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根本不是夠不夠用的問題，而是慾壑難填，但凡貪婪便永遠沒個夠。
回到“三十而稅一”，願望甚好，卻實在隻是空想。簡單拿古今作對比，這思路本身有問題。且不說社會經濟水平與結構已有很大差異，即從製度和權力機器的發展變化論，十七世紀前後較諸紀元之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這裏講一個細節：錦衣衛。
明代錦衣衛起初為皇家私人衛隊或中央警衛部隊，後擴大職權，向秘密警察組織過渡。它由朱元璋創建，卻又於洪武六年由他親手解散，“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鹹徑法曹（還權於國家正式司法機構）。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獄。”[21]“靖難”後，成祖朱棣為加強偵伺箝製，重新起用了這組織，此後終明之世不再廢棄，反而大為膨脹。朱元璋時代，錦衣衛人數不曾逾於二千，到世宗嘉靖皇帝，卻達六萬以上，翻了三十倍。這數字，我們是從《明史》兩條記載分析而來。世宗本紀：十六年三月，“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22]刑法三：“世宗立，革錦衣傳奉官十六（十分之六），汰旗校十五（十分之五）。”[23]既然革去的三萬餘人為總數之一半，則未革之前錦衣衛規模應為六萬人以上。然而，這六萬餘人僅是其正式在編人員，即所謂“旗校”，此外錦衣衛還豢養了眼線、打手等眾多臨時僱傭人員。王世貞（他就生活在嘉靖年間）提供了這樣的數字：“仰度支者（靠錦衣衛開銷維持生活者）凡十五六萬人”。[24]十五六萬人好像也不算很多，殊不知，根據《明史》食貨誌，當時中國總人口從洪武至萬曆一直徘徊於五六千萬之間。[25]以五六千萬人口，而有十五六萬錦衣衛，若按比例換算（其間人口增長約二十倍），相當於現在中國十三億人口，要供應一支三百多萬人的秘密警察部隊。
這便是製度成本。從秦漢到明代，極權體製生長了小二千年，越來越嚴密，也越來越臃腫。錦衣衛這地道的皇家鷹犬，用途隻是為帝王看家護院，隻是令“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然而所耗費用，一分一厘均來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這一類帳，就明白何以“天下之賦日增”，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夠，現在漲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可見，黃宗羲回到古代的願望極好，可能性卻為零。而且以我們現代人看，問題遠遠不是退回古代、用時間減法方式所能解決。問題不出在時間上，出在製度上。時間隻是使製度的弊病益發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內在於製度當中。舊時代中國的批判者們，一旦對現實不滿，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們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對此暫點到為止，留待後麵再作討論。
關於人民賦稅如何被消耗，還可去了解另一個群體：宗藩。明立國後，就皇室子孫爵位製度做出規定，大的種類有四：親王、郡王、將軍和中尉。具體是，皇子封親王，親王諸子年滿十歲封郡王（親王長子為世子，將來襲親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26]這是一個龐大群體，連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統計，而以“二百餘年之間，宗姓實繁，賢愚雜出”一語了之。我們所見著的一個確切數字，出現在《穆宗實錄》。隆慶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祿、楊家相以及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他們說：國初，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共兩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宗支一年消耗的祿糧，超過了輸往京師總量的一倍。該數字中包含如下細節：一、這是截止於隆慶年的統計（之後明朝還有七八十年歷史），至此，明室宗支從區區四十九人，成長為近三萬人的“大部隊”；二、皇家女性後代並未計於其內；三、僅為“玉牒”登記在冊的名錄。
這近三萬之眾的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等，是怎樣從國家財年中拿走八百七十萬石的（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七“親王祿賜考、各府祿米、諸王公主歲供之數”，有具體的數目。例如就藩於開封的周王：周府：周王歲支本色祿米二萬石，襲封（第二代）歲支本色祿米一萬二千石，郡王初封歲支祿米二千石，襲封一千石，俱米鈔中半（半給糧食半折錢幣）。兼支：鎮國將軍歲支祿米一千石，輔國將軍歲支祿米八百石，奉國將軍歲支祿米六百石，鎮國中尉歲支祿米四百石，俱米鈔中半。[28]
周王這一脈所得是比較多的，其他親王基本為每年一萬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將軍、中尉等類推。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自序雲：“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換言之，如分攤到人頭上，中國民眾賦稅負擔極輕。我們用具體的史料來展示這一點。《明史》食貨誌載：嘉靖二年，禦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29]
回到“三十而稅一”，願望甚好，卻實在隻是空想。簡單拿古今作對比，這思路本身有問題。且不說社會經濟水平與結構已有很大差異，即從製度和權力機器的發展變化論，十七世紀前後較諸紀元之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這裏講一個細節：錦衣衛。
明代錦衣衛起初為皇家私人衛隊或中央警衛部隊，後擴大職權，向秘密警察組織過渡。它由朱元璋創建，卻又於洪武六年由他親手解散，“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鹹徑法曹（還權於國家正式司法機構）。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獄。”[21]“靖難”後，成祖朱棣為加強偵伺箝製，重新起用了這組織，此後終明之世不再廢棄，反而大為膨脹。朱元璋時代，錦衣衛人數不曾逾於二千，到世宗嘉靖皇帝，卻達六萬以上，翻了三十倍。這數字，我們是從《明史》兩條記載分析而來。世宗本紀：十六年三月，“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22]刑法三：“世宗立，革錦衣傳奉官十六（十分之六），汰旗校十五（十分之五）。”[23]既然革去的三萬餘人為總數之一半，則未革之前錦衣衛規模應為六萬人以上。然而，這六萬餘人僅是其正式在編人員，即所謂“旗校”，此外錦衣衛還豢養了眼線、打手等眾多臨時僱傭人員。王世貞（他就生活在嘉靖年間）提供了這樣的數字：“仰度支者（靠錦衣衛開銷維持生活者）凡十五六萬人”。[24]十五六萬人好像也不算很多，殊不知，根據《明史》食貨誌，當時中國總人口從洪武至萬曆一直徘徊於五六千萬之間。[25]以五六千萬人口，而有十五六萬錦衣衛，若按比例換算（其間人口增長約二十倍），相當於現在中國十三億人口，要供應一支三百多萬人的秘密警察部隊。
這便是製度成本。從秦漢到明代，極權體製生長了小二千年，越來越嚴密，也越來越臃腫。錦衣衛這地道的皇家鷹犬，用途隻是為帝王看家護院，隻是令“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然而所耗費用，一分一厘均來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這一類帳，就明白何以“天下之賦日增”，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夠，現在漲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可見，黃宗羲回到古代的願望極好，可能性卻為零。而且以我們現代人看，問題遠遠不是退回古代、用時間減法方式所能解決。問題不出在時間上，出在製度上。時間隻是使製度的弊病益發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內在於製度當中。舊時代中國的批判者們，一旦對現實不滿，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們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對此暫點到為止，留待後麵再作討論。
關於人民賦稅如何被消耗，還可去了解另一個群體：宗藩。明立國後，就皇室子孫爵位製度做出規定，大的種類有四：親王、郡王、將軍和中尉。具體是，皇子封親王，親王諸子年滿十歲封郡王（親王長子為世子，將來襲親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26]這是一個龐大群體，連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統計，而以“二百餘年之間，宗姓實繁，賢愚雜出”一語了之。我們所見著的一個確切數字，出現在《穆宗實錄》。隆慶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祿、楊家相以及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他們說：國初，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共兩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宗支一年消耗的祿糧，超過了輸往京師總量的一倍。該數字中包含如下細節：一、這是截止於隆慶年的統計（之後明朝還有七八十年歷史），至此，明室宗支從區區四十九人，成長為近三萬人的“大部隊”；二、皇家女性後代並未計於其內；三、僅為“玉牒”登記在冊的名錄。
這近三萬之眾的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等，是怎樣從國家財年中拿走八百七十萬石的（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七“親王祿賜考、各府祿米、諸王公主歲供之數”，有具體的數目。例如就藩於開封的周王：周府：周王歲支本色祿米二萬石，襲封（第二代）歲支本色祿米一萬二千石，郡王初封歲支祿米二千石，襲封一千石，俱米鈔中半（半給糧食半折錢幣）。兼支：鎮國將軍歲支祿米一千石，輔國將軍歲支祿米八百石，奉國將軍歲支祿米六百石，鎮國中尉歲支祿米四百石，俱米鈔中半。[28]
周王這一脈所得是比較多的，其他親王基本為每年一萬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將軍、中尉等類推。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自序雲：“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換言之，如分攤到人頭上，中國民眾賦稅負擔極輕。我們用具體的史料來展示這一點。《明史》食貨誌載：嘉靖二年，禦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29]