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兵舉事後，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況下，盡撤江北防線，強令各部向西集結。我們不便斷言，如果清軍南下同時沒有左良玉兵變，馬士英是否會組織對外敵的有效抵抗。我們隻是知道，當兵變發生而同時麵臨外敵時，馬士英作為國家領導人所下達的命令，是將外敵置予勿論，全力粉碎內部的叛亂。
他所認定的敵人是左良玉，不是滿清。這好像也沒太大問題。其一，左良玉確實是叛亂者，說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圖並不牽強，而那是頭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間，馬士英認為前者較後者威脅更大、更急；這是判斷問題，你可另有判斷，但不可以禁止他這麽判斷。因此，從冠冕堂皇角度，馬士英沒有什麽太可指責的。然而誰都知道裏麵有貓膩，幹脆說，誰都知道馬士英是公報私仇，但這話卻沒法擺到桌麵上，因為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極好。
對中國古代，人們存在一個誤解，以為君主製下無公權，權力是皇帝私有。肯定地說，並非那樣。如果去過一些古代衙門遺址，往往能在門外見到一塊石碑，上麵刻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幾個字。它無疑體現了一種公權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內，權力也受各種限製，不能隨心所欲。中國的問題，不在缺乏公權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權私有的製度設計（當然，那時的設計達不到現代水平，但跟相同歷史時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國的設計已算出眾），而在於中國人通常不能信守。他從小受教育曾經接受過公權的意識，也從文章和語言上反覆表示要忠於這意識，但一旦權力到手，卻完全背棄所諾。這就是心口不一。這現象的根因說來就很虛渺了，有人說是因為中國文化缺一個宗教本源，在此無暇深究。總之，中國人骨子裏普遍不接受公權真正被限製與私利隔絕，並非已經當上官的人這樣，一般民眾如果展開對權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興奮點。在這意義上，馬士英談不上“中國的敗類”，甚至也談不上特別壞的中國人，實際倒不如說，他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中國人。
他並不是滿清的“潛伏者”。我曾大膽設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裏麵沒有一個他恨之切齒的黃澍，馬士英態度也許能顛倒一下，變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歷史“剛好”不是這樣。這麽看歷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歷史總是被各種私慾撥弄來撥弄去，它的內涵往往還真的並非想像的那樣嚴肅。
不妨就具體看看，在馬士英的撥弄下，歷史變得怎樣地輕浮。《鹿樵紀聞》：陳洪範還，言王師（清軍）必至；士英惡之曰：“賊猶未滅，北兵不無後慮，豈能投鞭問渡？且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安江左。有四鎮在，何用多言！”[18]
他很早就了解到動態，而給予的回答，則前半可恥、後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無事，清、順雙方互掐，明朝即可安臥。這跟高起潛認為左良玉將同時受官軍和“闖賊”夾擊而不足為慮如出一轍。馬士英還說，姑不論清兵無法脫身南顧，就算來了，亦非大難臨頭，擺平之，舉手之勞。他憑什麽底氣這樣足？原來有兩個典故，即“赤壁三萬，淝水八千”，前為三國赤壁之戰，後係東晉淝水之戰。它們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第二，勝方（東吳、東晉）國都恰好都在南京。馬士英覺得，這足夠說明問題了！其實類似道理，我們當代曾經也很愛講：別人能做的，我們為什麽做不到？以及“我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之類。馬士英也無非是這意思。歷史既有先例，現實便有可能。在南京這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東吳、東晉做到的，大明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蠻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隻在想像中成立，在實際中不成立。赤壁、淝水兩戰固為奇蹟，分析起來卻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長江之天時地利、敵人驕兵心理……如欲歷史重演，須這些因素原封不動也在現實發生作用。從那時到現在，時間跨越了一千多年，所謂物是人非，甚至人非物亦不是。即以長江天險論，公元十七世紀與公元三五百年的條件比，此天險是否還是彼天險？而馬士英顯然以為這無關宏旨。於是，東吳、東晉“一戰而安江左”，明朝亦不難照樣再來一次。當然他內心亦未必真的相信這一點，關鍵是借兩個典故發現很好的說辭，達到抽調江北部隊以應左兵的目的。
民眾往往愛聽政治家的漂亮話，政治家擅長漂亮話往往也最得民眾愛戴。其實，凡是政治家講漂亮話的地方，都因那件事不足其介懷。比如馬士英提及滿清，一副“何足掛齒”的睥睨之色，很豪邁很有大無畏氣概。可談起左良玉，截然不同：已知左兵破安慶，黃澍在軍中，張亮（安慶巡撫）被執，士英正在擎觴，忽聞報，卮酒墮地。[19]
和《三國演義》“青梅煮酒論英雄”中劉備被曹操說破心事的表現，一模一樣。馬士英的心事，是左良玉不是滿清，清軍非沖他而來，左良玉的旗幟可是“清君側”。對他來說，清軍是紙虎，左良玉是真虎。“馬士英聞左兵東下，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20]為了左兵之事，馬士英竟將內閣丟下不管，一頭紮在兵部。兩者之間，他自然有所懼，也有所不懼。
他所認定的敵人是左良玉，不是滿清。這好像也沒太大問題。其一，左良玉確實是叛亂者，說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圖並不牽強，而那是頭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間，馬士英認為前者較後者威脅更大、更急；這是判斷問題，你可另有判斷，但不可以禁止他這麽判斷。因此，從冠冕堂皇角度，馬士英沒有什麽太可指責的。然而誰都知道裏麵有貓膩，幹脆說，誰都知道馬士英是公報私仇，但這話卻沒法擺到桌麵上，因為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極好。
對中國古代，人們存在一個誤解，以為君主製下無公權，權力是皇帝私有。肯定地說，並非那樣。如果去過一些古代衙門遺址，往往能在門外見到一塊石碑，上麵刻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幾個字。它無疑體現了一種公權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內，權力也受各種限製，不能隨心所欲。中國的問題，不在缺乏公權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權私有的製度設計（當然，那時的設計達不到現代水平，但跟相同歷史時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國的設計已算出眾），而在於中國人通常不能信守。他從小受教育曾經接受過公權的意識，也從文章和語言上反覆表示要忠於這意識，但一旦權力到手，卻完全背棄所諾。這就是心口不一。這現象的根因說來就很虛渺了，有人說是因為中國文化缺一個宗教本源，在此無暇深究。總之，中國人骨子裏普遍不接受公權真正被限製與私利隔絕，並非已經當上官的人這樣，一般民眾如果展開對權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興奮點。在這意義上，馬士英談不上“中國的敗類”，甚至也談不上特別壞的中國人，實際倒不如說，他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中國人。
他並不是滿清的“潛伏者”。我曾大膽設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裏麵沒有一個他恨之切齒的黃澍，馬士英態度也許能顛倒一下，變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歷史“剛好”不是這樣。這麽看歷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歷史總是被各種私慾撥弄來撥弄去，它的內涵往往還真的並非想像的那樣嚴肅。
不妨就具體看看，在馬士英的撥弄下，歷史變得怎樣地輕浮。《鹿樵紀聞》：陳洪範還，言王師（清軍）必至；士英惡之曰：“賊猶未滅，北兵不無後慮，豈能投鞭問渡？且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安江左。有四鎮在，何用多言！”[18]
他很早就了解到動態，而給予的回答，則前半可恥、後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無事，清、順雙方互掐，明朝即可安臥。這跟高起潛認為左良玉將同時受官軍和“闖賊”夾擊而不足為慮如出一轍。馬士英還說，姑不論清兵無法脫身南顧，就算來了，亦非大難臨頭，擺平之，舉手之勞。他憑什麽底氣這樣足？原來有兩個典故，即“赤壁三萬，淝水八千”，前為三國赤壁之戰，後係東晉淝水之戰。它們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第二，勝方（東吳、東晉）國都恰好都在南京。馬士英覺得，這足夠說明問題了！其實類似道理，我們當代曾經也很愛講：別人能做的，我們為什麽做不到？以及“我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之類。馬士英也無非是這意思。歷史既有先例，現實便有可能。在南京這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東吳、東晉做到的，大明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蠻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隻在想像中成立，在實際中不成立。赤壁、淝水兩戰固為奇蹟，分析起來卻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長江之天時地利、敵人驕兵心理……如欲歷史重演，須這些因素原封不動也在現實發生作用。從那時到現在，時間跨越了一千多年，所謂物是人非，甚至人非物亦不是。即以長江天險論，公元十七世紀與公元三五百年的條件比，此天險是否還是彼天險？而馬士英顯然以為這無關宏旨。於是，東吳、東晉“一戰而安江左”，明朝亦不難照樣再來一次。當然他內心亦未必真的相信這一點，關鍵是借兩個典故發現很好的說辭，達到抽調江北部隊以應左兵的目的。
民眾往往愛聽政治家的漂亮話，政治家擅長漂亮話往往也最得民眾愛戴。其實，凡是政治家講漂亮話的地方，都因那件事不足其介懷。比如馬士英提及滿清，一副“何足掛齒”的睥睨之色，很豪邁很有大無畏氣概。可談起左良玉，截然不同：已知左兵破安慶，黃澍在軍中，張亮（安慶巡撫）被執，士英正在擎觴，忽聞報，卮酒墮地。[19]
和《三國演義》“青梅煮酒論英雄”中劉備被曹操說破心事的表現，一模一樣。馬士英的心事，是左良玉不是滿清，清軍非沖他而來，左良玉的旗幟可是“清君側”。對他來說，清軍是紙虎，左良玉是真虎。“馬士英聞左兵東下，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20]為了左兵之事，馬士英竟將內閣丟下不管，一頭紮在兵部。兩者之間，他自然有所懼，也有所不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