來的，它卻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華，單是騾馬我們就有四五十匹。這在二十年前，不要說一個政治部，就是一個師部或軍部都還沒有這樣的豪華。那些東西，我們既然拿不走，也就樂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人員一律以禮遣散，不作留難。
三
張發奎和我，本來是有些相當的友誼的。北伐期中，我們共同過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戰的時候，我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資格曾經上前線去慰勞，在新鄭我們作過一番深切的談話。我認為我們那時進河南作戰是錯誤了，應該趁著南京的勾結還未成功之前，先討蔣而後討張。他那時很尊重我的意見，說我們是誌同道合。故在回武漢之後，他升為第四方麵軍的前敵總指揮，也就邀請我做他的“黨代表”。但一從我做了他的“黨代表”之後，便由“誌同道合”一變而為“貌合神離”。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見，他一句口頭禪，便是“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於是我們的交情便進了一境，由“貌合神離”再變而為“分道揚鑣”了。
當我們在同意之下，決議解散政工組織之後，他卻關心到我個人的進退上來。他問我打算怎麽樣，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卻希望我能夠跟著他走。他說，他個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隊交給黃琪翔和朱暉日帶回廣東，希望我能夠幫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學生，懂日本話，夠做他的私人秘書，但我謝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