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幼年時分是遭受過這樣不幸的人。


    郭沫若散文選集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灑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背著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怕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吧。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隻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才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著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托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隻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隻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階段。一朵花上實在是采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那是大錯而特錯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著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剿了四川以後——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後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後聖母”。這天後宮在我們村裏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後宮去。那天後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裏路光景,裏麵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著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著一朵大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處都找不出。我們商量著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擎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著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什麽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後宮掏來的。我母親聽了便大大地生氣,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隻是連連嘆氣地說:“啊,娘生下了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們都哭了,但我也不知為什麽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麵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才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


    我們一麵挨打,一麵傷心。但我不知道為什麽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掏了一朵回來,為什麽就犯了這樣大的過錯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後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幹掉了吧?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地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著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為什麽使我父親、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


    鐵盔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f家裏人是這樣說,f村上的人也是這樣說。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裏,在f五歲發蒙的時候,在他家裏已經教出了不少的“頂子”了。


    f有次對我說過一段逸事,是他才發蒙時候的事情。


    ——“曾先生愛打人,尤愛打我們的腦袋。他的刑具是從籬柵上抽下來的斑竹。他一發作起來,便把那斑竹打在我們的頭上,打一下,斷一節。我們又不敢大聲哭,哭大聲了,他愈打得厲害。


    “小小的腦袋打出一頭的皰塊。晚上回家痛得不能著枕,隻是嚶嚶啜泣。


    “我們的母親知道了,母親最可憐我,大約因鐵盔為我年紀還小的原故,母親便替我尋出了一頂硬殼帽子來。那帽子怕是我們的父親或者祖父的年青時候戴舊了的。帽子既是硬殼做成,裏麵還有四個氈耳。


    郭沫若散文選集“這頂硬殼帽子便成了我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人來隻是打得空響,腦袋一點也不痛。


    “這個秘密在第三天上被我二哥知道了。他當時也不過才八九歲光景,他和我便要爭戴這頂‘鐵盔’。在家裏時母親不許他,進家塾時他在路上便替我奪去了,我竟傷心地哭了起來。弄到後來這個秘密連先生也知道了。


    “我們的曾先生終不愧是賢明的人,他以後打我們的頭腦不再隔著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們的帽子揭下,然後再打。


    “小小的腦袋又被先生打出一頭的皰塊,晚上睡覺,痛得不能著床,又隻是嚶嚶啜泣。


    “母親也無法可想了,隻是安慰我們說:‘乖兒,乖兒,以後好生聽先生的話,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們的頭腦便是這樣打出來了的。在我們幾位哥哥的頭上,皰塊雖然變成了‘頂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歲的時候便開辦了中學,我便和‘頂子’永遠絕緣了。”


    f的話便是這樣。


    但是f家裏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f村上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賣書


    我平生受苦了文學的糾纏,我想丟掉它也不知道有過多少次了。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一九一三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它們丟了。一九一四年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隻帶著一部《文選》。這是一三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走的時候本來也想丟掉它,是我大哥勸我,沒有把它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兩年,它被丟在我的箱裏,沒有取出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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