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文炳（廢名）《談新詩》
附記2：一個冷酷的人
大革命失敗後，他又秘密地回到上海，並悄然地丟下家人，到莫斯科去了。三年之後，他從蘇聯回來，已完全埋身於地下工作，連自己家的門口，也沒有踏進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親，在一個小菜館，同他見麵，不管痛苦、留戀、眼淚和怨訴，他又飄然地離開了。每次見到他和家人的分離，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為經常與他的家人往來，我親眼看見他老母親日夜流淚、夢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親為生活勞苦地掙紮，他的妻子慘白而寂寞的臉色，我都覺得他太冷酷了……
——樓適夷《話雨錄》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沈從文（1902—1988），現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學者。原名沈嶽煥，筆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鳳凰（今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1923年到北京自學並學習寫作，曾在北京大學旁聽。1924年後開始發表作品，並與胡也頻合編《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1928年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編輯《紅黑》、《人間》雜誌。翌年任教於中國公學。1930年起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任教。1934年起編輯北平和天津的《大公報》副刊《文藝》。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編輯《大公報》、《益世報》等文學副刊。
從1926年出版第一本創作集《鴨子》開始，沈從文出版了七十餘種作品集，至19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集《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駿圖》，中篇小說《一個母親》、《邊城》，長篇小說《舊夢》、《長河》，散文集《記胡也頻》、《記丁玲》、《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安排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工藝美術圖案及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致力於中國古代服飾及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出版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著作。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苦悶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沈從文坐火車從湖南來到北京。當他在前門車站下車時，出發時籌措到的37元路費——27元是退伍安置費，10元是向親戚朋友借的——已經隻剩下7元6角了。這個神情恍惚的年輕人麵對著浩蕩的人流和這個頹敗卻不失氣派的陌生的都市，覺得自己簡直卑微得就像是風中的一粒灰塵，風稍大一點，就會消失得不知所終。像所有那個時代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一樣，他的行囊是簡單的，不簡單的是裏麵放著《聖經》和《史記》兩本書，沈從文故鄉鳳凰古城這預示著他以後的寫作將在這兩本經典的引導下前行。這個高高瘦瘦的長身白臉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記簿上這樣填寫自己的身份：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沈從文在1920年代的最初幾個年頭來到北京的目標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後來的說法，他是相信了當時報紙上的說法，以為北京有的是上學的機會，隻要成了一個學者，就能加入到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中去。打算雖好，卻是需要錢才能實現的。接下來他會發現，盡管他做夢都想著成為一個大學生，但從來沒有哪一所大學願意錄取一個連新式標點都用不正確的鄉下人。
1924年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困頓無路的文學青年沈從文給素不相識的鬱達夫寫去一封訴苦信，請求援助。時任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的鬱達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館看望了他。當鬱達夫看到這個窮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輕人在一間冰冷的小屋子裏用凍僵的手寫著文稿時，他的心裏肯定湧起了一陣憐憫。他脫下自己的棉衣給他穿上，並帶他下館子吃飯。那時的沈從文，已經餓得走路都要腳步打飄了。刺骨的寒風和胃囊的收縮使他說話都打著哆嗦，費上好大勁才能把一句話說連貫。飯畢，跑堂結算餐費為1元7角，鬱達夫拿出5元結帳，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給了沈從文。多年之後，沈說起此事還為鬱達夫的慷慨而感激不已。
沈從文剛到北京的時候，在一家湘西人開辦的會館裏住了六個月，因業主和他沾點遠親，就沒有收房租。但離開那家會館後，直至他離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學周圍一些潮濕陰暗的公寓小客房裏。這些公寓包括清華、銀閘、漢園等。有一段時間他住的是煤堆倉庫，隻好在牆上開洞當窗戶。每個地方他都住不久，常因為拖欠房租被房東掃地出門。有時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滿了雪的河邊徘徊。如此困頓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與生俱來的文人天性，沈從文把他所有住過的房子都取了個雅號，叫做“窄而黴小齋”。
有親戚出於好心勸他回去，去湖南鄉下做個老總2什麽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從文告訴他們，正是因為在鄉下看多了殺人待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話雖這麽說，走在北京的街頭還是會有一種迷離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在北京的是另一個他，還有一個他，在老家的什麽地方做著一個小紳士，娶著一個有產者的女兒，說不定還學會了吸鴉片煙，做了兩任縣知事，有了四個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不出來，他的人生幾乎就是這樣一副規定了的模式。
附記2：一個冷酷的人
大革命失敗後，他又秘密地回到上海，並悄然地丟下家人，到莫斯科去了。三年之後，他從蘇聯回來，已完全埋身於地下工作，連自己家的門口，也沒有踏進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親，在一個小菜館，同他見麵，不管痛苦、留戀、眼淚和怨訴，他又飄然地離開了。每次見到他和家人的分離，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為經常與他的家人往來，我親眼看見他老母親日夜流淚、夢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親為生活勞苦地掙紮，他的妻子慘白而寂寞的臉色，我都覺得他太冷酷了……
——樓適夷《話雨錄》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沈從文（1902—1988），現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學者。原名沈嶽煥，筆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鳳凰（今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1923年到北京自學並學習寫作，曾在北京大學旁聽。1924年後開始發表作品，並與胡也頻合編《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1928年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編輯《紅黑》、《人間》雜誌。翌年任教於中國公學。1930年起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任教。1934年起編輯北平和天津的《大公報》副刊《文藝》。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昆明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編輯《大公報》、《益世報》等文學副刊。
從1926年出版第一本創作集《鴨子》開始，沈從文出版了七十餘種作品集，至19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集《蜜柑》、《雨後及其他》、《神巫之愛》、《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駿圖》，中篇小說《一個母親》、《邊城》，長篇小說《舊夢》、《長河》，散文集《記胡也頻》、《記丁玲》、《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安排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工藝美術圖案及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致力於中國古代服飾及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出版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著作。
流水十年：沈從文1922—1931
苦悶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陸軍步兵上士沈從文坐火車從湖南來到北京。當他在前門車站下車時，出發時籌措到的37元路費——27元是退伍安置費，10元是向親戚朋友借的——已經隻剩下7元6角了。這個神情恍惚的年輕人麵對著浩蕩的人流和這個頹敗卻不失氣派的陌生的都市，覺得自己簡直卑微得就像是風中的一粒灰塵，風稍大一點，就會消失得不知所終。像所有那個時代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一樣，他的行囊是簡單的，不簡單的是裏麵放著《聖經》和《史記》兩本書，沈從文故鄉鳳凰古城這預示著他以後的寫作將在這兩本經典的引導下前行。這個高高瘦瘦的長身白臉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記簿上這樣填寫自己的身份：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沈從文在1920年代的最初幾個年頭來到北京的目標是含糊不清的，照他後來的說法，他是相信了當時報紙上的說法，以為北京有的是上學的機會，隻要成了一個學者，就能加入到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中去。打算雖好，卻是需要錢才能實現的。接下來他會發現，盡管他做夢都想著成為一個大學生，但從來沒有哪一所大學願意錄取一個連新式標點都用不正確的鄉下人。
1924年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困頓無路的文學青年沈從文給素不相識的鬱達夫寫去一封訴苦信，請求援助。時任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的鬱達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館看望了他。當鬱達夫看到這個窮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輕人在一間冰冷的小屋子裏用凍僵的手寫著文稿時，他的心裏肯定湧起了一陣憐憫。他脫下自己的棉衣給他穿上，並帶他下館子吃飯。那時的沈從文，已經餓得走路都要腳步打飄了。刺骨的寒風和胃囊的收縮使他說話都打著哆嗦，費上好大勁才能把一句話說連貫。飯畢，跑堂結算餐費為1元7角，鬱達夫拿出5元結帳，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給了沈從文。多年之後，沈說起此事還為鬱達夫的慷慨而感激不已。
沈從文剛到北京的時候，在一家湘西人開辦的會館裏住了六個月，因業主和他沾點遠親，就沒有收房租。但離開那家會館後，直至他離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學周圍一些潮濕陰暗的公寓小客房裏。這些公寓包括清華、銀閘、漢園等。有一段時間他住的是煤堆倉庫，隻好在牆上開洞當窗戶。每個地方他都住不久，常因為拖欠房租被房東掃地出門。有時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滿了雪的河邊徘徊。如此困頓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與生俱來的文人天性，沈從文把他所有住過的房子都取了個雅號，叫做“窄而黴小齋”。
有親戚出於好心勸他回去，去湖南鄉下做個老總2什麽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從文告訴他們，正是因為在鄉下看多了殺人待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話雖這麽說，走在北京的街頭還是會有一種迷離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在北京的是另一個他，還有一個他，在老家的什麽地方做著一個小紳士，娶著一個有產者的女兒，說不定還學會了吸鴉片煙，做了兩任縣知事，有了四個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不出來，他的人生幾乎就是這樣一副規定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