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英國下議院聽證會上，有議員特別提到了蘇報案，詢問英國政府在移交章太炎等犯人的問題上，是不是已經有結論了？英國首相貝爾福回答：“已經電令駐北京公使閣下，根據英國政府的意見，不能引渡被關押者。”這立刻成了英國政府的官方態度。
1903年8月12日，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給駐華公使燾訥裏發電報，命令他：“如果要求工部局移交被關押者，你應該支持他們拒絕移交。考慮到最近在北京實施的野蠻處決，與道台達成的協議已構成拒絕移交的充分理由，我們不能容忍將蘇報案被關押者移交給清朝政府。”
有了英國方麵的明確態度，北京公使團很快達成共識，拒絕向清政府移交蘇報案案犯。上海領事團依據北京公使團的決議，致函兩江總督魏光燾，拒絕交出蘇報案被關押者。慶親王奕、兩江總督魏光燾等人都強烈反對，但是沒有用，洋人就是不交。
高層交涉不成，清朝官員隻好乖乖地回到法庭上來。蘇報案進入了下一步法庭交鋒，在這一過程中，中西法律觀念激烈碰撞，在中國法製史乃至近代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第五回 僵持不下
清政府外交交涉失敗，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來。於是，蘇報案在1903年12月3日開始了第三次公審。會審公廨成立了“額外公堂”，一共審訊了四天。法庭上的辯論異常火爆。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尤其是經過第一次公審後，章太炎和鄒容都對西方司法體製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現得謹慎穩重了許多。
在第一天的律師辯論環節，原告律師指控章太炎、鄒容發表激進言論，擾亂人心，犯了“煽動性誹謗罪”。被告律師堅持認為，在新聞出版領域，不僅要有寫作行為，而且還必須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圖和行為，這樣才能構成誹謗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師的訊問。章太炎說《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自己寫給康有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寫好後他寄給了康有為，並不知道怎麽被印刷出版的。對於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國慣例，說稱呼統治者私人名字並不違法。律師問章太炎“小醜”兩個字怎麽解釋？章太炎笑而不答。
輪到鄒容出場了。鄒容說《革命軍》是他在日本讀書時寫的一篇作業，回國時，他把這篇作業留在了東京的中國學生俱樂部裏，回到上海後，才在一個報刊亭裏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這本書是怎麽被印刷出來的。鄒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學校作業，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發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鄒容的說法，不論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還是《革命軍》，都是盜版物，他們兩個人都是盜版行為的受害者。
要證明他們有罪，原告律師必須證明他們兩個人和出版發行環節有關係。
《革命軍》是由上海大同書局印刷發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圖書，風險很大，大同書局就在出版的時候採取了防範措施，封麵和內文都沒有寫出版社和印刷廠的名字。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是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發行，每本小冊子賣十個銅板。而且，兩本書的出版和發行都是在租界內完成的，清朝政府沒有辦法去調查出版方和印刷廠。況且在蘇報案發生後，《革命軍》等圖書在市場上立刻就消失了，想買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師很難證明這兩本書的出版發行和他們本人有直接關係。
章太炎、鄒容都堅決否認書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關。原告隻能指控兩位被告寫了不恰當的文章。可是，寫文章不犯法，寫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原告律師古柏畢竟是位有經驗的大律師，他揪住章太炎稱呼皇帝為小醜一事不放，企圖在文字上逼他們認錯。古柏先提出了一個兩難的問題，問章太炎：小醜這個詞用在中國皇帝身上是恭敬的還是不敬的？
這個問話是古柏精心準備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說“小醜”是不敬的用詞，就等於承認了自己對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說“小醜”是個敬辭，古柏馬上能找出證據來說這是個貶義詞，證明章太炎在說謊。
當時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個人都在暗自盤算著：這該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這是一個普通的稱呼。觀審的英國副領事這時候插話了：那不是不敬的嗎？章太炎堅持說：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總之，不管古柏怎麽問，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輪到鄒容的時候，鄒容一口咬定，自己沒有給《蘇報》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質詢環節，章太炎和鄒容都沒有讓原告律師抓住把柄。經過兩天的審訊，章太炎、鄒容並沒有讓清政府抓住什麽把柄，漸漸占據了優勢。
庭審的第三天是證人質詢環節。證人出庭，證明章太炎和鄒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動性。
被告方找來的證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個外國人，他認為普通人不會把《革命軍》這樣的小冊子當真。因為章太炎和鄒容兩個人的文章充滿情緒，語言離奇荒誕，如果不是被請來做證，他自己沒興趣看完這兩本小冊子。李德立的證言，顯然有利於被告方。
1903年8月12日，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給駐華公使燾訥裏發電報，命令他：“如果要求工部局移交被關押者，你應該支持他們拒絕移交。考慮到最近在北京實施的野蠻處決，與道台達成的協議已構成拒絕移交的充分理由，我們不能容忍將蘇報案被關押者移交給清朝政府。”
有了英國方麵的明確態度，北京公使團很快達成共識，拒絕向清政府移交蘇報案案犯。上海領事團依據北京公使團的決議，致函兩江總督魏光燾，拒絕交出蘇報案被關押者。慶親王奕、兩江總督魏光燾等人都強烈反對，但是沒有用，洋人就是不交。
高層交涉不成，清朝官員隻好乖乖地回到法庭上來。蘇報案進入了下一步法庭交鋒，在這一過程中，中西法律觀念激烈碰撞，在中國法製史乃至近代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第五回 僵持不下
清政府外交交涉失敗，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來。於是，蘇報案在1903年12月3日開始了第三次公審。會審公廨成立了“額外公堂”，一共審訊了四天。法庭上的辯論異常火爆。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尤其是經過第一次公審後，章太炎和鄒容都對西方司法體製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現得謹慎穩重了許多。
在第一天的律師辯論環節，原告律師指控章太炎、鄒容發表激進言論，擾亂人心，犯了“煽動性誹謗罪”。被告律師堅持認為，在新聞出版領域，不僅要有寫作行為，而且還必須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圖和行為，這樣才能構成誹謗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師的訊問。章太炎說《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自己寫給康有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寫好後他寄給了康有為，並不知道怎麽被印刷出版的。對於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國慣例，說稱呼統治者私人名字並不違法。律師問章太炎“小醜”兩個字怎麽解釋？章太炎笑而不答。
輪到鄒容出場了。鄒容說《革命軍》是他在日本讀書時寫的一篇作業，回國時，他把這篇作業留在了東京的中國學生俱樂部裏，回到上海後，才在一個報刊亭裏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這本書是怎麽被印刷出來的。鄒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學校作業，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發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鄒容的說法，不論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還是《革命軍》，都是盜版物，他們兩個人都是盜版行為的受害者。
要證明他們有罪，原告律師必須證明他們兩個人和出版發行環節有關係。
《革命軍》是由上海大同書局印刷發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圖書，風險很大，大同書局就在出版的時候採取了防範措施，封麵和內文都沒有寫出版社和印刷廠的名字。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是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發行，每本小冊子賣十個銅板。而且，兩本書的出版和發行都是在租界內完成的，清朝政府沒有辦法去調查出版方和印刷廠。況且在蘇報案發生後，《革命軍》等圖書在市場上立刻就消失了，想買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師很難證明這兩本書的出版發行和他們本人有直接關係。
章太炎、鄒容都堅決否認書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關。原告隻能指控兩位被告寫了不恰當的文章。可是，寫文章不犯法，寫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原告律師古柏畢竟是位有經驗的大律師，他揪住章太炎稱呼皇帝為小醜一事不放，企圖在文字上逼他們認錯。古柏先提出了一個兩難的問題，問章太炎：小醜這個詞用在中國皇帝身上是恭敬的還是不敬的？
這個問話是古柏精心準備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說“小醜”是不敬的用詞，就等於承認了自己對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說“小醜”是個敬辭，古柏馬上能找出證據來說這是個貶義詞，證明章太炎在說謊。
當時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個人都在暗自盤算著：這該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這是一個普通的稱呼。觀審的英國副領事這時候插話了：那不是不敬的嗎？章太炎堅持說：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總之，不管古柏怎麽問，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輪到鄒容的時候，鄒容一口咬定，自己沒有給《蘇報》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質詢環節，章太炎和鄒容都沒有讓原告律師抓住把柄。經過兩天的審訊，章太炎、鄒容並沒有讓清政府抓住什麽把柄，漸漸占據了優勢。
庭審的第三天是證人質詢環節。證人出庭，證明章太炎和鄒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動性。
被告方找來的證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個外國人，他認為普通人不會把《革命軍》這樣的小冊子當真。因為章太炎和鄒容兩個人的文章充滿情緒，語言離奇荒誕，如果不是被請來做證，他自己沒興趣看完這兩本小冊子。李德立的證言，顯然有利於被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