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恐怕張養浩亦不能料，時隔三百年，令他感慨萬端的潼關，將再次如火如荼演繹“興亡”一幕。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尚書孫傳庭死之。”[4]西安門戶為之洞開，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順國，次日發兵，出潼關進軍北京。四個月後，從原路敗回，再過潼關。當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順清兩國集結大軍在潼關決戰。一月十二日潼關陷落，李自成率部從西安南逃，從此流竄。
一年多內，潼關迭麵世變。李自成四過潼關，兩番得意，兩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數月後相反，以“帝”入而以“寇”離。在他，此可謂成王敗寇、一線之間。但三百年前，為救濟饑民而來的張養浩，置身歷盡興亡的潼關，心中隻想到三個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無非興亡。然而，這字眼之於庶民卻可以說沒什麽關係。興也好，亡也罷，舊符換新桃，無非你方唱罷我登場。那些憂君之傷、亡國之痛，寫滿史冊，其實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懷，與真正的庶民多半無關。問題在於，修史的能力及權力，握於後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後人其實概無所知。而這往往成為盲點，使人不知不覺中以為正史野史的主題和感情，能夠反映時世、代表民心。
那是沒有的事。真實的時世、民心怎樣？崇禎末，北京流傳民諺：“隻圖今日，不過明朝。”一語雙關。又說：“韃子、流賊到門，我即開城請進。”[5]對於明亡，不悲痛，不眷戀，一言以蔽之，痛癢無關。這朝廷、這國家，不以人民願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聽取人民意見，人民沒有認同感，亡與不亡，幹我何事？所以趙士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現：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後，百姓粘‘順民’二字於帽上，往來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確實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會大禍臨頭，等到傳來消息“好了好了，不殺人了”，馬上恢復平靜。“奔走如故”幾個字，盡現民眾的無動於衷；占領軍要求帽上粘“順民”二字，無非一是表示順服，二來寓有“大順子民”之意，對此，大家也毫無心理障礙地接受。一代王朝轟然倒地，這場巨變，我們在將近四百年後說起，每每還有驚天動地之感，可當時京城民間，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簡直像什麽也沒發生。
無獨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類似表情。當時的啟蒙者倍感痛心，嘆為“麻木”，從中抽取出國民性。這固然不錯，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興亡，從來是權力者遊戲，無論怎樣，百姓所得不過是個“苦”字，那麽，怎能不“麻木”，又為何不“麻木”？作為經歷甲申之變的人，計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歸於“各自為心”[7]。這個總結，或者更在點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敗寇是你們之間的事，小民操什麽心！
三
不單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後的亂世，還被當做短暫的機會加以利用。
雖然同樣壓榨嚴重，但因土地瘠薄，氣候較差，物產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難。這也就是為什麽暴亂會在北方發展壯大。在中國，加入暴民行列，幾乎都是走投無路、萬不得已，但凡尚存一點餘地，就不致有此決斷。換言之，李自成百萬之眾，僅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貧之民，這以外，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人數更多。他們隻須很小的理由，就會迴避直接變身為“草寇”。骨子裏中國民眾都不願而且懼怕惹事，但這不表示心中不藏著不滿與怨恨。所謂“良民”，隻產生於幸福、合理的社會；在嚴重不公平的社會中，本質上沒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著“良民”表象，沒有一變而為“暴民”，不過是他們在忍氣吞聲與鋌而走險之間進行著換算，如果得不償失，大多數人就都選擇忍耐。顯而易見，忍耐雖苦，卻至少性命無虞。
不過，這以某種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為前提，比如說統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有自覺遵守法度的意願，他們認為，製度不僅對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製，其實也是從反方向體現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壞的社會，如果人們盡力不觸碰法度，通常不是出於擁戴和主動遵守，而是因為懼怕；一旦不必懼怕，法度便立刻顯出可笑和空洞的樣子，成為眾人亟欲突圍的對象。
甲申國變後就出現了這一幕。崇禎死亡消息傳開，一夜之間，京畿周遭立即“盜賊橫生”。闖軍占領北京的後期，軍紀失控，搶淫頻發，史家多有述載。但實際上，京城並非最亂的地域，真正亂得無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的廣大鄉村。這些地方，一時成為真空，法度蕩然；無數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的民眾，有如掙開束縛，趁機大行劫掠。如果說北京城內大順軍隊將卒所為，尚屬有組織的報復，則廣邈鄉間的情形，完全是無組織的混亂。平時隱忍壓抑的鄉民，此時一無所忌，紛紛變身為不曾加入起義軍的自發亂民。可以說，在這一刻，沒有庶民為崇禎之死如喪考妣，相反，倒被證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一年多內，潼關迭麵世變。李自成四過潼關，兩番得意，兩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數月後相反，以“帝”入而以“寇”離。在他，此可謂成王敗寇、一線之間。但三百年前，為救濟饑民而來的張養浩，置身歷盡興亡的潼關，心中隻想到三個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無非興亡。然而，這字眼之於庶民卻可以說沒什麽關係。興也好，亡也罷，舊符換新桃，無非你方唱罷我登場。那些憂君之傷、亡國之痛，寫滿史冊，其實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懷，與真正的庶民多半無關。問題在於，修史的能力及權力，握於後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後人其實概無所知。而這往往成為盲點，使人不知不覺中以為正史野史的主題和感情，能夠反映時世、代表民心。
那是沒有的事。真實的時世、民心怎樣？崇禎末，北京流傳民諺：“隻圖今日，不過明朝。”一語雙關。又說：“韃子、流賊到門，我即開城請進。”[5]對於明亡，不悲痛，不眷戀，一言以蔽之，痛癢無關。這朝廷、這國家，不以人民願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聽取人民意見，人民沒有認同感，亡與不亡，幹我何事？所以趙士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現：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後，百姓粘‘順民’二字於帽上，往來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確實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會大禍臨頭，等到傳來消息“好了好了，不殺人了”，馬上恢復平靜。“奔走如故”幾個字，盡現民眾的無動於衷；占領軍要求帽上粘“順民”二字，無非一是表示順服，二來寓有“大順子民”之意，對此，大家也毫無心理障礙地接受。一代王朝轟然倒地，這場巨變，我們在將近四百年後說起，每每還有驚天動地之感，可當時京城民間，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簡直像什麽也沒發生。
無獨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類似表情。當時的啟蒙者倍感痛心，嘆為“麻木”，從中抽取出國民性。這固然不錯，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興亡，從來是權力者遊戲，無論怎樣，百姓所得不過是個“苦”字，那麽，怎能不“麻木”，又為何不“麻木”？作為經歷甲申之變的人，計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歸於“各自為心”[7]。這個總結，或者更在點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敗寇是你們之間的事，小民操什麽心！
三
不單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後的亂世，還被當做短暫的機會加以利用。
雖然同樣壓榨嚴重，但因土地瘠薄，氣候較差，物產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難。這也就是為什麽暴亂會在北方發展壯大。在中國，加入暴民行列，幾乎都是走投無路、萬不得已，但凡尚存一點餘地，就不致有此決斷。換言之，李自成百萬之眾，僅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貧之民，這以外，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人數更多。他們隻須很小的理由，就會迴避直接變身為“草寇”。骨子裏中國民眾都不願而且懼怕惹事，但這不表示心中不藏著不滿與怨恨。所謂“良民”，隻產生於幸福、合理的社會；在嚴重不公平的社會中，本質上沒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著“良民”表象，沒有一變而為“暴民”，不過是他們在忍氣吞聲與鋌而走險之間進行著換算，如果得不償失，大多數人就都選擇忍耐。顯而易見，忍耐雖苦，卻至少性命無虞。
不過，這以某種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為前提，比如說統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有自覺遵守法度的意願，他們認為，製度不僅對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製，其實也是從反方向體現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壞的社會，如果人們盡力不觸碰法度，通常不是出於擁戴和主動遵守，而是因為懼怕；一旦不必懼怕，法度便立刻顯出可笑和空洞的樣子，成為眾人亟欲突圍的對象。
甲申國變後就出現了這一幕。崇禎死亡消息傳開，一夜之間，京畿周遭立即“盜賊橫生”。闖軍占領北京的後期，軍紀失控，搶淫頻發，史家多有述載。但實際上，京城並非最亂的地域，真正亂得無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的廣大鄉村。這些地方，一時成為真空，法度蕩然；無數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的民眾，有如掙開束縛，趁機大行劫掠。如果說北京城內大順軍隊將卒所為，尚屬有組織的報復，則廣邈鄉間的情形，完全是無組織的混亂。平時隱忍壓抑的鄉民，此時一無所忌，紛紛變身為不曾加入起義軍的自發亂民。可以說，在這一刻，沒有庶民為崇禎之死如喪考妣，相反，倒被證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