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民劫掠的對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戶。後者一般蓄有家丁，莊園也築有圍堡，足以抵擋無組織的自發亂民。同時，中國鄉村龐大嚴密的宗族關係，也發揮了令亂民“兔子不吃窩邊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戰亂而生的大量逃亡者。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像中往往攜有浮財，是很好的洗劫對象——之所以說“想像中”，是因很多人倉皇而逃，實際已不名一文。
例如邊大綬。他最有名的事跡，是崇禎十五年在米脂縣令任上，毀李自成祖父、父親之墓，將骸骨“盡數伐掘”“聚火燒化”。甲申時，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與人“密謀欲興義師”。四月底，闖軍自北京潰退，一股部隊出現在任丘，將邊大綬捉住，五月初一啟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擊迫近，邊大綬乘隙逃出。後來他將這段經歷記為一文，題《虎口餘生紀》[8]。後半部分，記從闖軍逃脫後，孤身還家，一路親睹親歷“土賊”遍地的情形：遇二鄉民持梃，蓋搶營者，詢餘何來。餘詭雲：“亦搜物者。”舍之而南。餘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麵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村夫），各執槍棒，圍餘曰：“汝從賊來耶？”餘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餘曰：“赤身財與何藏！”盡上下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9]
之後晝伏夜出，白天藏身廢棄窯洞，“月出甚高，餘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磷光螢焰，殊非人境”。沿途討飯果腹，“凡經由土寇之叢藪處，餘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二十天後，終於接近故鄉，在肅寧縣西柳村遇見一位親戚，這才換掉乞丐裝，並留宿。睡了一夜，“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10]
邊大綬所經歷的，在當時北方四省極為普遍。《明季南略》稱“遍地皆白棒手與官兵搶奪，實甚於賊”。[11]所謂白棒手，是徒執一棍、到處行劫者。趙士錦四月十四日從東便門逃出北京，與人結伴南還。“至天津十裏許，過一村，其居民遙望予同行輩有七十餘騎，遂遠避高阜上。予等為言，予輩實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見情形紛亂如麻，到處有強人出沒。這種亂象，過了黃河始有緩減，但整個長江以北，氣氛仍極緊張，各鄉由士紳出麵組織民團，護村巡寨。這些民兵神經緊繃，常有過激反應；趙士錦寫道：“泰州城外，鄉兵防禦甚嚴。舟至即刀棘相向，奸與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兩人因此命喪黃泉，趙士錦本人腰部受重傷，強撐回到常熟家中，養傷百日始愈。
每當王朝終末，中國總有一段渙亂時光。其間，除嚴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眾滋擾現象。為什麽？並非中國的人性較別處為劣，實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時無任何管道與途徑，二三百年才等來一點點放縱的機會。換言之，王朝解體，便是小民集中宣洩之時。眼下大明的倒掉，遺老孤臣心如刀絞，而在芻蕘之夫，卻興高采烈，因為秩序終於不在，天下終於大亂。這樣的時刻，可謂千年一夢，古今所共；直到現代，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節，所談仍是這樣的問題：“農民在鄉裏選擇，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15]
四
然而，論證明王朝不得民心，並非本文的題旨。倘若那樣，此文幾乎可以說純屬多餘，因為歷來在明末農民暴亂問題上，以此為題旨的文章早就不可勝數。
本文之作，首先與另一個問題有關，亦即我曾經講過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為準——當然，你願意說它亡過兩次，亦無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禎自縊、北京城破，某種意義上，明朝崩潰了；但是，事後證明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隨著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它又活了過來，以完整的政權體係，繼續統治國中最大一片區域，直到整整一年後；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為俘虜被押回清軍占領下的南京，這象徵著中國的統治權正式易手，之後在福建、廣東、雲南以至緬甸，雖仍有明朝殘餘存在，卻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應位於1645年6月。
本文之論，即從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後兩次解體引出，或許，每個明史愛好者都曾注意到它，並和筆者一樣深為困惑：這兩次解體所喚起的反應，不論在士大夫階層，還是民間，差異極其懸殊。士大夫的表現，筆者已在《降附·名節》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談著重於民間方麵。
北京之崩，一般民眾的態度大致如前所述。從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晉冀魯豫鄉村的“土賊”蜂起，都說明百姓即便不是興高采烈，至少也與己無關、漠然以對。這還不包括民眾如何對待所謂“賊寇”。雖然我讀過的史料，幾無例外都對闖軍採取謾罵、詆毀，其中很多作者的學問、人品，筆者頗存敬意，但他們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賊寇”們在許多地方為民間所歡迎與追隨。雖然很多知識分子的著述避談這種情形，卻仍有蹤跡可察。在此，舉個比較生動的例子。闖軍節節勝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飛致信張國維：承問敝鄉事，言之憤鬱。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若謂其實行假仁假義也者。三月九日，偽官孫某到，誘士民颺去，溫言撫諭，共信為真。士民但求賒死，不顧孔孟道義，不顧祖宗德澤，並不顧一身節義，相率迎賊。[16]
例如邊大綬。他最有名的事跡，是崇禎十五年在米脂縣令任上，毀李自成祖父、父親之墓，將骸骨“盡數伐掘”“聚火燒化”。甲申時，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與人“密謀欲興義師”。四月底，闖軍自北京潰退，一股部隊出現在任丘，將邊大綬捉住，五月初一啟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擊迫近，邊大綬乘隙逃出。後來他將這段經歷記為一文，題《虎口餘生紀》[8]。後半部分，記從闖軍逃脫後，孤身還家，一路親睹親歷“土賊”遍地的情形：遇二鄉民持梃，蓋搶營者，詢餘何來。餘詭雲：“亦搜物者。”舍之而南。餘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麵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村夫），各執槍棒，圍餘曰：“汝從賊來耶？”餘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餘曰：“赤身財與何藏！”盡上下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9]
之後晝伏夜出，白天藏身廢棄窯洞，“月出甚高，餘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磷光螢焰，殊非人境”。沿途討飯果腹，“凡經由土寇之叢藪處，餘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二十天後，終於接近故鄉，在肅寧縣西柳村遇見一位親戚，這才換掉乞丐裝，並留宿。睡了一夜，“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10]
邊大綬所經歷的，在當時北方四省極為普遍。《明季南略》稱“遍地皆白棒手與官兵搶奪，實甚於賊”。[11]所謂白棒手，是徒執一棍、到處行劫者。趙士錦四月十四日從東便門逃出北京，與人結伴南還。“至天津十裏許，過一村，其居民遙望予同行輩有七十餘騎，遂遠避高阜上。予等為言，予輩實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見情形紛亂如麻，到處有強人出沒。這種亂象，過了黃河始有緩減，但整個長江以北，氣氛仍極緊張，各鄉由士紳出麵組織民團，護村巡寨。這些民兵神經緊繃，常有過激反應；趙士錦寫道：“泰州城外，鄉兵防禦甚嚴。舟至即刀棘相向，奸與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兩人因此命喪黃泉，趙士錦本人腰部受重傷，強撐回到常熟家中，養傷百日始愈。
每當王朝終末，中國總有一段渙亂時光。其間，除嚴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眾滋擾現象。為什麽？並非中國的人性較別處為劣，實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時無任何管道與途徑，二三百年才等來一點點放縱的機會。換言之，王朝解體，便是小民集中宣洩之時。眼下大明的倒掉，遺老孤臣心如刀絞，而在芻蕘之夫，卻興高采烈，因為秩序終於不在，天下終於大亂。這樣的時刻，可謂千年一夢，古今所共；直到現代，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節，所談仍是這樣的問題：“農民在鄉裏選擇，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15]
四
然而，論證明王朝不得民心，並非本文的題旨。倘若那樣，此文幾乎可以說純屬多餘，因為歷來在明末農民暴亂問題上，以此為題旨的文章早就不可勝數。
本文之作，首先與另一個問題有關，亦即我曾經講過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為準——當然，你願意說它亡過兩次，亦無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禎自縊、北京城破，某種意義上，明朝崩潰了；但是，事後證明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隨著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它又活了過來，以完整的政權體係，繼續統治國中最大一片區域，直到整整一年後；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為俘虜被押回清軍占領下的南京，這象徵著中國的統治權正式易手，之後在福建、廣東、雲南以至緬甸，雖仍有明朝殘餘存在，卻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應位於1645年6月。
本文之論，即從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後兩次解體引出，或許，每個明史愛好者都曾注意到它，並和筆者一樣深為困惑：這兩次解體所喚起的反應，不論在士大夫階層，還是民間，差異極其懸殊。士大夫的表現，筆者已在《降附·名節》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談著重於民間方麵。
北京之崩，一般民眾的態度大致如前所述。從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晉冀魯豫鄉村的“土賊”蜂起，都說明百姓即便不是興高采烈，至少也與己無關、漠然以對。這還不包括民眾如何對待所謂“賊寇”。雖然我讀過的史料，幾無例外都對闖軍採取謾罵、詆毀，其中很多作者的學問、人品，筆者頗存敬意，但他們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賊寇”們在許多地方為民間所歡迎與追隨。雖然很多知識分子的著述避談這種情形，卻仍有蹤跡可察。在此，舉個比較生動的例子。闖軍節節勝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飛致信張國維：承問敝鄉事，言之憤鬱。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若謂其實行假仁假義也者。三月九日，偽官孫某到，誘士民颺去，溫言撫諭，共信為真。士民但求賒死，不顧孔孟道義，不顧祖宗德澤，並不顧一身節義，相率迎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