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三報邊警，命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可法又奏：“上遊左良玉，不過清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朦蔽若此。”[21]
聖旨所答，顯然出馬士英之手。所謂“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真正含意並非字麵上那麽含糊，而是實際認定上遊急、北兵不急。對此，史可法明確指出上遊與北兵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一個危及宗社（國家），一個僅為朝廷內部分歧，豈能同日而語？“輔臣”一語，更是徑指馬士英。
同時，在朱由崧召開的會議上，也爆發了爭論：時塘報洶洶。十九辛未（四月十九日），弘光召對，士英力請亟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默然，諸臣鹹為咋舌，於是北守愈疏矣。[22]
由此我們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願，確非“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揚，毋撤江防。計六奇還補充了第一手資料，那是其舅親眼所見。後者供職南京屯田署，當時就在召對現場：弘光召對時，群臣俱請禦北兵，弘光然之。獨馬士英大聲麵斥上曰：“不是這樣講，寧可失國於清。”雲雲。弘光不敢言。[23]
散會時，主張“禦北”的吳希哲邊走邊說：“賈似道棄淮、揚矣。”這應該是所有人的感受。大家心知肚明：明朝命運就此決定。奇怪的是，明知如此，而且“請禦北兵”意見明明占上風，決策卻仍由馬士英一手握定，連弘光也“不敢言”。權力這東西，說抽象很抽象，說具體極具體；馬士英的主張如此孤立，包括皇帝都站在另一邊，但勝利仍屬於他，這樣的結果就既具體又抽象。
之後，一如馬士英所願，黃得功、劉良佐過江，連史可法也被迫率部離開防地。“帝手書召可法入援，可法乃命侯方儼赴泗州，而親率師趨江寧。”可能馬士英擔心史可法不來，而讓朱由崧以親筆信召之，結果史可法隻是勞師空返一趟，“奉詔入援，抵燕子磯，左兵已為得功所敗，復令速還防。”[24]
七
書寫以上段落，很難控製對馬士英的憎厭。坦白講，這是一種很傳統的情緒，中國的讀書人大多不免為之左右，此即我們歷史觀上深入骨髓的“罵奸臣”義憤，用這種義憤寫成的小說戲劇，數不勝數。我曾就此以嚴嵩為題，專門寫文章指出其偏頗與狹隘。饒是如此，一遇具體人和事，這種習慣情緒還是止不住往外冒。
因而現在特意強調，不論把馬士英批倒批臭何其大快人心，都隻是理論上有意義，實際沒意義。假如我們將明之亡，歸咎於馬士英；抑或假設：若非老馬，明朝不至於亡，要亡也不至亡得這麽快——我們的見地，就相當膚淺幼稚以至於可笑了。明朝之敗，非敗於馬士英一人；明朝之亡，即使沒有馬士英也照亡無疑，包括滅亡速度都絲毫不受影響。
因為明朝的朽爛，是整體的、通體的。就像癌症晚期，癌細胞全身擴散，四處遊走，摘掉一個病變器官，又從別處再長出腫瘤，醫生見了，隻得縫上傷口，對病人說：回家去，能吃盡管吃，想玩抓緊玩——意即等死。
馬士英是明朝爛透軀體上的一個大病灶，比較顯眼，比較觸目驚心，僅此而已。其他病灶，或不那麽昭彰，不那麽著名、路人皆知，可是嚴重性和危害性一點不遜色。如曰不然，我們再來看看馬士英等文官之外明朝國家機器的另一係統——武人集團。
我們都還記得，南都定策後，史可法為南京設計了互為表裏的有內外兩道防線的防禦圈，明軍四大主力分布其間，聯手呼應。此即著名的“設四藩”。眼下，四藩中原駐揚州的高傑已死，還有駐於廬、六的黃得功，駐於鳳、泗的劉良佐，駐於淮安的劉澤清。其中，黃得功位置靠後，暫未與清軍接觸；另外二位，劉良佐和劉澤清，防地均和清軍正麵相向，算是首當其衝，那麽他們作何表現呢？
大清入淮安，總兵劉澤清遁。澤清聞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營南下。[25]
彼時淮安位置極重要，為由北而南之捷徑，於此渡淮，可直抵揚州，徑麵南京。甲申國變後，淮安即成幾乎所有南來者必經之路，顯貴雲集。別的不說，周、潞、崇、福四王，劉澤清、高傑等帥，都是先逃至淮安。馬士英的密使楊文驄正是在淮安覓得朱由崧，然後送往南京登了大寶。此時，清軍主力也走的這條路，由淮安而揚州，然後渡江。劉澤清鎮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揚巡撫路振飛把守，正規軍之外，尚有鄉兵勁卒數萬，一度是沿淮防衛最嚴、組織最佳之區域，以至於對馬士英本人，路振飛也毫不稍貸。定策後，馬士英為給朝廷施壓、取代史可法，從鳳陽率兵耀武揚威經淮安赴南京，路振飛照樣懲其違紀兵士。為此馬士英銜恨在心，掌權後罷路振飛，以姻親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與劉澤清根本沆瀣一氣，不到一年，路振飛任內井然有序的局麵，蕩然一空。作為江淮門戶，淮安雖駐重兵卻形同虛設，劉澤清與清軍照麵也不曾打，望風而逃，“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明季南略》敘至此，不禁切齒：廿一甲戌，清師渡淮。澤清真可斬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當必死守，苟延時日。清師雖盛，豈能飛渡耶！[26]
聖旨所答，顯然出馬士英之手。所謂“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真正含意並非字麵上那麽含糊，而是實際認定上遊急、北兵不急。對此，史可法明確指出上遊與北兵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一個危及宗社（國家），一個僅為朝廷內部分歧，豈能同日而語？“輔臣”一語，更是徑指馬士英。
同時，在朱由崧召開的會議上，也爆發了爭論：時塘報洶洶。十九辛未（四月十九日），弘光召對，士英力請亟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默然，諸臣鹹為咋舌，於是北守愈疏矣。[22]
由此我們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願，確非“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揚，毋撤江防。計六奇還補充了第一手資料，那是其舅親眼所見。後者供職南京屯田署，當時就在召對現場：弘光召對時，群臣俱請禦北兵，弘光然之。獨馬士英大聲麵斥上曰：“不是這樣講，寧可失國於清。”雲雲。弘光不敢言。[23]
散會時，主張“禦北”的吳希哲邊走邊說：“賈似道棄淮、揚矣。”這應該是所有人的感受。大家心知肚明：明朝命運就此決定。奇怪的是，明知如此，而且“請禦北兵”意見明明占上風，決策卻仍由馬士英一手握定，連弘光也“不敢言”。權力這東西，說抽象很抽象，說具體極具體；馬士英的主張如此孤立，包括皇帝都站在另一邊，但勝利仍屬於他，這樣的結果就既具體又抽象。
之後，一如馬士英所願，黃得功、劉良佐過江，連史可法也被迫率部離開防地。“帝手書召可法入援，可法乃命侯方儼赴泗州，而親率師趨江寧。”可能馬士英擔心史可法不來，而讓朱由崧以親筆信召之，結果史可法隻是勞師空返一趟，“奉詔入援，抵燕子磯，左兵已為得功所敗，復令速還防。”[24]
七
書寫以上段落，很難控製對馬士英的憎厭。坦白講，這是一種很傳統的情緒，中國的讀書人大多不免為之左右，此即我們歷史觀上深入骨髓的“罵奸臣”義憤，用這種義憤寫成的小說戲劇，數不勝數。我曾就此以嚴嵩為題，專門寫文章指出其偏頗與狹隘。饒是如此，一遇具體人和事，這種習慣情緒還是止不住往外冒。
因而現在特意強調，不論把馬士英批倒批臭何其大快人心，都隻是理論上有意義，實際沒意義。假如我們將明之亡，歸咎於馬士英；抑或假設：若非老馬，明朝不至於亡，要亡也不至亡得這麽快——我們的見地，就相當膚淺幼稚以至於可笑了。明朝之敗，非敗於馬士英一人；明朝之亡，即使沒有馬士英也照亡無疑，包括滅亡速度都絲毫不受影響。
因為明朝的朽爛，是整體的、通體的。就像癌症晚期，癌細胞全身擴散，四處遊走，摘掉一個病變器官，又從別處再長出腫瘤，醫生見了，隻得縫上傷口，對病人說：回家去，能吃盡管吃，想玩抓緊玩——意即等死。
馬士英是明朝爛透軀體上的一個大病灶，比較顯眼，比較觸目驚心，僅此而已。其他病灶，或不那麽昭彰，不那麽著名、路人皆知，可是嚴重性和危害性一點不遜色。如曰不然，我們再來看看馬士英等文官之外明朝國家機器的另一係統——武人集團。
我們都還記得，南都定策後，史可法為南京設計了互為表裏的有內外兩道防線的防禦圈，明軍四大主力分布其間，聯手呼應。此即著名的“設四藩”。眼下，四藩中原駐揚州的高傑已死，還有駐於廬、六的黃得功，駐於鳳、泗的劉良佐，駐於淮安的劉澤清。其中，黃得功位置靠後，暫未與清軍接觸；另外二位，劉良佐和劉澤清，防地均和清軍正麵相向，算是首當其衝，那麽他們作何表現呢？
大清入淮安，總兵劉澤清遁。澤清聞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營南下。[25]
彼時淮安位置極重要，為由北而南之捷徑，於此渡淮，可直抵揚州，徑麵南京。甲申國變後，淮安即成幾乎所有南來者必經之路，顯貴雲集。別的不說，周、潞、崇、福四王，劉澤清、高傑等帥，都是先逃至淮安。馬士英的密使楊文驄正是在淮安覓得朱由崧，然後送往南京登了大寶。此時，清軍主力也走的這條路，由淮安而揚州，然後渡江。劉澤清鎮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揚巡撫路振飛把守，正規軍之外，尚有鄉兵勁卒數萬，一度是沿淮防衛最嚴、組織最佳之區域，以至於對馬士英本人，路振飛也毫不稍貸。定策後，馬士英為給朝廷施壓、取代史可法，從鳳陽率兵耀武揚威經淮安赴南京，路振飛照樣懲其違紀兵士。為此馬士英銜恨在心，掌權後罷路振飛，以姻親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與劉澤清根本沆瀣一氣，不到一年，路振飛任內井然有序的局麵，蕩然一空。作為江淮門戶，淮安雖駐重兵卻形同虛設，劉澤清與清軍照麵也不曾打，望風而逃，“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明季南略》敘至此，不禁切齒：廿一甲戌，清師渡淮。澤清真可斬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當必死守，苟延時日。清師雖盛，豈能飛渡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