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納於夜間由洛陽來長途電話，稱於日落時抵洛，彼處離西安雖隻餘一小時半之飛行，然消息之沉寂，不減於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飛機三十餘架在西安上空飛行示威，目的欲告諭叛軍洛陽飛機場仍在中央之手，以張學良預令其駐洛直接指揮之炮隊占領機場之命令其部下實未遵行也。端納復稱：彼不問張學良有否復電，決於明晨飛赴西安。餘於是夜卒得張學良致端納電，歡迎其入陝，於是端納所乘飛機中途被擊之顧慮始得釋然矣。
時軍政部長已受命，在委員長未回京前執行指揮調遣全國軍隊之職權，空軍亦歸其統轄。然餘仍繼續進行“全國航空建設會”改組事宜，蓋不獨事務本身之重要未容諉卸，且努力從公亦暫時可使身心得所寄託。聞左右偶語，竟竊竊私議委員長已不諱，且謂即倖存，亦無生還望。諸人於麵對時未嚐不表示同情與慰藉，然一轉背間即充滿悲觀之空氣，而全國斥責西安叛將之怒焰則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餘個人於事變發動之初即決心與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將領作正義之周旋，任何犧牲、任何代價皆所不顧，至咒詛謾罵則非所願為，蓋餘深信唯誠摯與真理乃能建樹永久之基礎——此為餘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變而益堅。
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餘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故願中央諸公共信之，因此反覆申述，請各自檢點與忍耐，勿使和平絕望；更請於推進討伐軍事之前先盡力求委員長之出險。蓋戰事開始之後，委員長即不為其親自統率之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喪生，亦將為怨恨暴戾之叛軍所殘害。不料此時餘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瀰漫之重圍中矣。
或有責委員長不應輕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機者，餘即告之曰：“委員長若欲不愧為委員長，無論在何時何地皆應作冒險犧牲之準備。彼所朝夕縈心者為國家大計，更安有餘晷顧慮其個人之安全？策劃其安全者實非委員長份內之事，而為其部下及其左右義不容辭之責任。彼為其幹部者，實應隨時隨地敬謹注意，策其萬全。如委員長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顧慮，又安足為全國領袖哉？”
復有人言：“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餘又告之曰：“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舍委員長外，更有孰能領導全國者乎？”
當時群情激昂，主張紛雜：或言委員長殆已不諱矣，或言國家存亡應重於個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餘所主張之理由，詞色之間似謂“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丈夫而已”。餘乃詳告諸人曰：“餘雖為婦人，然餘發言絕非為營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員長之死果足為國家造福，則餘必首先勸其犧牲。唯目前處置西安叛變，若遽張撻伐之師，徑施轟炸，不獨使舉國所擁戴領袖之生命陷於危殆，即陝西數千萬無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災，且將使為國防而建設之國力浪作犧牲。故為國家計，不得不籲請諸公妥覓和平解決之途徑。願諸公深信我決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之婦人，今日此舉，實抑製情緒，抓緊現實，乃以公民之資格，要求以最少之犧牲，為國家與民眾解決此嚴重問題之癥結。倘餘夫或餘個人之犧牲可以為國家造絲毫福利者，餘必不假思索，力主犧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確將危及委員長之生命，而國難嚴重如今日，在餘心目中，在全國民眾之想念中，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連繫。此餘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證其安全也。諸公今日一麵盡可作陣地之配備，唯須力誡勿開槍、勿轟炸以啟釁，而一麵當乘此時機努力營救委員長出險。倘和平已至萬分絕望之時，再開始戰爭亦未為晚。凡餘對此大局之觀察以及餘所貢獻解決之方策，事後必能證實其不謬。深信諸公雖與我觀感兩歧，而態度之誠摯則同。餘今自信所取態度之不誤，必將竭全力以求我主張之實現。謾罵不足以懾服叛徒，更不足以解決現局，幸諸公深思之。”
餘言既，復明告彼等即親自飛往西安。群議譁然，以為不可，反對之聲紛至。蓋當時謠傳，血與火充塞西安，該處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觀者更以為委員長即未死，亦難倖免，故向餘進言時不曰餘此去決無收穫即勸餘勿作不必要之犧牲，不曰餘去被囚，徒令叛變者多一要挾我夫之憑藉，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質，徒擴大事件之糾紛。悲戚、失望繞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難，欲堅持我信仰更難。餘雖未受悲觀者之影響，然亦不禁黯淡悽愴，嚐自反問曰：豈我等求出生民於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後絕望時期耶？豈我等復興民族、建立國家之計劃果將從此毀滅耶？深思終不得解，然餘終堅持我信仰不舍，於是迷夢漸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糾正一切錯誤，唯有堅持我對上帝及全人類之信仰耳。
年來委員長出巡各省，餘必相隨，此次獨因病未果，深覺悵然。蓋餘每自信，倘餘在西安，局勢當不致惡化至此。然此種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煩擾，而群集我室者賓朋如雲，或進同情之辭，或索時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報告者，擾攘終朝，益增我之煩惱。
餘日無晷刻之閑，各機關首領紛紛向餘詢問對於應付現局之意見，尤以黃埔軍校同學代表要求指示為更切。軍校學生皆為餘夫親自教育之生徒，堅請訓話，餘不能卻，因向其集會作公開之演講。餘告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民眾對西安叛變之負責者怨恨憤怒已不可遏，諸生幸勿再以行動或語言刺激之。並告諸生：已囑端納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無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長與餘所得二電及西安將領之通電外，無片紙隻字可為憑藉。繼復誡之曰：“委員長撫愛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變，正為諸生敬謹遵行師訓之時。委員長統一全國軍隊之功績固為國人所樂道，然其手創之新生活運動更對國家精神建設有積極之貢獻。諸生既為彼忠實之信徒，不唯須努力繼續推行此運動，且應恪遵其信條為終生之圭臬。餘深信西安叛變者目睹其妄動所引起之全國反響，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誠意悔悟者，應開其自新之路，則談判之途逕自當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誠，我黃埔諸生當寬大為懷，迎其來歸，不究既往。”繼餘復言曰：“凡餘所言絕非為叛逆求開脫，蓋其妄動無開脫之可言。餘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動之影響國家者為如何可怖，求其及時悔悟、自贖其罪譴而已。”
時軍政部長已受命，在委員長未回京前執行指揮調遣全國軍隊之職權，空軍亦歸其統轄。然餘仍繼續進行“全國航空建設會”改組事宜，蓋不獨事務本身之重要未容諉卸，且努力從公亦暫時可使身心得所寄託。聞左右偶語，竟竊竊私議委員長已不諱，且謂即倖存，亦無生還望。諸人於麵對時未嚐不表示同情與慰藉，然一轉背間即充滿悲觀之空氣，而全國斥責西安叛將之怒焰則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餘個人於事變發動之初即決心與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將領作正義之周旋，任何犧牲、任何代價皆所不顧，至咒詛謾罵則非所願為，蓋餘深信唯誠摯與真理乃能建樹永久之基礎——此為餘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變而益堅。
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餘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故願中央諸公共信之，因此反覆申述，請各自檢點與忍耐，勿使和平絕望；更請於推進討伐軍事之前先盡力求委員長之出險。蓋戰事開始之後，委員長即不為其親自統率之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喪生，亦將為怨恨暴戾之叛軍所殘害。不料此時餘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瀰漫之重圍中矣。
或有責委員長不應輕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機者，餘即告之曰：“委員長若欲不愧為委員長，無論在何時何地皆應作冒險犧牲之準備。彼所朝夕縈心者為國家大計，更安有餘晷顧慮其個人之安全？策劃其安全者實非委員長份內之事，而為其部下及其左右義不容辭之責任。彼為其幹部者，實應隨時隨地敬謹注意，策其萬全。如委員長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顧慮，又安足為全國領袖哉？”
復有人言：“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餘又告之曰：“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舍委員長外，更有孰能領導全國者乎？”
當時群情激昂，主張紛雜：或言委員長殆已不諱矣，或言國家存亡應重於個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餘所主張之理由，詞色之間似謂“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丈夫而已”。餘乃詳告諸人曰：“餘雖為婦人，然餘發言絕非為營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員長之死果足為國家造福，則餘必首先勸其犧牲。唯目前處置西安叛變，若遽張撻伐之師，徑施轟炸，不獨使舉國所擁戴領袖之生命陷於危殆，即陝西數千萬無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災，且將使為國防而建設之國力浪作犧牲。故為國家計，不得不籲請諸公妥覓和平解決之途徑。願諸公深信我決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之婦人，今日此舉，實抑製情緒，抓緊現實，乃以公民之資格，要求以最少之犧牲，為國家與民眾解決此嚴重問題之癥結。倘餘夫或餘個人之犧牲可以為國家造絲毫福利者，餘必不假思索，力主犧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確將危及委員長之生命，而國難嚴重如今日，在餘心目中，在全國民眾之想念中，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連繫。此餘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證其安全也。諸公今日一麵盡可作陣地之配備，唯須力誡勿開槍、勿轟炸以啟釁，而一麵當乘此時機努力營救委員長出險。倘和平已至萬分絕望之時，再開始戰爭亦未為晚。凡餘對此大局之觀察以及餘所貢獻解決之方策，事後必能證實其不謬。深信諸公雖與我觀感兩歧，而態度之誠摯則同。餘今自信所取態度之不誤，必將竭全力以求我主張之實現。謾罵不足以懾服叛徒，更不足以解決現局，幸諸公深思之。”
餘言既，復明告彼等即親自飛往西安。群議譁然，以為不可，反對之聲紛至。蓋當時謠傳，血與火充塞西安，該處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觀者更以為委員長即未死，亦難倖免，故向餘進言時不曰餘此去決無收穫即勸餘勿作不必要之犧牲，不曰餘去被囚，徒令叛變者多一要挾我夫之憑藉，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質，徒擴大事件之糾紛。悲戚、失望繞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難，欲堅持我信仰更難。餘雖未受悲觀者之影響，然亦不禁黯淡悽愴，嚐自反問曰：豈我等求出生民於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後絕望時期耶？豈我等復興民族、建立國家之計劃果將從此毀滅耶？深思終不得解，然餘終堅持我信仰不舍，於是迷夢漸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糾正一切錯誤，唯有堅持我對上帝及全人類之信仰耳。
年來委員長出巡各省，餘必相隨，此次獨因病未果，深覺悵然。蓋餘每自信，倘餘在西安，局勢當不致惡化至此。然此種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煩擾，而群集我室者賓朋如雲，或進同情之辭，或索時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報告者，擾攘終朝，益增我之煩惱。
餘日無晷刻之閑，各機關首領紛紛向餘詢問對於應付現局之意見，尤以黃埔軍校同學代表要求指示為更切。軍校學生皆為餘夫親自教育之生徒，堅請訓話，餘不能卻，因向其集會作公開之演講。餘告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民眾對西安叛變之負責者怨恨憤怒已不可遏，諸生幸勿再以行動或語言刺激之。並告諸生：已囑端納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無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長與餘所得二電及西安將領之通電外，無片紙隻字可為憑藉。繼復誡之曰：“委員長撫愛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變，正為諸生敬謹遵行師訓之時。委員長統一全國軍隊之功績固為國人所樂道，然其手創之新生活運動更對國家精神建設有積極之貢獻。諸生既為彼忠實之信徒，不唯須努力繼續推行此運動，且應恪遵其信條為終生之圭臬。餘深信西安叛變者目睹其妄動所引起之全國反響，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誠意悔悟者，應開其自新之路，則談判之途逕自當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誠，我黃埔諸生當寬大為懷，迎其來歸，不究既往。”繼餘復言曰：“凡餘所言絕非為叛逆求開脫，蓋其妄動無開脫之可言。餘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動之影響國家者為如何可怖，求其及時悔悟、自贖其罪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