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道教在唐代雖然成為正式的宗教，並與佛教具有同時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來，道、佛兩教的爭競，其勢仍未稍戢。當初唐之際，互爭尤烈，如史稱唐初三教之爭雲：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淵)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釋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佛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時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辟，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雲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曰：在己為德，及物為道，豈有頂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悅曰：三人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這是初唐開國時期，宗教在禦前辯論的第一回合，參加主要的對象，是道、佛兩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結論，卻以儒家為主的陸德明作了公允的評判，而且最後折衷，歸之儒理。後來開始道、佛兩教劇烈爭競的人物，雖然陰由宮廷的推波助瀾，而主使其事，當推太史令(類似現代的天文台長等職)傅奕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為黃冠(道士)，甚不得誌。既承革政，得誌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歷學，奕舉為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釋教事，十有一條。疏奏，不報。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之教，詞皆激切。後付廷議，宰相蕭瑀斥奕為妄，且雲：地獄正為此人設也。高祖復以奕疏，頒示諸儒，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有佛教法師法琳，作《破邪論》二卷以陳。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傅奕毀佛益力，乞行廢教之請，高祖因春秋高而遲遲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辯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於朝。帝由是悟奕等譽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詔書有雲：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違製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觀(道觀)三所，其餘天下各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太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
由此可見道、佛兩教的爭競，在初唐高祖時代，已經牽涉到宮廷內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與政治，始終結為不解之緣，殊足發人深省。
二、唐太宗與道佛兩教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陽，忽然對道、佛兩教的地位，下了一道製立憲法式的詔書，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議，結果無濟於事。他的詔書內容與事實經過，如史稱：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況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詔書頒發，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
唐太宗既以老子為祖宗，下了一道無須爭辯的詔書，而佛教徒中，偏有一個不通時務的老實人，硬要與之力爭教徒的政治地位，結果被流放於嶺南而卒，由此而見宗教心理的強頑，可笑亦甚可敬。如雲：
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豐度雋穎，內外兼明。攜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關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雲。伏見詔書，國家本係出自柱下，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章醮，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太宗覽表，壯其誌為教，遣宰相岑文本論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於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嘆惜。
唐初開國，崇奉道教的動機與宗旨，純出政治因素，是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門楣，初非如秦皇、漢武，或梁武帝等人，為求道成仙，以期長生不死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義學術，而有所軒輊於其間。然道教地位的確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後來唐太宗在貞觀二十年間，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師，自印度取經回國，從事佛經翻譯的事業，大開譯場，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與經費的供給，亦全賴太宗的扶植。太宗與玄奘之間，雖是君臣，而情猶師友，甚之他想要說服玄奘還俗來作宰相，並且親自為之製作著名的佛教文章——《聖教序》。雖在帝王專製的政治時代，但唐太宗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風，非常通達而合理，也並不因為與老君同宗的關係就欽定道教而為國教。
自初唐兩教互爭地位之後，歷世道、佛教徒，雖仍有小爭執，但皆無關宏旨，且因高宗以後，禪宗的興盛，道、佛合流的風氣，已漸趨明朗，中國文化的會通，也因之奠定基礎。肅宗以後，學術思想新興的浪潮，由韓愈一篇《諫迎佛骨表》開始，遂轉入唐以後的儒家與道、佛二氏的爭論，促成南北宋間理學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時代兩教爭衡的局麵了。佛教有會昌之難，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對於宗教獨有偏好之所致，但為時亦僅四、五年，即告平息。誠如《新唐書》所雲：
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
第二節 新興道教的呂純陽
初唐時期，基於帝王宗室觀念，雖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以後，因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歸來，從事佛經的迻譯，使佛教學術與傳教事業，由此普及朝野。高宗以後，佛教復展開為十宗學派，由此確立中國佛教的精神。禪宗的興起，融會儒、道、佛三家精粹，闡明心法，譬如孔雀開屏，聲光普耀，從此影響唐代文化，無微不入，雖門庭敵對如道教，亦已漸漸受其波動，互相援引挹注。道家隱士如孫思邈，一生修習神仙丹訣而兼通佛法。禪師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陰陽術數之學，以及天文、地理等學術，別創“大衍曆”而成為一代宗師，玄宗敬以國師之禮。如宋代大儒歐陽修，雖其生平反對佛教最切，但對於一行禪師的生平，敬服備至。此皆舉其素為人所習知犖犖大者而言，至於名山岩穴之士，隱跡仙人，尤不勝枚舉。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淵)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釋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佛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時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辟，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雲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曰：在己為德，及物為道，豈有頂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悅曰：三人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這是初唐開國時期，宗教在禦前辯論的第一回合，參加主要的對象，是道、佛兩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結論，卻以儒家為主的陸德明作了公允的評判，而且最後折衷，歸之儒理。後來開始道、佛兩教劇烈爭競的人物，雖然陰由宮廷的推波助瀾，而主使其事，當推太史令(類似現代的天文台長等職)傅奕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為黃冠(道士)，甚不得誌。既承革政，得誌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歷學，奕舉為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釋教事，十有一條。疏奏，不報。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之教，詞皆激切。後付廷議，宰相蕭瑀斥奕為妄，且雲：地獄正為此人設也。高祖復以奕疏，頒示諸儒，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有佛教法師法琳，作《破邪論》二卷以陳。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傅奕毀佛益力，乞行廢教之請，高祖因春秋高而遲遲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辯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於朝。帝由是悟奕等譽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詔書有雲：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違製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觀(道觀)三所，其餘天下各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太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
由此可見道、佛兩教的爭競，在初唐高祖時代，已經牽涉到宮廷內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與政治，始終結為不解之緣，殊足發人深省。
二、唐太宗與道佛兩教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陽，忽然對道、佛兩教的地位，下了一道製立憲法式的詔書，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議，結果無濟於事。他的詔書內容與事實經過，如史稱：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況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詔書頒發，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
唐太宗既以老子為祖宗，下了一道無須爭辯的詔書，而佛教徒中，偏有一個不通時務的老實人，硬要與之力爭教徒的政治地位，結果被流放於嶺南而卒，由此而見宗教心理的強頑，可笑亦甚可敬。如雲：
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豐度雋穎，內外兼明。攜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關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雲。伏見詔書，國家本係出自柱下，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章醮，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太宗覽表，壯其誌為教，遣宰相岑文本論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於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嘆惜。
唐初開國，崇奉道教的動機與宗旨，純出政治因素，是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門楣，初非如秦皇、漢武，或梁武帝等人，為求道成仙，以期長生不死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義學術，而有所軒輊於其間。然道教地位的確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後來唐太宗在貞觀二十年間，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師，自印度取經回國，從事佛經翻譯的事業，大開譯場，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與經費的供給，亦全賴太宗的扶植。太宗與玄奘之間，雖是君臣，而情猶師友，甚之他想要說服玄奘還俗來作宰相，並且親自為之製作著名的佛教文章——《聖教序》。雖在帝王專製的政治時代，但唐太宗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風，非常通達而合理，也並不因為與老君同宗的關係就欽定道教而為國教。
自初唐兩教互爭地位之後，歷世道、佛教徒，雖仍有小爭執，但皆無關宏旨，且因高宗以後，禪宗的興盛，道、佛合流的風氣，已漸趨明朗，中國文化的會通，也因之奠定基礎。肅宗以後，學術思想新興的浪潮，由韓愈一篇《諫迎佛骨表》開始，遂轉入唐以後的儒家與道、佛二氏的爭論，促成南北宋間理學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時代兩教爭衡的局麵了。佛教有會昌之難，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對於宗教獨有偏好之所致，但為時亦僅四、五年，即告平息。誠如《新唐書》所雲：
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
第二節 新興道教的呂純陽
初唐時期，基於帝王宗室觀念，雖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以後，因玄奘法師留學印度歸來，從事佛經的迻譯，使佛教學術與傳教事業，由此普及朝野。高宗以後，佛教復展開為十宗學派，由此確立中國佛教的精神。禪宗的興起，融會儒、道、佛三家精粹，闡明心法，譬如孔雀開屏，聲光普耀，從此影響唐代文化，無微不入，雖門庭敵對如道教，亦已漸漸受其波動，互相援引挹注。道家隱士如孫思邈，一生修習神仙丹訣而兼通佛法。禪師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陰陽術數之學，以及天文、地理等學術，別創“大衍曆”而成為一代宗師，玄宗敬以國師之禮。如宋代大儒歐陽修，雖其生平反對佛教最切，但對於一行禪師的生平，敬服備至。此皆舉其素為人所習知犖犖大者而言，至於名山岩穴之士，隱跡仙人，尤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